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審判不應被遺忘，正如侵略歷史不容篡改”（銘記歷史·捍衛和平）

2025年8月，法國電視二台播出了一部時長約一小時的歷史紀錄片——《東京審判：被忘卻的紐倫堡審判》。該片由塞德里克·孔東執導，法國歷史學者讓—伊夫·勒納烏爾任編劇，再現東京審判的歷史進程，呈現司法正義、戰後國際秩序與政治角力的複雜關係。紀錄片播出後獲得廣泛關注，引發更多歐洲觀眾對歷史的思考。

人民日報記者近日專訪讓—伊夫·勒納烏爾，透過歐洲歷史學界的視角，探討東京審判留下怎樣的歷史啟示，以及當今世界應如何看待這段不容篡改的歷史。

一位法官的異議

1946年開庭、持續兩年半的東京審判判處25名日本甲級戰犯有罪，其中7名戰犯被判絞刑。東京審判與此前在德國進行的紐倫堡審判一道，開創了以國際法追究戰爭罪犯責任的先河，對捍衛二戰勝利成果、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具有重要意義。作為深耕20世紀史的學者，勒納烏爾多年來一直對東京審判歷史研究感興趣。

《東京審判：被忘卻的紐倫堡審判》以法國法官亨利·貝爾納參與東京審判的經歷為敘事主線，串聯大量審判原始影像及貝爾納留下的書信、檔案等一手資料，帶法國觀眾回顧了這場國際審判。

這部紀錄片的構想在10年前——東京審判開庭70週年時，便已在勒納烏爾心中萌芽。但囿于當時缺乏播出平臺，項目一度擱置。直至202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法國電視二台決定推出相關紀錄片節目，這一構想才得以實現。

紀錄片的製作首先面臨的是浩繁的史料梳理工作。東京審判全程影像由美方攝製並保存，大量原始膠片藏于美國國家檔案館。製作團隊從海量素材中反復遴選，同時參考了其他參與審判國家的影像檔案。勒納烏爾深入研究了貝爾納遺留的書信及個人檔案，為敘事注入了獨特的視角。

勒納烏爾説，紀錄片沒有從宏大的審判史講起，而是從貝爾納的視角展開敘事。對法國觀眾而言，東京審判發生在遙遠的亞洲戰場，歷史距離與地理距離都很遠，貝爾納作為法國派往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官，可以成為連接法國觀眾和那段歷史的天然橋梁。

“這個角度讓法國觀眾更容易與法官建立聯繫，並願意跟隨他的視角，一步步進入東京審判複雜而曲折的司法迷宮之中。”勒納烏爾説，貝爾納是一位極其正直的人，對正義和勇氣的珍視使他“從不畏懼表態或與多數人意見相左”。東京審判期間，貝爾納正直地指出，雖然東京審判以國際司法實踐的形式，與紐倫堡審判共同追究犯有破壞和平罪、違反人道罪的戰犯責任，填補了傳統國際法只追究國家責任、不追究個人戰爭責任的空白，但日本裕仁天皇既沒有受到起訴，也沒有接受審判，這是這場審判中無法回避的問題。

還原歷史真相、公正懲罪量刑，是東京審判承載的重要作用。貝爾納的異議，構成了紀錄片最重要的敘事線索之一。他把一個尖銳問題擺在觀眾面前：當審判試圖以法律回應戰爭罪行時，司法程式、戰後安排和現實政治之間的關係究竟應當如何處理？勒納烏爾説，“貝爾納是一個真正關心司法公正的人。”

讓勒納烏爾感到意外的是，這樣一部關於二戰亞洲戰場戰後審判的紀錄片，在深夜時段吸引約140萬觀眾收看，並引發了法國觀眾的熱烈反響，成為法國當年收視表現最好的歷史題材節目之一。“這説明，法國公眾對於那些自己了解不多甚至從未真正接觸過的歷史議題，存在真實而強烈的興趣。”勒納烏爾説。

