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課堂上講好這場偉大遠征的故事

開欄的話

90年前，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中國工農紅軍勝利完成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冊的長征。90年來，共産黨人在長征中堅不可摧的理想信念和偉大精神，一直激勵著一代又一代青少年。長征故事，被收錄進大中小學不同學段、不同科目的課本裏；偉大長征精神，在語文課、歷史課、思政課等課堂上，被講述、被傳承。本版今起推出專欄“課本裏的長征”，一起走進課本裏的長征故事，從課本中的篇目説開去，探索偉大長征精神如何為青少年源源不斷地提供成長養分。

從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中國工農紅軍勝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冊的長征。作家魏巍後來曾用一個極為形象的比喻來形容長征——“地球上的紅飄帶”。90年過去，這條“紅飄帶”不僅向全世界證明了中國共産黨人的理想信念是堅不可摧的，更教育和引領著一代又一代人走好屬於自己的長征路。這條“紅飄帶”同樣串聯起了大中小學不同學段的思政課堂。

講長征，就要走到一線、走到現場去，感悟這場偉大遠征。去年暑期，我帶著同學們在湖南沅陵開展實踐教學。在這裡，我們走進了位於沅陵鎮白岩界村的“王家大院”——紅二、六軍團進襲沅陵指揮部舊址。1934年11月，紅二、六軍團發動湘西攻勢、攻打沅陵縣城，為中央紅軍戰略轉移、實現通道轉兵創造了有利條件。在那之前，其實很多同學對於通道轉兵是什麼、為什麼要“轉”的問題一知半解。走到現場、站在沙盤和地圖前，大家真切感受到了這場遠征路上一次深謀遠慮的戰略抉擇。課本上的“長征”，在此刻被具象化了。

講長征，要講黨和革命事業從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更要講真理是如何在實踐中被檢驗、被接受的。“長征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有什麼特別的意義？”當講到《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課本中“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這一章時，我在課上拋出了這個問題。一開始，很多同學的臉上泛起了疑惑。第五次反“圍剿”為何會失敗？長征初期為何損失慘重？伴隨著這些問題徐徐展開，同學們逐漸認識到，紅軍在長征路上既面臨著兇惡殘暴的追兵阻敵、嚴酷惡劣的自然環境，還面臨著同黨內錯誤思想和路線的激烈鬥爭。這絕不只是一場地理意義上的跋涉，更是一次思想意義上的淬煉，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意義正在於此。

講長征，要講那場跨越二萬五千里的轉移，更要講出背後的偉大精神。長征，絕不是冷冰冰的里程數字，而是中國共産黨人譜就的一部精神史詩。這種精神，既體現在紅軍血戰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鏖戰獨樹鎮、勇克包座、轉戰烏蒙山、征服冰山雪嶺、穿越沼澤草地的英勇無畏之中，更表現為一種革命的樂觀主義和浪漫主義精神。感悟這種精神最好的辦法，就是閱讀經典作品。在講到課本中關於“我們黨在革命戰爭的指導上犯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其直接結果是紅軍被迫進行長征，革命事業遭受嚴重挫折”時，除了講挫折和艱辛，我還和同學們一起重溫了毛澤東同志著名的詞作《清平樂·會昌》——“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讀上去，似乎寫下這首詞的詞人內心是興奮、愉悅的。然而，事實上，在寫下這首詞的時候，毛澤東同志正處在人生的低谷之中。正如他後來所説：“1934年，形勢危急，準備長征，心情又是鬱悶的。”課堂上，許多在科研上和學習上處在爬坡過坎階段的學生找到了共鳴。有同學在課後説：“我的面前，擺著科技高地上的一個個‘婁山關’和‘臘子口’——晶片架構、作業系統、發動機葉片、精密感測器……每一個‘卡脖子’的節點，都是一座必須攻克的堡壘。我不會站在山腳下等待，也不會等到所有‘條件成熟’，而要在攻關中增長本領。”

90年後，我們還在進行著一場“新的長征”。當講到課本最後一部分“不斷譜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篇章”時，我再次提起長征。毛澤東同志曾説過，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當前，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新征程，就是這場遠征的延續。在中國共産黨人的語境中，“長征”早已不再僅僅是1934年至1936年那條在中華大地上鋪展開來的“紅飄帶”，更是一種精神、一種信念、一種力量。在期末作業裏，有學生寫下了這樣的文字：“今天的我們，不用再爬雪山、過草地了，但屬於我們這一代人的‘長征’也並不輕鬆。我們的長征路，是在實驗室裏攻克‘卡脖子’技術，是在鄉村振興的第一線揮灑汗水，是在國際舞臺上講好中國故事，是在平凡的崗位上把每一件小事做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長征，這句話深深印刻在新時代青年的內心深處；偉大長征精神，依然指引著這一代青年人積極奮進、樂觀向上、攻堅克難、一往無前。

作者：車宗凱（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