島內高度評價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的國家治理意涵

2020年6月30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以下簡稱《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第49號主席令予以公佈生效。島內主流輿論對該法給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認為該法體現“一國兩制”精神，凸顯中央政府治港的高度戰略性，為解決台灣問題提供了借鑒。

第一，《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體現“一國兩制”精神。

臺《經濟日報》社論指出，香港“一國兩制”的治理模式是以“確保一國主權為前提的兩種制度”，是為了促進香港經濟繁榮，當“兩制”威脅一國主權時就違反了基本條件，加以拘束乃天經地義。臺《旺報》社評指出，該法既是落實中央的全面管治權，突出了“一國”，也體現出特區的高度自治權，在國家安全這一中央事權領域仍然作出了“兩制”安排。臺《中時電子報》評論指出，香港回歸23年無一不變，更沒有50年不變的道理。沒有一個國家會面對外國勢力公然介入、支持武力暴動和“獨立運動”這樣的“改變”而無動於衷。“一國兩制”本具有創造性模糊的特徵，但不代表“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容許少數人繼續享有殖民時代的治外法權，也不意味著“兩制”下的民眾享有超越言論自由與參與暴亂的權利。該法的立法初衷在於確保“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中國統一聯盟前主席、《祖國》雜誌發行人戚嘉林認為，該法是香港首次將其現有地方性安全法律與大陸全國性國安法銜接相容，豐富“一國兩制”，是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重要一步。前稻江科技管理學院校長、中興大學歷史系所主任兼所長孫若怡認為，該法案是大陸在維護主權完整、推進法治管理、有效實踐“一國兩制”的目標上進一步完善化的里程碑。一年多來“港獨”的暴亂活動，多是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出錢資助煽動所致，其目的乃在欲以香港作為“反華抗中”的前進基地。該法的訂定、公佈與實施，頓時讓“港獨”與火中取栗的亂港分子瞬間瓦解四散潰逃。

第二，《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凸顯大陸治港的高度戰略性。

臺《旺報》社評指出，1997年回歸後，香港在繼續發揮中西橋梁作用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扮演著美國等西方國家嵌進大陸版圖的“特洛伊木馬”。從2014年“佔中運動”到2019年“修例風波”，香港長期處於“國家安全不設防”狀態，引起大陸決策層重視，去年底舉行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即提出“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支持特別行政區強化執法力量”。立法快刀斬亂麻的背後，可看到大陸從戰略高度調整香港內外部環境的思路，與改變不利現狀的決斷力。臺《中時電子報》評論指出，該法正式通過並生效，多位在示威圈活躍的香港“反對派指標人士”，紛紛宣佈退出政壇、解散團體，或出逃海外。這些昔日帶頭喊衝的人，見苗頭不對趕快跳船，顯現了該法的震懾力。戚嘉林認為，在美國舉國之力的強大政治經濟壓力下，該法毅然通過實施，展現了大陸面對民族統一大業，不懼任何國際威嚇，千山萬難獨行的大一統氣魄與決心。迄今為止，大陸仍願與台灣當局共議“一國兩制”，當然也包括“一國兩制”下中央和台灣地方、台北和台東地方等的安全運作細則。這對台灣而言或許是最後的歷史機會。萬一兩岸有事，對美國而言台灣只是其周邊利益，對大陸而言則是事涉民族韆鞦大義及東南半壁安全的核心利益，故必定全力相搏，完成統一，屆時其後果可能就是“一國一制”，台灣將喪失參與共同商議的機會。

第三，《香港國家安全法》 為解決台灣問題提供借鑒。

臺《聯合報》指出，從國際法角度看，香港已于1997年主權回歸中國，國家自對香港有權行使屬地屬人權威，在法理上是完全成立的。孫若怡認為，香港暴亂與兩岸分裂本質上都是近代中國因遭受列強侵略所遺留下來的問題；只要稍微有一點歷史文化意識與認識的人，必然會對中華民族的崛起懷抱渴望。真正的統治與有效的治理，除了軍權與外交權外，必然是行政、立法、司法和教育權，能緊握在自己的手中；該法出臺體現了香港真正的回歸，也為台灣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寶貴的殷鑒。戚嘉林認為，對任何國家而言，“民主自由”的底線是不可危及國家安全，如果觸及必然採取斷然舉措。檢視全球任何國家，包括西方美、英、德、法等國之國安法效力均覆蓋其所轄領土，惟獨香港回歸迄今一片空白，致使在“有心人士”運作下，23年來香港社會動輒出亂，國族認同異化。此時出臺香港國家安全法，結束了香港迄今無國安法的歷史，填補了港府在國安領域治理上無法可依的空白。

總之，島內主流輿論已經普遍認識到，《維護香港國家安全法》是確保“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的定海神針，彰顯了大陸國家治理的強大制度優勢。主動融入歷史發展大勢，從兩千三百萬台灣同胞的根本利益出發，準確把握“一國兩制”對於台灣未來以及台灣同胞福祉的深刻意義，才是島內執政黨的正確選擇。（作者 徐曉全 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華夏經緯網專稿 如需轉載請註明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