一段記憶的盲區

紐倫堡審判對納粹德國首要戰犯及犯罪組織進行國際審判，促使德國對侵略歷史進行反省。該紀錄片將東京審判稱為“被忘卻的紐倫堡審判”，並追問：同樣是二戰後對軸心國戰犯進行的世紀審判，為何紐倫堡審判在歐洲家喻戶曉，而東京審判卻長期鮮為歐洲公眾所知？

勒納烏爾認為，主要原因在於地理距離與歷史時機，“東京審判距離歐洲太遙遠，歐洲公眾往往難以真正理解其中的意義。”東京審判開庭之初，歐洲媒體曾對其進行重點報道。然而，這場審判持續兩年半，漫長的審理過程逐漸消耗了公眾關注度。等到判決作出時，冷戰已開啟，世界局勢發生深刻變化，人們看待歷史問題的角度也隨之改變。紐倫堡審判持續時間不到一年，又直接涉及歐洲自身，且發生在歐洲戰後秩序重建的關鍵時期，因而更容易進入歐洲社會的集體記憶。

更深層的原因，在於歐洲民眾對亞洲戰場的認知存在結構性盲區。勒納烏爾表示，西方世界整體上對東京審判以及二戰亞洲戰場的研究都相當有限，歐洲尤為明顯。在法國，少數研究東京審判的歷史學者往往也是從研究紐倫堡審判進入該領域的。“歐洲人真正關切的首先是歐洲戰場上的戰爭。”勒納烏爾説，“人們往往忽略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早在1931年就在亞洲開始了。”

“當歐洲公眾對東京審判缺乏基本認知，否定和歪曲東京審判正義性的言論便更容易在國際輿論場中滋生。”勒納烏爾表示，未能追究日本最高統治者的責任，以及不少惡行纍纍的日本戰犯很快獲得赦免並重返政壇等，都使日本軍國主義未能徹底根除。如日本甲級戰犯重光葵1948年被判處7年監禁，1950年即獲釋，後出任日本副首相兼外務大臣；曾負責佔領區強制勞動事務的岸信介1957年出任日本首相。在勒納烏爾看來，這在一定程度上使日本社會獲得了“免責感”，日本民眾更容易將自己視為一小撮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分子的受害者，更不願面對自身應承擔的歷史責任。

觀看了紀錄片的法國觀眾震驚于日軍侵略暴行的殘酷，紛紛在網上發表評論：“東京審判過程比紐倫堡審判漫長得多也艱難得多，審判團隊追溯了日本侵略其鄰國的一系列罪行，其中不乏令人毛骨悚然的細節”“東京審判中展現了一些長期被掩蓋的方面，比如‘慰安婦’的命運，也揭露了日軍為開發細菌武器進行的殘酷的人體實驗”“日本試圖用‘正當防衛’等説法掩蓋他們駭人聽聞的戰爭罪行”“與德國不同，日本難以正視其歷史。幾十年來，日本對侵略歷史的淡化和否認一直存在，學校教科書對二戰期間發生的屠殺一筆帶過”……

一場缺失的反思

勒納烏爾表示，東京審判真正的目的不僅是給一小部分戰犯定罪，而是要讓一個國家進行集體反思。然而，這種反思的缺失持續影響了戰後日本的歷史認知。

臭名昭著的甲級戰犯的靈位至今仍被供奉于所謂“靖國神社”，日本多任首相曾前往參拜；日本右翼勢力肆意篡改教科書，扭曲歷史真相；南京大屠殺、強徵“慰安婦”等戰爭暴行遭到否認……“許多戰犯在自己家中安然離世，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仍堅稱無罪。就日本而言，這場社會教育是失敗的。”勒納烏爾説，“這種否認主義使日本維持一種‘國家與軍隊形象完好無損’的認知。日本民族主義者甚至宣稱，揭露這些歷史罪行的人只是為了抹黑日本的國家形象。”

