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關公文化及其現代性轉型

演講人：靳鳳林 演講地點：中國倫理學會講座 演講時間：2020年9月

 

 

靳鳳林 清華大學哲學博士，現任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倫理學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國倫理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倫理學會政治倫理委員會主任、北京倫理學會副會長。近年來主要從事政治倫理和比較倫理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先後主持和參與10多項國家和省部級重大、重點社科基金項目的研究工作，代表作有《追求階層正義：權力、資本、勞動的制度倫理考量》（人民出版社，2016年）、《祠堂與教堂：中西傳統核心價值觀比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等，在《哲學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雜誌發表論文200余篇，先後榮獲國家和省部級教學科研獎勵30余項。

 

 

山西運城解州關帝廟。資料圖片

 

關公文化，是指與關公相關的物態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心態文化的集合體。其中，關公的思想觀念、道德品質、人格氣質及其對國內外社會精神的深刻影響是歷史上的關公文化的核心支點。

 

學界談及文化傳統問題時，通常將其區分為“大傳統”與“小傳統”，前者指社會精英使用其所掌握的文字工具記載下來的文化傳統，它多半由思想家、宗教家、政治家所創造和主導；後者指城鄉社區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所代表的文化傳統，主要由下層大眾通過節日、禮俗等社會活動所體現和推動。

 

 

戲曲演員在馬來西亞吉隆坡一座關帝廟前表演（2018年攝）。新華社發

 

而歷史上的關公文化卻是集大傳統和小傳統于一身的綜合性文化現象，特別是在關公故里山西運城，關公文化呈現出自身的卓特品質，我們從這裡既可以清晰地看到關公文化史的源遠流長，也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從關羽、關公到關王、關帝不斷升騰的神聖火焰。

 

關公文化所蘊含的深層道德意蘊是什麼？我們如何從近兩千年的關公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來為中華民族的美好未來編織出更為瑰麗的壯闊圖景？對上述問題的回答構成了本次光明講壇所要講述的內容。

 

由人到神：多面關公的不斷擢升

 

關羽本是一個歷史人物，是東漢末年劉備集團的重要將領，經過近兩千年的歷史運演，今天已經成為我國民間信仰中最為著名的神祇之一。在中國古今社會，無論是繁華鬧市還是窮鄉僻壤，無論是廟堂之上還是凡夫家中，皆可尋覓到撲朔迷離乃至變化萬千的關公身影。關公的地位上升，不但使劉備、曹操、孫權、諸葛亮這些三國時代政治地位遠在關公之上的領袖人物黯然失色，甚至在民間能夠比肩代表高雅文化的“萬世師表”的孔子。

 

關公何以成為中華民族雅俗共賞的傑出神祇？要正確回答這一問題，就必須追根溯源。歷史上對關公最真實的記載出自西晉時期陳壽撰寫的《三國志·關羽傳》，但該書對關羽的記載僅有900多字。之後裴松之蒐集史料200多種，完成《三國志注》，多出原文十數倍，對關羽生平做了更為詳細的記述。在之後的歷代史書中，對關羽的記載多少不等，但真正將關羽形象推向高、大、上巔峰的作品，當屬元末明初羅貫中的長篇歷史小説《三國演義》。

 

綜合上述各種文字材料，可將關公的生平事跡概括如下：關公姓關名羽，字長生，後改為雲長，河東解良人，即今天的山西省運城市解州人，他生於西元160年，卒于西元219年。關羽年輕時除暴安良，曾怒殺當地惡霸呂熊，之後逃往外地，在河北涿州與劉備、張飛桃園三結義，在其50多年的戎馬生涯中，他馳騁疆場，輔佐劉備的三國鼎立大業。在近2000年的關公文化歷史發展過程中，關公文化留下了眾多遺存，作為關公故里的山西運城就是其中之一。據《關氏家譜》記載，當年關羽逃往外地後，官府欲將關姓族人趕盡殺絕，關羽父母年邁體弱，行動不便，為了不連累兒子，投井自溺而亡。關姓其餘族人被迫外遷，有的就近隱姓埋名，有的遠走他鄉，其中一支沿路向北，遷往安邑古村（即今天的山西運城北相鎮西古村）。運城當地有眾多關公文化遺存。比如目前為止發現的年代最久遠的關帝家廟，它位於運城市鹽湖區解州鎮常平村西，明代和清代經過多次擴建和修葺，于2006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此外還有著名的解州鎮關帝廟，是目前海內外保存最完整、規格制式最高、佔地面積最大的關帝廟，是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要尋找歷史上關公崇拜成為中華民族影響最為廣泛的神祇崇拜這個歷史現象的答案，就必須對關公由人到神的歷史流變過程及其被不斷擢拔昇華的運演軌跡進行探賾索隱。

