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電信詐騙嫌犯：早知會在大陸判刑 肯定不敢重操舊業

　　新華社北京５月１日電  題：台灣電信詐騙嫌犯：早知會在大陸判刑　　肯定不敢重操舊業

　　新華社記者

　　４月３０日晚，９７名電信詐騙犯罪嫌疑人（大陸６５人，台灣３２人）被公安機關從馬來西亞押解回國，涉及國內２０余省區市的１００余起特大跨境電信詐騙案成功告破。

　　案件引起各方高度關注。專家及專案組民警指出，馬來西亞將台灣犯罪嫌疑人遣返中國大陸依法處理，符合國際法也符合中國法律，更有利於打擊犯罪、保護受害人合法權益和實現司法公正。此前被遣返中國大陸的台灣嫌犯也承認，台灣方面司法打擊不力是導致電信詐騙猖獗的重要原因，“早知道會在大陸判刑，我肯定不敢再做了。”

　　專家：馬來西亞將台灣嫌犯遣返中國大陸合理合法

　　“長期以來，屬地管轄權在國際上都是為各國所確認的。換句話説，只要犯罪結果發生在一國領土之內，該國就是享有屬地管轄權的。”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副院長李居遷認為，“就本案而言，罪犯無論身處何處，因其詐騙行為結果發生在中國大陸，所以中國大陸是享有屬地管轄權的。因此，馬來西亞把犯罪嫌疑人遣返回中國大陸，這符合國際法也符合中國法律，在法律上沒有問題。”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教授馬呈元介紹，自２０１１年起，我國執法部門與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執法部門都進行過打擊電信詐騙犯罪方面的合作。“我國與這些國家都建立了外交關係，有引渡條約，與有些國家還建立了刑事司法方面的條約，所以無論犯罪嫌疑人是大陸籍還是台灣籍，我國執法部門都可以與犯罪嫌疑人實施犯罪的據點所在國進行合作。”

　　“以往大陸的做法是將台灣犯罪嫌疑人抓獲後遣返至台灣，這符合《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但這只是一種內部分工。”馬呈元説，根據大陸刑法規定，以國外為據點針對我國法人和公民實施的電信詐騙犯罪，因其犯罪結果在大陸，大陸當然有屬地管轄權。

　　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教授樊崇義介紹，台灣對於電信詐騙沒有單獨立法，而是以普通的欺詐罪來審判，最高刑期是５年；如果在大陸，詐騙罪最高為無期徒刑。電信詐騙犯罪活動愈演愈烈，大陸法人和公民利益受到嚴重侵害，而以往被遣返回台灣的犯罪嫌疑人，並未得到嚴厲懲治，被輕判甚至無罪釋放，許多人又重操舊業。

　　“因此，２０１６年以來，大陸執法部門將台灣犯罪嫌疑人押解回來，並按照大陸法律進入刑事司法程式，從保護被害人角度出發，在現有法律框架下對這類問題加大合作力度，有利於更好地保護兩岸民眾合法權益。”馬呈元説。

　　法學專家陳驚天認為，馬來西亞的做法符合國際法精神，有利於對這類犯罪進行打擊，符合各方訴求，“這完全是為了打擊犯罪的需要，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正常舉措，完全沒有必要懷揣著政治目的將其政治化。”

　　專案組：將嫌犯全部押解回大陸更利於案件偵辦

　　專案組民警、公安部刑偵局副處長張軍向記者介紹，９７名犯罪嫌疑人目前羈押在廣東省珠海市看守所。為便於偵辦，確保偵查工作連續性，公安部已會同廣東省公安廳成立專案組，偵查調查工作已全面鋪開，待查清全部犯罪事實後，在大陸依法起訴審判。

　　張軍進一步表示，將９７人全部押解回大陸處理，更有利於案件偵辦工作，主要原因有三個方面。

　　一是有利於徹底查明案情。

　　“電信詐騙犯罪都是集團犯罪。他們自稱‘公司’，組織嚴密、分工明確。其中，‘一線’人員冒充郵局、快遞公司、電信公司等；‘二線’人員冒充警察；‘三線’人員冒充檢察官或者金融部門的人；另外，還有專門負責招募詐騙人員、技術維護、獲取受害人個人信息的。”張軍説，如果對一個犯罪集團分開處理，就很難查清該犯罪集團的組織架構情況和作案情況。以往，大陸押回的犯罪嫌疑人都承認實施詐騙犯罪，但因同夥被從第三地遣返回台灣，具體騙了誰、騙了多少錢、騙來的錢最終流到哪難以查清。

　　二是有利於調查取證。

　　張軍説，受害人全部在大陸接聽詐騙電話，犯罪嫌疑人轉賬取款使用的全部是大陸銀行卡。因此，無論是從被害人電話入手查明境外犯罪窩點，鎖定該犯罪集團，還是從銀行賬號入手，查明贓款流向，主要調查取證工作都需要在大陸完成。而提取到的電子證據和銀行交易方面的證據，又都需要與犯罪嫌疑人口供、被害人陳述相互印證。將犯罪嫌疑人全部押回大陸處理，更有利於對犯罪證據進行固定完善，形成證據鏈。

