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知名漢學家顧彬：“所謂‘中國威脅’是不存在的”

沃爾夫岡·顧彬是德國知名漢學家、詩人、翻譯家，波恩大學漢學系終身教授。他憑藉在專業領域的傑出成就和對中德交往的重要貢獻，曾榮獲2016年度中國政府友誼獎。今年是中德建交50週年，近日顧彬在波恩接受本報記者專訪，回顧自己的漢學研究之路，並展望中德兩國關係。

 

“我想了解李白、了解唐朝”

 

約訪顧彬的過程，跟預想的不太一樣：記者用德文和中文雙語寫的郵件，顧彬直接用中文回復；一來二去，他對記者的稱呼也從“張先生”變成了“小張”；採訪當天，顧彬冒著細雨騎車提前十幾分鐘就到了，當記者關心地問他雨天怎麼還騎車，他笑了，用中文説：“紅軍不怕遠征難。”

 

顧彬稱自己少年時期不是“好學生”，“如果不是碰上的老師對我特別好，我甚至不可能從高中畢業”。進入大學，顧彬按照當時德國社會傳統，修讀神學、哲學、德國文學。“學這類專業的大部分是女生。姑娘們比我聰明，我沒法比，感覺自己糊裏糊塗的。”

 

直到有一天，愛好詩歌創作的顧彬參加了一場朗誦會，偶然接觸到美國詩人龐德翻譯的李白的詩歌。“我吃了一驚，那裏面有種我從來沒接觸過的味道：中國、中文的味道，來自其他民族古代文藝、文化的味道。”

 

一粒種子就這樣在顧彬心中發芽。他開始學習古代漢語，“因為我想了解李白、了解唐朝”。在旁人看來，他的選擇很另類，“周圍人覺得我瘋了，將來沒飯吃”。

 

後來，顧彬遇見了他的導師、上世紀40年代曾在中國生活過數年的德國漢學家霍福民。“他改變了我的生活。他在課上講李白、蘇東坡、元曲、魯迅……1973年，我跟他讀完了博士，博士論文寫的是杜牧的抒情詩。”

 

對自己1974年第一次去中國，顧彬記憶猶新。“在那之前，我的中國是書上的。到了北京，我也找到了書上的中國。在哪呢？香山附近的臥佛寺。”“有很多很美的樹，還能去後面的櫻桃溝……除了一個小賣部，可以買到啤酒和餅乾，基本上沒人，都是空的，太舒服了……”

 

“那是中國美學的味道。”顧彬動情回憶道。

 

這一次，當他回應記者提問“中文裏有什麼詞讓您想起來形容中國”時，他沉吟數秒後流利地回答：“從美學來看，是空，好的意思。虛，也是好的意思。從哲學來看，是和，和諧的和，或是讓，謙讓的讓。”

 

“漢學研究正是我要的路”

 

博士畢業後，顧彬先後在波鴻大學、柏林自由大學、波恩大學任教。2011年從波恩大學榮休後，他成為該校漢學系終身教授。數十年來，顧彬潛心研究中國文學、哲學、思想、文化，成果豐碩，並與國內學界保持長期合作關係，多次到國內高校交流、講學。

 

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顧彬説：“我77歲了，當初走上漢學研究的路，正是我要的路。”

 

如今，顧彬人在波恩，除了以終身教授身份帶博士生，還是汕頭大學特聘講座教授。“要不是因為疫情，我現在應該在中國，給學生們上課，這學期上的是德國新世紀哲學概況。”顧彬説，“現在是上網課，但我還是希望能真正和學生們在一起，一起開玩笑、吃飯、打乒乓球、踢足球。”

 

顧彬説，如果可以的話，想“回中國”，“馬上，不猶豫。我們的宿舍在那裏，我的書、稿、電腦，還有一大壺白酒都在那裏”。

 

年過古稀，顧彬的生活規律平靜，但研究創作的熱情絲毫未減。他説：“基本跟在中國時一個樣：後半夜起床，先寫詩、寫我的自傳、處理回信，之後便開始研究工作。午飯後，我可能備課、翻譯，或寫文章，得看情況。工作以外，我會騎自行車、踢足球，和家人、學生們散步、爬山。”

 

顧彬正在撰寫一套新的關於中國古代詩人的叢書。“這對我來説不是任務，是快樂。”他説。

 

退休以後，顧彬的研究更多地“回到古代”。“不是説我不再關心中國的現當代文學，只是我培養了不少學生，他們可以從事這方面的翻譯研究。”

 

“我的心還是在唐朝。”在顧彬看來，唐朝的詩歌和美學，是吸引自己持之以恒研究漢學的一大重要原因。“當中包含比如虛、空的概念，我非常喜歡，也深深影響我自己的詩歌創作。”

 

“現代人需要很多字詞表達的觀點，唐朝詩人可以用20字的絕句就説完，這是能比的嗎？”

 

中歐在思想領域有共性

 

記者眼前的顧彬面龐嚴肅，表達冷靜，時常用流利的漢語引經據典，聊至興起時，也會穿插些俏皮話。他在點第二杯阿誇維特酒的時候，笑稱這種原産于斯堪的納維亞地區、在德國北部比較流行的白酒不烈，是“女人”，而北京的二鍋頭是“男人”。顧彬喜歡中國的白酒，按自己的理解給它們編排了性別，有的還被他比喻為“香水”。

 

多年研究漢學，讓顧彬兼具東西方特質和跨文化視野。談及今年中德建交50週年，顧彬堅信“兩國交流、合作始終是最重要的。否則當今世界的諸多實際問題無法得到解決”。

 

回顧起中西方文明互鑒的歷史，顧彬説：“萊布尼茨不是曾經説過當時的歐洲應該學習中國嗎？”生活在17、18世紀啟蒙運動時期的德意志著名學者萊布尼茨曾主張，歐洲人應學習中國的實用哲學、開展歐洲文化與東方文化的交流。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少德國文人也都看向中國，覺得率先推翻帝國統治的你們進步得很，覺得歐洲的問題要解決，我們應該看孔子、莊子、老子，從中尋找答案。”

 

結合自身研究，顧彬認為，中德、中歐在思想領域存在不少共性。“基本上，我們都認為人是最重要的，一切要為人考慮……又比如，《論語》開篇便主張人不僅要學（學習），也要習（實踐）。我們在20世紀德國哲學，如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中，也能找到類似主張。”

 

對於目前的中德關係，顧彬表示：“我們在很長的時間裏都是朋友，老百姓之間也是友好的。”同時，他也坦言：“現在有些人，對中國感到害怕。可為什麼要怕中國？這種所謂的‘中國威脅’，客觀上是不存在的。我們更應該做的是面對自己、問問自己：我們的問題在哪兒？而不是去尋找替罪羊。”“還有我們的記者，面對‘傳説’中的中國，也應該查證一下是這樣嗎？而不是盲目相信。”參考消息網8月22日報道（文/張毅榮 黃燕 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