在勒納烏爾看來，東京審判留下的歷史認知缺口並非僅存在於戰後初期，如今仍在日本右翼政治敘事中被不斷激活。勒納烏爾提醒，當前日本政府的右傾化動向值得警惕。高市早苗與極右翼團體關係密切，大肆渲染所謂“外來威脅”，將日本描繪成日益受到緊迫安全威脅和軍事壓迫的國家，煽動日本民眾支持日本政府大幅增加軍費、擴充自衛隊實力、提高自衛隊的遠程打擊能力等再軍事化政策。“雖然日本憲法限制日本保存戰爭力量，日本社會也存在反對再軍事化的民意，但日本國內推動擴充軍事力量的聲音持續存在。”他説。

勒納烏爾認為，在當今這樣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人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對歷史的反思和對法律的敬畏。“歷史就像一盞燈，照亮了走過的路。”勒納烏爾説，重溫歷史，是為了拆穿謊言、揭露真相，杜絕對歷史的操弄，也防止歷史悲劇再次發生。

東京審判開庭已經過去80年，但它提出的問題仍未遠去：戰爭罪行如何被法律追責，戰後社會如何直面歷史責任，歷史結論的正義性如何維護？勒納烏爾表示，“強權即真理”的舊世界曾把人類帶向災難，紐倫堡審判與東京審判留下的啟示十分清晰。“法律審判的力量高於任何政治操縱。東京審判不應被遺忘，正如侵略歷史不容篡改。正視歷史，是走向未來的前提。”

勒納烏爾滿懷希望地對本報記者談起他的一個新計劃——將東京審判背後的歷史創作成一部歷史漫畫，“希望用更多方式，把這段歷史講給更多受眾”。

記者手記

讓東京審判走出“遺忘黑洞”

2010年，法國學者艾蒂安·若代爾出版著作《被忘卻的紐倫堡》，將東京審判稱為20世紀歷史的“黑洞”，追問這場與紐倫堡審判一道開創國際戰爭罪司法實踐先例的重大審判，為何長期淡出歐洲公眾視野。15年後，同題材紀錄片登陸法國電視台，對法國乃至歐洲社會而言，東京審判仍是一段“被遺忘的”、亟待重新認識的歷史。

1946年5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審判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重要責任者；80年來，這場審判的歷史地位與公共認知之間形成了巨大落差。

歐洲社會並不缺乏保存戰爭記憶的能力。從持續數十年追查納粹戰犯，到遍佈各地的紀念館、檔案館，再到通過電影、文學、紀錄片等回望戰爭，紐倫堡審判早已成為歐洲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現代國際正義的重要尺度。今年，在法國安納西國際動畫電影節上，入圍作品《黎明檔案》仍在講述“納粹獵手”克拉斯菲爾德夫婦追查“里昂屠夫”克勞斯·巴比的故事。

東京審判應該從歐洲公共認知的邊緣走向更中心的位置。當紐倫堡審判被視為全人類共同的歷史遺産，東京審判不應僅被視為一段“亞洲歷史”；當歐洲戰場上的法西斯暴行不斷被全球歷史學界熱議，亞洲戰場上的侵略罪行及其司法追責不應再被邊緣化。法國觀眾震驚于日軍侵略歷史的感受恰恰證明，各國人民對反人類暴行的深惡痛絕、對懲治邪惡的正義追求是共通的。紐倫堡審判發生在歐洲，東京審判發生在亞洲，兩地雖相距遙遠，但兩場審判回答的，都是“發動侵略戰爭、製造大規模戰爭罪行能否逃脫法律責任，國家行為能否成為個人罪責的屏障，國際社會能否用法律而非強權應對戰爭暴行”的重大命題。

需要警惕的是，對東京審判的忽視正帶來現實後果。日本始終未能形成如歐洲反思納粹罪行那般的公共敘事，反而一再淡化、粉飾、否定侵略罪行，導致日本右翼勢力如今公然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所謂“靖國神社”，日本政府推動公開討論修改“和平憲法”，並不斷擴張軍備。

好在國際社會對真相和正義的追問從未停止，東京審判正在被一次次“重新發現”。正視東京審判的意義，不僅限于還原歷史，更是在守護人類經歷世界大戰浩劫後劃下的共同底線：侵略罪行不容逃避，歷史真相不容篡改，司法正義不容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