　　三是有利於提高犯罪成本。

　　“以往，我們從境外押解回大陸的只有大陸嫌疑人，由於大陸嫌疑人在犯罪集團中層級較低，接觸不到幕後組織者，使真正的主犯長期逍遙法外。台灣法律對電信詐騙犯罪刑罰較輕，使得犯罪成本低、收益大，越來越多的人從事電信詐騙犯罪。”張軍説。

　　張軍舉了一個例子。“２０１２年，我去印尼抓過一批電信詐騙犯罪嫌疑人，當時大陸和台灣嫌犯由兩岸警方各自帶回處理。３個月後，我去柬埔寨偵辦電信詐騙案件，抓獲嫌疑人後，其中一個人盯著我看，問長官你是不是去過印尼，上次在印尼也是你抓的我。也就是説，短短３個月時間，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台灣後，又跑到柬埔寨繼續實施電信詐騙犯罪。”張軍説，“將犯罪嫌疑人全部押解回大陸，有利於嚴懲犯罪嫌疑人，提高其犯罪成本，形成震懾，減少發案。”

　　樊崇義也認為，在大陸進行偵辦、管轄、審判、追贓更為有利。“從法律上講，大陸偵辦這個案件有正當性，以屬地管轄為主，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為輔；從受害人的期待來看，這麼多人的錢被騙走，無論大陸和台灣都應該考慮他們承受的痛苦和嚴懲罪犯的要求。因此，在大陸偵辦審理意義重大。”

　　台灣嫌犯：早知會在大陸判刑肯定不敢重操舊業

　　４５歲的台灣台中人林某，是今年４月被從肯尼亞遣返中國大陸的電信詐騙犯罪嫌疑人之一。

　　林某介紹，２０１１年，他開始參與電信詐騙，從“一線”做起，詐騙對象都是大陸民眾，後來犯罪窩點被台灣警方查獲，他本人被台灣法院判處有期徒刑６個月。刑滿釋放後，他多次前往印尼，繼續對大陸民眾實施電信詐騙。今年１月，“經驗豐富”的他被一個叫“強哥”的人相中，赴肯尼亞開設電信詐騙犯罪窩點並充當負責人，詐騙對象依然是大陸民眾。

　　“我們從１月開始招募人員，兩個月時間內招募到２２名台灣人和１９名大陸人，都是文化程度低、工作不好找的人，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做過電信詐騙。”林某説，“以前做過的人，去肯尼亞之前都知道是要幹什麼的；對沒有經驗的人，我騙他們説是去旅遊或者做客服工作，他們到了之後才知道是做電信詐騙。”

　　“人員到齊之後，我們會進行‘安全教育’，對他們説，如果真有狀況發生，也要做到口供一致，説是來旅遊的；最後即使查到證據了，會被送回台灣，不會判刑很重，所以讓他們放心。”林某説。

　　另一名電信詐騙犯罪嫌疑人、３７歲的台灣台中人許某也承認，他們的“圈子”裏都有這樣一種“常識”：就算跑到國外去設窩點詐騙，按照慣例都是遣返回台灣，判得不會太重，甚至有可能被無罪釋放。

　　許某也是慣犯。２０１０年，他開始在台灣專門針對大陸民眾實施電信詐騙，同年被台灣法院判處有期徒刑７個月。２０１４年７月，許某被詐騙團夥老闆“胖財”網羅為手下。按照“胖財”安排，許某以“考察飲料生意”的名義赴肯尼亞實施電信詐騙。

　　“我本人對電信詐騙的流程比較熟悉，因此‘胖財’找到我，讓我和他一起‘開工’。”許某説，因為自己“經驗豐富”，被“胖財”委以最關鍵、也是“技術含量”最高的“三線”重任，專門冒充“檢察院金融犯罪科科長”。

　　“我按照每個月‘業績’的８％拿提成，在肯尼亞幹了３個多月，我掙了２０多萬元人民幣。”許某介紹，他所在的詐騙團夥一般一天可做成一兩單，最多一天做成３單。“我最大的一單有９０多萬元人民幣，‘公司’裏還有人比我更高，一單騙了幾百萬元。”

　　許某説，自己重操舊業的主要原因就是“掙錢快、處罰輕”。“我第一次在台灣才判了７個月就出來了，即使是負責人也不會判很重，大家心裏有底，所以台灣專門從事電信詐騙犯罪的人越來越多。”

　　如今，無論是林某還是許某，心裏都沒了“底”。許某説，他了解到大陸對電信詐騙犯罪的量刑比台灣重得多，自己可能會被判處重刑，“這一輩子就完了”。“我們本來以為這次也會被送回台灣，如果早知道會被遣返大陸，我肯定不敢做這種事了。”

　　“如果我上次詐騙是在大陸被判的刑，那我這次就不敢再出去詐騙了。如果台灣對電信詐騙判刑重的話，電信詐騙在台灣也就不會那麼猖獗。”林某説。

　　林某在懺悔中表示，他在實施電信詐騙時，碰到那些年紀比較大、家庭背景不好、身體又不好的受害人，“心裏也會掙扎”。他知道這是犯法的，“真的對不起他們，我現在很後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