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去中國化”陷阱——評西方學者的中國西南邊疆史研究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西南邊疆史成為西方學界研究熱點之一。然而，一些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雖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觀點，但是在其“華麗”的理論框架、詮釋體系和學術話語之下，隱藏著諸多不易察覺的陷阱。

資料圖 新華社發

近年來，西方學界推出了一批中國西南邊疆史研究成果，比如紀若誠《亞洲邊疆：清代中國雲南邊疆的轉型》、喬荷曼《雲霧之間：中國在貴州的殖民，1200—1700》與《西南邊疆的合作與反抗：18世紀初清朝的兩線擴張》、戴沙·莫滕森《中國統治下香格里拉的歷史：滇西北藏區的記憶、認同與控制權爭奪》、埃洛伊塞·賴特《重寫大理：建構帝國的邊疆地區，1253—1679》等。雖然這些成果一定程度上推進了相關研究，但其濃厚的“去中國化”傾向必須引起重視。

在敘事模式和觀點方面，儘管此類成果同樣關注中國歷代王朝的西南邊疆治理以及邊疆與中原地區的文化和民族交流等問題，但其主體敘事卻是中央對西南邊疆實施“殖民擴張”“資源掠奪”“文化覆蓋”“記憶清除”。這些假借“全球化”口號而表現出的“去中心化”“弱國家化”傾向，看似充滿“人本主義”的脈脈溫情，但事實上是將古代西南族群塑造成“逃避國家統治”的“自由”之民，將古代中國的西南邊疆治理和民族融合視為一種民族“征服”和民族“壓迫”。

在史料選擇方面也同樣存在“去中國化”傾向。學術觀點應建立在對多邊史料進行綜合、客觀、準確辨析的基礎之上。然而，部分西方學者一方面強調重視越南、老撾、緬甸、泰國等“非漢文”或“非中國”檔案文獻；另一方面卻無端質疑漢文史料的可靠性，而且從研究內容來看，其漢文史料閱讀和分析能力有所不逮，由此出現了將《華陽國志》譯為《中國與外國的記述》（An Account of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這類讓人哭笑不得的錯訛。“視角”與“能力”的雙偏差，極大弱化了研究的客觀性和可信度。

強推“二元對立”方法

西方學者將中國古代的西南邊疆治理描述為“擴張”“征服”乃至“殖民”，刻意放大西南地區與其他地區的差異，虛構中國西南邊疆發展的所謂“異質化”模式，消解中國歷史不斷深化融合的整體性。

這一“套路”並不陌生。從拉鐵摩爾到巴菲爾德，再到21世紀以來的狄宇宙、利奇等，不斷強調“內亞”含義，推廣“二元對立”的邊疆研究範式，製造出中國邊疆地區與內地社會迥然不同的所謂區域“整體性”，進而將中國歷史概括為“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的對抗史”。西方的中國西南邊疆史研究亦處於上述理論和話語體系支配之下。

西方學界將“二元對立”方法滲入中國西南邊疆史研究的表現是，他們打著反對歷史線性邏輯的旗號，提倡相對主義，將中國西南邊疆置於“超國家”論題中進行討論，甚至將歷史時期已經實現一體整合的西南邊疆，劃入一些沒有歷史根基的“新區域”範疇內，試圖製造出一個涵蓋中國南部與東南亞、南亞的“區域共同體”，並在“東南亞性”概念下突出這一區域的“同質化”。

秦通五尺道，西漢設郡縣，中國西南地區自秦漢開始便被納入中央政府統治之下，在長期的交流互動中，與內地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建立了鞏固、深厚的一體化關係。“二元對立”範式刻意漠視西南邊疆的底定與發展，忽視內地與西南邊疆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進程。在此基礎上探討所謂“超國家”區域的“重塑”，純屬虛構。倘若脫離一定的歷史時空和相應的政治、經濟、文化內涵，非要説某些跨境區域存在某種“同質性”，那麼應該運用多大的空間尺度看待這種“同質性”？大至一洲，小至一村，均可以理解為一個“自成一體”的地理單元。如此隨意裁剪，邏輯尚不自洽，何談科學？

弱化邊疆的中國屬性

在這樣的背景下，詹姆士·斯科特推出名為“讚米亞”（Zomia）的“東南亞大陸山地”概念，武斷地提出其包括從越南中部高地到印度東北部地區的所有海拔300米以上的地域，橫跨越南、柬埔寨、老撾、泰國、緬甸等國家，以及中國的雲南、貴州、廣西及四川一部。並非所有西方學者都認同“讚米亞”的存在，但就像狄宇宙等人對“內亞”的熱捧一樣，他們利用這一生造出來的概念，試圖在中國自古形成的疆域之外，“重塑”中國邊疆及周邊地帶的區域內涵和歷史譜係，從而模糊中國的邊疆主權，割裂中國歷史發展整體性與多樣性的統一，淡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種意圖“重塑”中國西南邊疆、弱化中國邊疆地區身份屬性的研究範式在西方仍有其市場。

嚴肅的邊疆史地研究決不可以隨意套用西方理論或範式，拋棄國家立場，使西南邊疆史研究淪為西方所謂理論與範式的試驗場。中國的歷史發展進程表明，內地與邊疆不斷交往、交流、交融。這也是理解邊疆歷史的基本思路。中國各民族的互動交流，由點而線而面，擴展為中國社會結構的基礎。不論政治局勢如何演變，邊疆與內地的緊密聯繫從未斷絕；各民族之間儘管存在一定的習俗差異，但在歷史的延續與演進中，他們並未因差異而分離，而是以對國家統一的共同嚮往結成一個愈發緊密的整體。

加強西南邊疆史研究，不僅關乎中國邊疆歷史敘述的科學性，更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大理論與現實意義。我們要跳出西方學者設定的理論框架和話語體系，系統闡釋中國疆域形成發展的自身規律和內在脈絡，深入挖掘西南邊疆自古以來不斷強化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西方學者展開平等對話，建構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

作者：羅群 李淑敏 單位：雲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