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 黃渤講述中國電影往事：沒有這時代就沒有我

　　40年光影流轉，見證40年發展歷程，為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CCTV-6電影頻道特別推出大型專題片《影響——改革開放40年的中國電影》（下稱《影響》），共40集，11月19日起在電影頻道和融媒體平臺同步推出。

　　改革開放改變了無數電影人的命運，從恢復創作的第三代第四代導演，到橫空出世的第五代，市場經濟轉型時期的第六代，再到新世紀隨著中國電影市場崛起而層出不窮的跨界新人，時代造就了他們的機遇，電影成就了他們的夢想，他們的故事和作品就是40年改革開放最生動的傳奇。

　　百餘位電影人傾情講述，從電影的視角看40年社會變遷。這一期我們邀請了張藝謀、唐國強、黃渤等著名影人代表，傾聽他們的電影故事，感悟時代情懷。

　　張藝謀：沒有這時代就沒有我

　　我的所有從跨進校門開始，到做這一行，直到今天，整整40年是伴隨它（改革開放）過來的。一扇大門慢慢的打開了，沒有這時代就沒有我。——張藝謀

　　高考往事

　　張藝謀：1971年我進了工廠以後，幹的是紡織車間的輔助工，很辛苦，三班倒，那時候你21歲，正年輕嘛，所以你不甘心那種生活。總覺得要學點什麼東西，我表哥愛照相，帶著我去放了一些照片，就很迷戀，後來就開始學照相。1977年時候恢復高考，其實所有人都蠢蠢欲動。

　　我對電影一無所知，那時候對我來説就是能考上大學就行。而且1978年是我最後的機會，我知道它能改變我的命運。

　　你看那個高考牽動了千家萬戶的心，我認為它除了求知之外，它還寄託了一個人成才的理想。

　　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收到錄取的通知書，工廠全都傳開了，因為出了一個很大的事，我們所有的老工人見我都是説藝謀放電影要學四年呢，他們認為我在學放電影，那個年代的人們不覺得拍電影可以作為終身的職業。

　　拍攝《黃土地》間隙，陳凱歌曾對張藝謀説，在咱們82屆153個同學中，有一點屬你最強烈——心比天高。拍攝完三部片子，張藝謀果然做了導演。這一次改變他命運的女神，是一部叫《紅高粱》的小説。

　　導演之路

　　張藝謀：28歲才進電影學院，所以就完全不再像那些十七八歲的孩子還有點無憂無慮，我完全不是。這個大學能不能讀完不知道，所以就特別特別努力，特別刻苦，給自己定很多標準。

　　做導演的念頭早就有了，那時候主要是覺得很尷尬嘛，我比全校同學都大。老攝影師都是給我們這樣講：你們畢業以後分到電影廠，基本上要有十年到十五年，多年的媳婦才能熬成婆。我就覺著，那我畢業32歲，十五年以後四十多歲了我才掌機，那我太晚了。

　　為什麼第五代作品大部分都是拍那種歷史題材的，尋根的，鄉土的，它是受到當年文學思潮最大的影響，當年文學界尋根熱。所以第五代的作品在這個氛圍下成長起來，它帶有那個時代強烈的烙印。所以也很難説《紅高粱》是不是終結，但是我認為所有人都是跟著時代一同走的，所謂與時俱進嘛。

　　拍攝成本僅60萬元的《紅高粱》，一舉奪得1988年第3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這是中國電影第一次觸摸到世界三大電影節的最高獎，在中國電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那一年，張藝謀剛好38歲，與柏林電影節同齡，由此開始了其後30年的導演生涯，原著作者莫言33歲，攝影顧長衛31歲，主演姜文25歲，鞏俐23歲。這群年輕人，用激情和才華創造了一個中國電影的奇跡，後來都成為了電影界的佼佼者。24年後，莫言成為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籍作家，這也是電影與文學相互成就的時代傳奇。

　　張藝謀：那個年代，因為我們這一批年輕人，所謂第五代，那時候聽起來像個傳奇一樣，像個神話。有一段時間他們給我定義，就説得獎專業戶，攝影也拿獎，導演也拿獎，演員也拿獎，就感覺逢獎必拿，到全世界各地，摘金奪銀，第五代導演們都是風頭正勁的時候。

　　2002年，隨著我國加入WTO，國家開始改革電影製片、發行及放映行業，實行院線制，中國電影步入商業化進程，但如何進行市場化運作，電影産業究竟為何物，業內尚處在一團迷霧當中，此時，張藝謀執導的《英雄》橫空出世。