 

歷史形成的關公文化中，關羽實際有多重面孔。

 

首先，正史記載中瑕不掩瑜的關羽。學界之所以將西晉陳壽的《三國志·關羽傳》視為記述關羽的可靠材料，不僅因《三國志》被列為正史使然，更因它是介紹關羽生平的最早史料，且《三國志》中的關羽是一個栩栩如生的凡人，在他身上既有卓爾不群的優點，諸如：忠義扶漢、勇冠三軍等；又有常人無可避免的缺點。如描寫早期關羽與劉備的關係時，“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別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週旋，不避艱險。”可見，關羽與劉備私下裏親密無間，但在公開場合又高度維護劉備至高無上的政治地位。描寫關羽心理活動和性格特質時，“羽聞馬超來降，舊非古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比誰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羽美須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這裡把關羽心高氣傲、爭強好勝、彰顯自我的人格特點述表現得淋漓盡致。也許正是因為陳壽對關羽瑕不掩瑜的客觀真實記述，才使《三國志·關羽傳》獲得了信史的可靠地位。

 

其次，文學藝術中完美無瑕的關公。關羽在世時就有關於他的各種傳説，被吳國殺害後，對他的各種傳聞更是廣泛流行于歷代市井説唱藝術之中，如元代關漢卿就寫有《關大王單刀會》《關張雙赴西蜀夢》等作品，但真正將歷史記載中真實的關羽昇華為“文學藝術中完美的關公”，羅貫中《三國演義》的功勞當拔頭籌。在該部長篇歷史小説中，“關羽”變成了“關公”，在人們心目中關公逐步演變為不可褻瀆、神聖無比的精神偶像和道德楷模。除小説之外，以關公題材為主的各種戲劇、雕塑、繪畫、楹聯等，也是歷代民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而改革開放後由中央電視臺拍攝的電視連續劇《三國演義》，更是借助現代傳媒技術，極大地強化了關公在人們心目中完美崇高的偉岸形象。

 

再者，民間信仰中無所不能的關公。關公在世時就已經被民間百姓所崇拜，後經一千多年的氤氳化潤，我國儒、釋、道三家均把其奉為神明，時至今日，他已經成為“三教通神”，在民間百姓的心目中，他更是演變成了“民間全神”和“萬能之神”。農民供奉關公，祈願天下太平，風調雨順；工人尊敬關公，祈願國泰民安，經濟繁榮；商人尊敬關公，意在發財致富，義中求利。僅以關公被尊為武財神為例，就有各種版本的傳説，其中之一是：關公年輕時曾以磨豆腐謀生，他精於理財記賬，發明瞭“日清簿”，商家效倣，稱關公為理財神。南方人則認為關公的青龍偃月刀鋒利無比，鋒利的“利”字和豐厚利潤的“利”字是同一字，故關公被視為武財神。

 

最後，封建王朝祀典中至上聖帝的關公。關公無論是生前還是死後，都曾獲得過封建王朝的大量封號和謚號，生前他曾被封為別部司馬、中郎將、徐州太守、偏將軍、漢壽亭侯、蕩寇將軍等。死後更是獲得歷代王朝的眾多謚號，特別是宋、元、明、清四代，在眾多皇帝的大力推崇下，關公的地位一路飆升，逐步成為皇家祀典中的至上聖神。如：宋徽宗趙佶封其為“崇寧真君”，宋高宗加封為“壯繆義勇武安王”；元文宗封關公為“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到了明代，對關公的謚號開始由“王”晉陞至”帝”，明萬曆四十二年，明神宗朱翊鈞加封關公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清代統治者對關公的封謚有增無減，乾隆三十二年，加封關公為“忠義神武靈佑關聖大帝”，光緒五年，對關公的封號長達26字，即“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讚宣德關聖帝君”。此外，清代對關公的崇拜做出了明確的制度性規定，即“縣縣設文廟（孔廟），村村設武廟（關廟）”，致使關帝廟的數量遠超孔廟，關帝由此成為全民崇拜的對象。

