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家庭劇應塑造超越"慧芳""白鴿"的新女性

2018-02-13 08:42:36|來源:光明網|編輯:梁寧

  都市生活的日益多元化推動了近年來都市題材電視劇的繁榮,其中圍繞都市家庭生活的電視劇尤以其貼近百姓的觀察視角以及對現實問題的深切剖析而牽動觀眾的心弦,更頻頻引發社會話題,如關於婚戀愛情觀的《裸婚時代》 《歡樂頌》 ,關於婆媳關係的《麻辣婆媳》 《媳婦的美好時代》 ,探討子女教育問題的《虎媽貓爸》 《小別離》 ,以及圍繞生育問題的《嘿!孩子》 《二胎時代》 《我的仨媽倆爸》等。藝術源於生活,但並非照搬生活,而是對生活深層問題的放大和強化。這些作品通過形形色色都市家庭的生活狀態,不僅反映了當今家庭生活中個體成員的理想與焦慮、追求與掣肘,而且也揭示了構成當代都市生活這部樂章的主調與變奏。比如近期熱播的《我的仨媽倆爸》 ,從表面上看是通過一個時間跨越二十餘年的身世故事,展現了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到改革開放以來,在社會轉型的變革、衝突中追求家庭幸福,個體發展的三代人樸素的精神面貌,其間有對時代的反思和對善良人性的褒揚,但從深層看實際上更揭示了長久存在於國民家庭生活中的焦慮。

  

  《我的仨媽倆爸》劇照

  繁衍生息是婚姻家庭的基本義務,它既是衡量家庭幸福的砝碼之一,又是標識婚姻愛情的重要因子。但對於作為社會基本細胞的家庭,生育早已不只是個體家庭的事情,而是關係到全社會發展、繁榮的課題。受社會環境的影響,生育所包蘊的文化、經濟因素與其本體的自然屬性深度糾結,久而久之必然奏響當代家庭生活中無法掩抑的種種變調。 《我的仨媽倆爸》中夏曉紅未婚産子,産後抑鬱而死;白鴿為堅持撫養夏曉紅的孩子白楊,多次拒絕戀人石英的求婚,後來又因自己不能生育而想與終結連理的石英離婚;崔放因故不能生育而報復李建華;李建華想認回兒子而與妻子王愛萍發生分歧。不僅故事中每一個家庭內部重重矛盾的根源都來自於對生育的焦慮,而且劇情也伴隨著家庭成員的生育能力、生育態度及親子關係而承轉開闔。

  

  《小別離》劇照

  我國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提倡的計劃生育政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會經濟建設過程中的人口壓力,但也埋下了一代人生育焦慮的根因。上有“只生一個好”的政策約束,下有家庭傳宗接代的倫理需求,當生育的社會屬性超越了家庭種姓延續的自然屬性,必然誘發家庭成員內部的矛盾與焦慮。正如《我的仨媽倆爸》中愛萍婚後想生一個自己的孩子所以反對李建華認子,李母在王愛萍誕下女兒後又幾次三番想認回孫子,石英的媽媽因白鴿不能生育而無視兒女的情感竟處心積慮地勸導白鴿與兒子石英離婚,均是因傳統傳宗接代觀念與計劃生育政策現實之間産生的衝突與焦慮,如此種種難免成為家庭個體成員間矛盾的導火索。

  而在長久的焦慮之下,相關影視劇中的女性形象往往展現出超乎尋常的道德人格,將女性在現實中承擔的養育後代的壓力通過母愛的普遍性加以釋放。 《我的仨媽倆爸》中的白鴿善良無私、極度包容,為了保護剛剛出生的白楊不惜背負未婚生子的非議,為了撫養白楊而多次殘忍拒絕戀人石英的求婚,更是為了尋找離家出走的白楊而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她忍辱負重、含辛茹苦終於將閨蜜臨終託付之子撫養長大。無獨有偶,這一令人動容的超道德形象恰與上世紀90年代現象級電視劇《渴望》中女主劉慧芳的形象異曲同工,她們均是為了養育子女,犧牲自己的愛情、婚姻、事業,甚至健康等一切個體需求,毫無怨言地承擔起家庭中全部的養育重任。在大量影視作品中,女性的家庭角色赫然分裂為兩大陣營:代表現代女性的年輕一代,以單一的母愛取代了情愛、性愛等女性本體情感的豐富性,讓她們被放大、強化母愛變成了維繫家庭生活幸福、化解家庭乃至社會倫理矛盾的神聖力量;而與之對立的年長一代女性,則將對女性傳宗接代的要求放大,作為考量家庭生活幸福與衡量女性價值與地位的決定性條件。兩個陣營雖有製造戲劇性的套路之嫌,但也形象揭示了由歷史而來的女性自然身份與文化身份的內在分裂與衝突,實則是當代女性內心痛苦與矛盾的藝術化提煉與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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