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蘭州11月12日電 (馮志軍 閆姣 高瑩)“我們終究是要走的，你們將會留下來擔當保護莫高窟的重任。”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首席項目專家內維爾·阿格紐的“深情表白”，讓敦煌研究院院長王旭東銘記了近30年。如今，莫高窟有了長期堅守大漠的專業人才隊伍，阿格紐和他的團隊亦“不捨離開”。

　　“敦煌研究院是在改革開放中發展壯大的。”作為莫高窟第四代“掌門人”，王旭東對莫高窟保護國際合作的認知，始於他剛到敦煌研究院的1991年，在與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的一次工作會議上。“現在合作的時候，你們要親自動手，而不是我們動手，你們旁觀。”內維爾·阿格紐當時強調説。

　　“事實上，莫高窟的出現本身就是‘國際合作’的産物。”在王旭東看來，這個古老石窟中至今留存著來自東西方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多元文化的結晶，即是因絲綢之路而連接在一起的“共同信仰”。

　　1979年，歷時30多年搶救性保護的敦煌莫高窟開始對公眾開放。至今年暑期，莫高窟經歷了其近40年來同期最大客流衝擊，遊客量持續“爆棚”。這處世界文化遺産能安度“文物和遊客雙安全”的嚴峻考驗，得益於國際合作下探索出的一系列科學保護和開放措施。

　　在莫高窟對外開放同一年，敦煌研究院與日本合作出版《敦煌石窟》五卷本，將敦煌研究院過去積累的保護研究成果呈現出來，意味著國際合作的啟程。隨後，該院學者到日本去訪問留學，日本學者也相繼來到敦煌，形成了持續至今的雙向交流。

　　20世紀80年代，莫高窟成為中國第一批列入《世界遺産名錄》的世界遺産地。作為中國最早邁開改革開放步伐的文物保護科研單位之一，敦煌研究院隨即進一步打開“大門”，主動提出合作保護的願望，並建立了國際合作平臺，開啟常態化“國際合作之路”。

　　王旭東介紹説，幾十年來，來自日本、美國、英國、澳大利亞、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文化遺産保護機構、高等院校、科研機構以及個人，先後來到敦煌，不僅帶來了保護設備和經費，還帶來了先進的保護理念和技術，投入到敦煌壁畫的保護修復、文物病害防治、敦煌文化的研究與弘揚之中。

　　“莫高窟保護事業發展的關鍵是人才。”王旭東表示，在長期國際合作中，敦煌研究院培養了人才隊伍，學到了國際上先進的保護理念和技術，形成了一整套保護莫高窟文化遺産的科學程式和方法，建立起文物本體和載體保護、賦存環境監測、文物保護區安全防範等全方位的科學管護體系。

　　事實上，改革開放之前的莫高窟保護管理多依靠“自力更生”。王旭東説，上世紀50年代末，莫高窟部分壁畫顏料脫落較為嚴重，當時國內沒有相關專家，中國政府曾請來捷克專家幫忙修復，但因敦煌條件艱苦，不久便離開。自此直到改革開放期間幾乎再無官方間的國際合作，但民間的一些文化交流活動並未斷絕。

　　“這是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産，不開放就會成為歷史的罪人；但是手段方式也很重要，開放得不合適也會成為歷史的罪人。”王旭東認為，因此弘揚敦煌石窟的燦爛文化，需要對受眾進行區分，為學者和大眾、學生和成人、國內遊客和國外遊客量身定做不同的服務，“目前有30個洞窟的高清圖像已經實現了全球共享，遲早有一天要全部開放”。

　　關於近年內地頻現“敦煌學回歸”熱議，王旭東直言“並不喜歡這個説法”。他表示，敦煌學本來就是一個國際性的課題，擔心的就是“國外研究敦煌的人少了，回歸有什麼意義呢”，不僅國際合作要繼續加大力度，而且要警惕坊間關於“終止國際合作”的言論。

　　近40年來，集珍貴性與脆弱性于一身的莫高窟，由搶救性保護過渡至預防性保護“轉危為安”。由敦煌研究院主導研發的中國首個文物出土現場保護移動實驗室，實現了對出土文物的零距離保護；“數字敦煌”項目推動高冷的千年文化遺産“飛入尋常百姓家”；遊客承載量設置保障了文物和遊客的雙重安全……

　　“這為文化遺産保護提供有效支持和服務。”敦煌研究院副院長趙聲良介紹説，這在敦煌石窟綜合保護體系構建和絲綢之路沿線文物保護過程中，獲國家技術專利50多項，推廣應用於全國10多個省(市、區)的200多項文物保護工程。

　　這些成果還成為絲綢之路沿線諸多文化遺産效倣的“範本”。2016年以來，敦煌研究院先後受邀前往印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考察相關文化遺産，並作為中國文化遺産專業團隊首次對阿富汗巴米揚石窟進行了堪稱“破冰之旅”的學術考察。

　　近年來，敦煌研究院與英國、法國、意大利、美國、日本、印度等國家的科研院校密集往來，並簽署了一系列合作協議。今年秋天，敦煌研究院與意大利威尼斯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決定於2019年共同在意大利舉辦敦煌文化展覽，以達到提升學術水準、弘揚敦煌文化的目的。

　　意大利威尼斯大學校長米歇爾·布格列西表示，敦煌文化藝術魅力令人震撼，這正是威尼斯和敦煌相似之處，期待雙方可以開啟更多的合作和聯繫，共創新的輝煌。

　　“我們現在不斷創造條件，讓年輕人到國外去深造，去開拓視野。”上世紀90年代，趙聲良曾作為“訪問學者”赴日本留學數年。他説，當時聽到“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説法很受刺激，他和很多年輕學者一心想把中國人自己的“敦煌學”建起來，當年日本在此領域的研究成果和先進經驗讓人深受啟發。

　　近年來，敦煌研究院主導研發的一系列保護成果在敦煌石窟的科學保護、學術研究、敦煌文化弘揚中填補了一個又一個空白。而敦煌研究院的“國際合作”方興未艾，近兩年來，來自日本和美國的學者主動入職敦煌研究院，希望通過他們的語言、視角和文化背景來向全球傳播“敦煌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