　　中國電影商業化的先行者

　　張藝謀：當時我們在面臨中國電影産業的一個坎兒，我只是想拍一個武俠片，套了一個荊軻刺秦的故事寫了好幾年了，突然《臥虎藏龍》橫空出世，一鳴驚人，我就想放棄了。後來安樂影業的老闆江志強就勸我，你還是拍吧，這個故事也很有特點。拍的時候他就跟我説，你要不要張曼玉，要不要梁朝偉，要不要李連杰，讓我都覺得很驚訝，我説可能嘛，原來是拍一個文藝片。所以就這樣子，一步一步，變成一個大片。

　　後來《英雄》上映，最後兩億多票房，你知道是全國票房的四分之一，這是不得了的，今天如果是400億的全國票房，它就是100億，完全沒想到，就這麼爆，成了一個爆款。

　　其實人沒有天才，誰是天才，是時代給了你這個機遇，時代給了你這個可能性。我們在這40年當中，我們進步，我們學習，我們歷練自己，也看到整個國家，整個環境發生的大的變化。

　　所以如果説到40年，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時代。我認為今天的電影呈現了很多多元化，我們的市場，還有我們的創作隊伍都是很多元的，包括新的年輕的電影工作者，他們是未來的生力軍，就是這樣子，我覺得這其實就是生活。

　　我們這一代人總有這樣一種心情，就是不想浪費時間，就一直想馬不停蹄，也就是説希望跟這個時代一直同步往下做，希望能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要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這時代就沒有我。——張藝謀

　　田壯壯：

　　“那個時候只要有電影，就會千方百計把它看了。甚至都是外語片，可能看不懂、聽不懂，也得去看了，有的東西是從影像上面對你的一種幫助，有的可能裏面有細節、情節會對你的幫助。

　　我們還是覺得，電影總體來講，還是分上中下，至少要分三成，這是最好的作品，中等作品、下等作品。可能大量閱讀的都是中間層的，就是很少有人去反復閱讀精品的東西，真正去感受精品裏面的價值的東西是什麼。所以我自己也會覺得，那個時候我們確實閱讀量非常大。”

　　牛犇：

　　“老百姓生活提高了，不自覺的提高了很多。作為文藝工作者，有時候應該坐下來真的想一想。我們付出得到底是什麼，給人民帶來多少精神食糧。個別演員片酬拿到上億，我聽了渾身起雞皮疙瘩。可見，我們文藝界生活太快，因為我們生活、工作條件的改變，跟我們現在思想的改變，距離太大了。”

　　黃建新：

　　“我們有時候會私下聊天，説作為藝術人生，我們是賺著了，這話怎麼理解呢？就是第五代導演，經歷了中國改革開放40年，從開始計劃經濟到今天，是人類用了200年走的過程。我們活了好幾代人要經歷的事，所以賺了。

　　既然你經歷的無限豐富，就給你提供了創作的無限豐富的可能性。我們學到了更多的東西，我們心胸變得更大，知識變得更豐富。電影永遠都是一個繼承關係，我們是站在了前一代、前兩代人的肩膀上起步，人家為我們打好了基礎，我們是受益者，我們今天也有責任，把我們的經驗給新的一代，讓他們站在我們肩膀上，讓中國電影達到一個更高的高度，這本來也是改革的目的。就是一步一步向上走。”

　　黃渤：

　　“高考考了兩三年吧，廣播學院也考過，中戲、軍藝都考過，一般都是初試就下來，但是對自己還挺有信心的。你發現這個學校其實它真的是一個大海洋，並不是針對於你專業的特別局限性的東西，去了以後也聽別的戲的課，我們進修的時候，那時候也是最努力的時候，交作業可以一個星期，我交七個小品作業，想的腦仁都疼，但是興奮，那時候還有一些作業，也都留到學校檔案館了，那是挺大的一個榮譽。

　　我覺得表演，有的時候靠一點天賦，小聰明，有的時候能對付過去，但是語言是靠練的，它的節奏，它的表達能力，它的調子，語感等等，我覺得最起碼，我又多了一個本事。然後就報了表演配音班。我覺得挺幸運的，能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樂此不疲的沉浸在一個一個角色裏面，覺得已經很滿足了。”

　　王寶強：

　　“拍完《天下無賊》之後，我帶著片子回到老家，在我當年看《少林寺》的那個地方，放露天電影，整個村莊都堆滿了人，老鄉們圍著問我，你跟劉德華怎麼樣，跟葛優怎麼樣，你這個戲怎麼演的，你怎麼演成這樣，邊看邊聊。

　　也確確實實，從那之後，鄉親們有時候去外邊做生意，一提到説你是哪的？河北哪個地方？王寶強是我們村的，大家都很高興，覺得都很有光彩。我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改變一切。在這個過程當中，你整個的精力和你的想法，和你的生活的處境，都有很多很難以扛過去的。我當時想，只要是堅持能在北京生活下去，我絕對不會走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