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直”與“學”

作者：沈章明（華東師範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孔子重視區分“公”與“私”，追求“直”與“學”的均衡。這些是修己安人的前提，也是解讀《論語》的關鍵。抓住關鍵，可以避免誤讀與不必要的爭論，也有利於把握《論語》的文化使命與時代價值。

 

　　“學即誦習”：

 

　　《論語》解讀的誤區 

 

   

 

圖1

 

中國向來重視“學”，《論語》首章“學而”，《荀子》首篇《勸學》，《禮記》只有《學記》而無《教記》，皆可為證。“學”字甲骨文作“[圖1]”，上半部分描述教師雙手擺弄算籌的情形，下半部分是房屋的形狀，後人又在房屋中添加了“子”，代表學生。從教的角度看，“學”是言傳身教，動口又動手；從學的角度看，則是“仿傚”。可是，最遲從東漢開始，以《白虎通》與《説文解字》為代表，人們釋“學”為“覺悟”，不言“仿傚”而強調其後果。直到朱熹出現，這個義項才被重新提及：“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

 

後人卻不認可朱熹的説法。毛奇齡批評朱熹説“從來字學並無此訓”，“學”是“道術之總名”；劉逢祿釋“學”為“刪定六經”；錢穆説“凡誦讀練習皆是學”；只有李澤厚將其釋為“學為人”，與朱熹相呼應。

 

誦習只是“學”的一部分，“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陸游），還是身體力行最實在，手腦並用才會有切實感悟。孔子明確強調：“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這裡的“好學”就是“慎言而敏行”，“仿傚”包括其中。

 

仿傚需要觀察能力，學習者要能夠“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具備這樣的眼光，才能找到理想的仿傚對象，實現“學無常師”。“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提倡向任何值得仿傚的人學習，換言之，就是“毋友不如己者”。這句話經常遭到批判。事實上必須如此，否則，個人與社會都難以進步。

 

孔子重“學”，“十有五而志於學”，“學而不厭”，又曾自豪地宣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他經常被誤解，也因此而失落過，但始終堅持“人不知而不慍”。一方面，“道不同，不相為謀”，或者“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另一方面，“求仁得仁，又何怨”，“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別人怎麼評價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見賢思齊”，發現自身的缺點並加以改正。

 

時時仿傚與改正，是孔子之“學”的要義，也是解讀《論語》的關鍵。他希望通過“學”而“克己復禮”，完善自我，重建已經崩壞的禮樂制度。後人將“學”片面理解為“誦習”，就無法把握《論語》的脈絡，只能見到碎金而難睹全璧。

 

　　“直在其中”：

 

　　內在超越的基礎

 

解讀《論語》的第二個關鍵詞是“直”。

 

《論語》中多次出現“直”，歷代注家言人人殊。顧夢麟將其解作“當下本念”而非“第二念”，較切合文意。孔子説“人之生也直”，“直”即本能。有人問“以德報怨”好不好，他立即反問“何以報德”，主張“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葉公説“直躬者”大義滅親，他卻稱讚“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真在其中矣”。不主張用裝模作樣的仁愛對待自己怨恨的人，也不願為公德而拋棄私德。邏輯非常清楚，私德優先，然後講公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孔子不是後人刻意塑造出來的極端道德化與符號化的存在，而是務實的哲人。他的“直”就是《大學》中的“誠其意”。“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聞到惡臭掩鼻子，見到美色坦然觀賞，不假裝，不做作，勇於“自慊”也即自我滿足。根據這個原則，他批評微生高，自家沒有醋，就應該如實説，不能去外面借了之後再轉借給來者。這是作偽，自欺欺人，敗壞了風氣。

 

不自欺者忠於內心，這是“誠”的第一義，屬於私德。有此私德者“內不自以欺，外不以欺人”（劉寶楠《論語正義》），不大義滅親，也不欺負別人。父親要去偷羊，他就會面臨道德困境。從私德方面看，要為父親擔心，怕其被捕而受羞辱；從公德方面看，無法忍受父親去欺負別人。怎麼辦？孟子著眼于公德，主張“父子之間不責善”，否則“相互傷感情”（楊伯峻《孟子譯注》）；孔子立足私德，主張“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無怨”，如果委婉勸阻而不能見效，就只好聽之任之，而不能埋怨。孔子的處理方式更有智慧。世間事不可能都盡如人意，無愧於心便好。這樣，就會獲得諒解與支持。所以，當魯哀公問怎樣讓百姓佩服時，孔子建議“舉直錯諸枉”。