 

歷史上關公文化的核心內涵

 

歷史上的關羽之所以經歷由人到神的擢拔躍升，既有身居廟堂的高官顯貴出於維護統治利益需要而大力提倡使然，也有遙遠山村的草根小民為擺渡迷茫心靈而需要渡船所致，但從根本上講，還是因為關公的道德品行和人格氣質滿足了不同時代價值信仰重構的精神需求。質言之，在關公身上蘊含著歷史上的中華民族道德理想主義和倫理中心主義的歷史文脈中一以貫之的核心內容。那麼這種核心內容是什麼？主張剛、毅、直、儉者有之，認為孝、悌、忠、信者有之，可謂眾説多岐，未歸一是。筆者在此刪繁就簡，將關公文化道德意蘊的核心內涵歸納為：忠、義、仁、智、勇。

 

忠：“忠”在中國儒家道德倫理思想中佔有極端重要的位置，曾參對孔子思想作過概括：“夫子之道，一以貫之，忠恕而已。”孔子自己談到君臣相處之道時也説：“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宋代大儒朱熹將“忠恕”二字釋為：“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而在歷代皇帝給關羽的謚號中，“忠”字一直佔據核心位置。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歷史上的關羽以“興復漢室”“志存一統”作為人生的基本信念，以“春秋大義”“尊劉貶曹”作為自己的正統史觀，以“寧死不屈”“忠節相尚”作為自己的人格追求。當時劉備兵敗投靠袁紹，關羽被迫降曹仍舊維持對劉備的忠心。此後歷代封建王朝統治者之所以極力推崇關公，其目的之一就是要通過忠君守義、武藝高強的關公來激勵自己的文臣武將們能像關公一樣，盡忠心於君王，獻勇武于社稷。

 

義：作為中國傳統美德的重要範疇，“義”包含主體的道德人格、處理主體間利益關係的倫理準則等多重含義。首先，孔子把“義”作為區分君子與小人的重要標準，所謂“君子喻以義，小人喻以利”，“義”很多時候還被延伸為人外在儀錶的端莊合宜，如《説文》曰：“義，己之威儀也。”又雲：“義之本訓謂禮容各得其宜，禮容得宜則善矣。”其次，義被用來指涉處理主體間利益關係的倫理準則，如先義後利，以義制利等，《孟子·告子上》言：“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義者也。”在關公身上，“義”是僅次於“忠”的重要道德品格，同時也是關公為人處世的基本倫理準則。就其“義士”品格而言，在正史《三國志》以及文學作品《三國演義》中，關公都保持“守信重義”的義士形象，忠義、節義、恩義、情義、仁義都與關公相聯繫。值得注意的是，關公的義士形象也體現在後人作品對其儀容儀貌的描繪上面，很多小説將關公美化為“身長九尺髯長二尺，面如重棗，唇若涂脂，丹鳳眼，臥蠶眉”的儀態軒昂、正氣凜然的英雄形象。除此之外，關公文化中包含的眾多民間傳説，也反映了關公處理義利關係時所遵循的“先義後利”原則，如湖北荊州是歷史上關公事業巔峰和功敗垂成之地，當地就流行著一種傳説，當年關公鎮守荊州，曾有一些地痞流氓侵害當地商家利益，關公秉公辦案，在制裁各種不法行為的同時，鼓勵商家要“重諾守信”“童叟無欺”，於是，當地眾多商家懸挂關公畫像于店中，既是要借關公威名自我保護，也是要彰顯本店秉持關公倡導的“以義獲利”的商業倫理原則，以此吸引更多顧客。由之，使關公逐步演變成了“武財神”，並進而傳遍全國各地。

 

仁：儒家的仁愛發端于家庭血緣親情之中，孔子認為：“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又説“仁者愛人”。孟子認為可以將仁愛推己及人，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正是從這種意義上説，仁愛在儒家美德中佔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它是各種美德賴以生成的內在根基，並滲透到其他各種德目之中。這種仁愛反映到關公身上，就是以仁德行政，仁愛廣土眾民，亦即同情人、尊重人、理解人、善待人、幫助人。在歷史上關於關公的民間故事中，關公特別關懷下層部屬和普通士兵，他鎮守荊州多年，深得百姓愛戴。在河北省涿州市的樓桑廟村，有一座紀念劉、關、張桃園三結義的三義館，在專門講述關羽故事的展廳內，記錄著一則“簪打姚斌”的民間故事，據説姚斌是一位獨行大盜，經常劫富濟貧，深得人心。姚斌母親病重時，郎中告知，只能用一匹上好戰馬的心臟才能救治，當時人人皆知關公的赤兔馬是最好的戰馬，姚斌救母心切，就喬裝打扮成關公的樣子來偷馬，結果被營中官兵識破，姚斌被抓起來準備問斬，但關公得知他是為了治療母親疾病來偷馬時，有感於他的孝心，免其死罪，只是讓手下將領用簪子象徵性地對其加以敲打。

 

智：這裡的“智”等同於“知”，儒家《大學》篇把“格物致知”視作君子學以成人的前提條件，“格物”就是通過不斷鑽研去掉虛偽不真的雜質，“致知”就是要窮究根本、沿波討源、找到事物最內在的發展規律。此外，儒家文化所探討的“智”除了強調通過學習來提高君子的“智識”外，還高度重視君子對所學“智識”的貫徹執行，故在《中庸》中孔子講：“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而歷史上關公信仰中的關羽，恰恰通過自己的“格物致知”和“力行不怠”，走向了古代君子修己以安人的至高境界。在世界各地的關公廟中，幾乎都有關公“手著長髯，夜讀《春秋》”的座像，山西運城解州的關帝廟還專門建有“春秋樓”，旁書楹聯：“青燈觀青史，著眼春秋二字；赤面表赤心，滿腔存鼎三分。”關於關羽讀《春秋》，很多人認為《春秋》所記皆是“道義”，強調的是關公要從中汲取“道義”的力量。而我認為，孔子晚年編纂《春秋》一書，集其終生智慧于其中，內涉政治、經濟、社會、天文、地理等諸多知識門類。古人強調關公讀《春秋》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讓後人看到一個文韜武略、智勇雙全的關公形象，這個信仰之中的關公既能格物致知、好學深思，又能身體力行、帶兵打仗。在關公民間故事中，反映其智謀的案例眾多，如關公在荊州任上，修整工事、囤積糧草、訓練兵士，軍容軍紀煥然一新，為荊州防禦和日後北伐做好了充分準備，表現出高度智慧的統帥之才。他更熟悉地理、洞察天時，利用秋季暴漲的河水，水淹七軍，取得輝煌戰果。

 

勇：勇毅力行是中華民族在踐履道德方面所具有的一種行為品質，也是在道德意志層面所體現的一種崇高美德。孔子把“智、仁、勇”視為君子的三達德，其中仁是核心，智的本質就是知仁，而勇就是行仁，三者共同構成一個知、情、意的完整德性體系。孟子更是認為，要使一個人的道德信念不被利益得失所動搖，達至“不動心”的境界，就必須有“勇”的頑強品格，孟子還區分了血氣之勇、義氣之勇和恪守道德信念的“大勇”。其中，在利害當前時，能夠擇善固執，勇往直前，義無反顧，敢於做到“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正所謂：“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可殺而不可辱”。上述品格在關公信仰中的歷史敘述中得到了完美詮釋。比如《三國演義》中就專門加工創作了關公“溫酒斬華雄”“斬顏良誅文醜”以及膾炙人口的“過五關斬六將”“刮骨療毒”等等經典故事，這些流傳多年的故事，正詮釋了中華民族對“忠誠”與“勇毅”的深刻含義。

 