 

當然，“直”也要加以約束。忠於內心者必然被本初一念所牽引，若率性而為，容易引起紛爭。不要説在社會上，即便在家裏也難以“自慊”。約束的辦法主要有守禮（“直而無禮則絞”）與好學（“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兩種。“禮”是外在約束，難以持久，孔子更看重“學”，主張通過仿傚而“克己復禮”，培養“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的“達者”。

 

仿傚對象要多，首先是父兄。孔門強調孝與悌，主要是為了仿傚。“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就是要看其能否持續仿傚。其次是仿傚師長，接受言傳身教。最後，是朋友間相互借鑒。夫妻關係也被視作特殊的朋友關係，《詩經》首篇《關雎》就以審美的方式傳遞男女間相戀相守的原則和經驗，約束“直”，推動人的社會化。

 

不仿傚或學得不夠，就會粗野（“質勝文則野”）；“務博記，尚文辭”，專注記誦，就會徒有虛名（“文勝質則史”）。只有實現“直”與“學”的均衡，才能“文質彬彬”，實現內在超越。

 

　　從法天到修己：

 

　　“直”與“學”的使命

 

內在超越不會毀棄天性，“學”在約束“直”的同時，也保護了它。“直”與“學”的均衡，讓人堅毅而篤定。孔子就是如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出淤泥而不染；在匡地遇險，臨危不懼，聲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文王之“文”的主要特色是修己安人，與商人重天命截然不同。商紂王在位時，並不擔心西伯的威脅，驕傲地聲稱“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周武王兵臨城下，軍士倒戈，他“衣其寶玉衣”自焚而亡（《史記》）。終其一生，迷信天命，以天子自居。這在周人看來，完全是“自絕於天，結怨於民”，他們更相信“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心才是天命（《尚書》）。

 

周人擅長農耕，又重視德性，仁民愛物，日益強大。伐商成功後，他們揚棄了天命觀，刻意頌揚祖先的功德，推行仁政，完成了殷周文化變革。不法天而敬祖，從“學”的角度看，就是轉換了學習對象，以父祖輩為榜樣。

 

孔子繼承周人之志，又擴大仿傚對象，明晰了目標。他尊重內心，追求自覺，強調“直”與“學”的均衡，大大深化了殷周變革的議題。從這個角度讀《論語》，就不會將“學”釋為“誦習”。記誦之學“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真正的學習應該“布乎四體，形乎動靜”（《荀子》），從而“動心忍性”（《孟子》）。

 

無視身體和心靈，全神貫注于誦習，是古典學術衰落的標誌。1919年，杜威在上海演講時指出，古典教育偏于記誦，“不重思想力”，當下應該追求理性，重視“實驗”和“歸納”。此説受到普遍歡迎。時至今日，對於外來學術和科技仍然是仿傚有餘而創新不足。揆諸《論語》，這是缺乏“直”與“自覺”的表現。

 

“直”的缺席由來已久。孔子之後，講求道德太過，以至於相信“人皆可以為堯舜”。陳義過高，不能踐行，就只有被道德劫持，虛偽做作。1895年，嚴復痛斥“六經五子以君子而束縛天下……因其劫持，遂生作偽；以其作偽，而是非淆、廉恥喪”（《救亡決論》）。經過幾代人的努力，人們如今不再空談心性，但也還沒有實現“直”與“學”的均衡。

 

“直”尊重真情與本性，可以使“學”不至於淪落為記誦和仿傚；“學”重在自覺或覺悟，可以舒展真情與本性，使人不至於陷入固執和迷狂。“直”與“學”緊密結合，轉化與創新才不會是空談。這是“直”與“學”的文化使命，也是孔子和《論語》的時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