綜合以上論述，我認為在關公的忠、義、仁、智、勇五種德性之中，忠、義集中反映了關公處理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關係時呈現出來的道德風貌，仁則是忠、義行為賴以生成的價值根基，智、勇則是關公以仁為基礎，逐步生成的個人傑出才能的集中體現。在這五者之間，仁是聯結關公德與才綜合素質的核心和樞紐，正是忠、義、仁、智、勇之間的彼此聯繫和相互作用，共同形塑出歷史上關公信仰中那個德才兼備、“精忠貫日月，大義薄雲天”關公形象。

 

關公文化及其道德倫理思想的現代性轉換

 

悠久的關公文化對於中華民族而言，無疑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但如果不加以合理利用，精神財富也可能變為思想包袱。這就要求我們要善於運用唯物辯證的觀點科學看待關公文化：一方面要以禮敬自豪的態度對待關公文化，充分發掘有關文化經典、歷史遺跡、文物古跡承載的豐厚道德資源；另一方面又要避免歷史虛無主義和歷史復古主義的雙重消極影響，大力推動關公文化實現全方位的現代性轉型升級。我認為，要完成這一任務應高度重視以下三個問題。

 

一是要具備歷史大縱深的弘遠視角，不斷推動關公文化的綜合創新。歷史上的關公文化形成于中國傳統社會，而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由血緣和地緣因素相互結合構成的家國同構型社會，進入近現代以來，中國社會已經步入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社會，勞動密集型的大、中、小城市如雨後春筍般涌現出來。特別是城市和城鄉之間現代運輸網絡的高速發展，極大地改變著人們的時空觀念和生存方式。這種長時段、大範圍、深刻性社會結構變遷，某種程度上，要求我們在弘揚關公文化精髓的過程中，必須不斷賦予關公文化新的時代內涵和現代表達方式，使歷史流傳的關公文化的基因內核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比如，作為關公故里，山西運城自1990年以來，每年都要舉辦關公廟會、關帝巡城、關公文化節等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其中的“金秋大祭”至今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倣古祭祀表演流程，那麼隨著現代技術的快速發展，如何將更多現代化元素加入到“金秋大祭”流程之中，強化其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化大餐屬性？又比如，在傳播關公文化中的積極成分時，如何通過現代通訊手段特別是互聯網手段來實現？如何建構準確權威、開放共享的關公文化資源數據平臺？上述問題皆是關公文化現代化過程中亟待求解的問題。

 

二是要擁有國際寬視域的開闊胸襟，持續拓展關公文化的海內外傳播渠道。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多元文化之間的交流互動已經成為世界文明發展大勢。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改革開放以來，山西運城以關公文化為載體，不斷加強同香港、台灣地區以及東南亞的文化交流，取得了一系列豐碩的文化成果，諸如：通過邀請海外文化名人舉辦關公論壇，擴大關公文化的影響力；通過關公聖像赴台灣地區和東南亞巡遊，增強海內外華人的凝聚力；通過舉辦關公文化節吸引海內外遊客，大力推動文化旅遊業發展，上述措施極大地促進了關公文化品牌在世界範圍內的知名度。但必須看到，這些措施僅是在華夏文明圈內開展起來的，如何“跨圈”構建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關公文化傳播格局，使更多具有較強競爭力的關公文化産品走向國際市場，還需要我們付出更為艱苦的努力。

 

三是要站在時代新高度，努力完成關公道德倫理思想的轉型升級。歷史形成的關公文化，不僅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也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示，特別是關公文化所蘊含的道德倫理思想，也具有重要的理論研究價值和實踐關懷意義。比如關公文化中賦予關公的忠於國家、義于社會、仁于施政、智于自然、勇於擔當諸多積極因素，對於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國家富強、社會正義、與人友善等方面，均具有借鑒和啟迪意義。而關公文化中對忠貞不二、以義制利、扶弱濟困、好學深思、勇毅力行等優秀品格的推崇，對於推進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建設也是有相當價值的。

 

總之，我們應能從歷史大縱深、國際寬視域、時代新高度正確對待關公文化，不斷地促使它不泥于一曲，不止于古步，從而會讓關公文化與時俱進並再現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