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企業境外投資步伐明顯加快，規模和效益顯著擴大和提升，為帶動相關産品、技術、服務“走出去”，促進國內經濟轉型升級，深化與相關國家互利合作，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和開展國際産能合作發揮了重要作用。當前，國際國內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中國企業開展境外投資既存在較好機遇，也面臨諸多風險和挑戰。

　　為加強對境外投資的宏觀指導，進一步引導和規範境外投資方向，推動境外投資持續合理有序健康發展，有效防範各類風險，自去年底以來，有關部門陸續出臺政策遏制非理性投資。從大張旗鼓的鼓勵“走出去”到進一步加強對外投資管理，政策風向標的調整應勢而動。新形勢下中國企業“走出去”路在何方？日前，在商務部投資促進局主辦的2017中國企業“走出去”高峰論壇上，各界人士各抒己見，建言獻策。

　　對外投資方向調控得宜

　　8月中旬，國務院辦公廳批准轉發國家發改委、商務部、人民銀行、外交部《關於進一步引導和規範境外投資方向的指導意見》的通知（國辦發〔2017〕74號），支持境內有能力、有條件的企業積極穩妥開展境外投資活動，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深化國際産能合作，帶動國內優勢産能、優質裝備、適用技術輸出，提升我國技術研發和生産製造能力，彌補我國能源資源短缺，推動我國相關産業提質升級；限制境內企業開展與國家和平發展外交方針、互利共贏開放戰略以及宏觀調控政策不符的境外投資；禁止境內企業參與危害或可能危害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等的境外投資。

　　74號文及此前的外匯管制等系列新政對對外投資進行了有效調控，遏制了近幾年對外非理性投資快速發展的勢頭，促使對外投資理性回歸。統計顯示，今年1～8月，中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52個國家和地區的4700多家企業新增非金融類投資687億美元，同比下降41%。

　　政策引導契合國家方略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部長趙晉平認為，由於對非理性投資行為進行了制約，對外投資增速出現負增長的態勢是正常的，是在經過高速增長之後的正常回歸。“從國家戰略來説，每個國家倡導、引導、鼓勵對外投資都有其戰略意圖。”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申兵認為，遏制非理性投資可能會在短期內對“走出去”投資的數量産生一定影響，但從長遠來説，只要是符合國家戰略的投資，盈利機會就更多，因為其能得到國家的政策支持，就會獲得更多機遇。

　　一直負責招商工作的中非泰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總經理魏建青介紹説，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很多企業反饋説海外投資審查更嚴了，要辦理更多手續，資金匯出更難，也耗費一定時間。但魏建青認為，國家加強對外投資的引導和監管是必要的，區別了鼓勵類清單和限制、禁止類清單，對境外經貿區來説是一種利好。鼓勵類清單中包括基礎設施、高新技術和先進製造業、裝備技術、能源利用、農業合作及其服務領域投資，這些與海外經貿合作區設立的初衷和目標非常契合。政策的導向為真正想到海外投資，且符合國家産業發展規劃及“走出去”政策相符的企業和産業提供了支持和便利。此外，加強對外投資的政策引導與“一帶一路”倡議産業合作也相契合，投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企業都會獲得千載難逢的機遇。

　　“對非理性投資的限制，對國開行本身的業務影響不大，因為國開行在為企業提供‘走出去’支持方面，主要是支持能源資源、基礎設施、國際産能合作及其裝備製造‘走出去’等，這些都是符合國家政策方向的並購。”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國際戰略研究處副處長李一君表示，國開行的辦行方針是服務國家戰略，依託國家信用。只要是國家需要，國開行就會努力貫徹執行，在這個前提下，再看看有什麼自由度進行市場運作，進而核定相關項目。

　　對外投資增長過快是悖論

　　中國對外投資是不是增長得太快了，是否超過了自身發展水準的需要？趙晉平認為，所謂對外投資增長過快的結論顯然難以成立。從宏觀層面來看，我國對外投資還有長期的、巨大的發展空間和潛力。

　　趙晉平指出，過去幾年中國對外投資平均增速達19%，對全球對外投資保持平穩增長作出了直接的貢獻。還應看到，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佔全球跨境直接投資的比重除2015年小幅度回落外，近幾年持續上升，到2016年升至12%。中國是全球跨境投資最具活力、積極的因素。

　　然而，中國對外投資相對規模仍然偏小。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15年全球對外投資存量佔全球GDP的比重高達34%；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存量佔GDP的比重為18.3%；中國僅佔9.2%，遠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準，甚至比其他新興國家，如俄羅斯和巴西還低。即便是對外投資增速最快的2016年佔GDP的比重超過了10%，但中國對外投資規模與發展中國家平均水準仍存在一定差距。

　　同時，“走出去”必然面臨許多風險和困難。趙晉平提醒出海企業和投資機構，在策略選擇上要做到行穩致遠，要有風險意識，制定好發展策略和規劃。他認為，遏制非理性投資、引導“走出去”方向從另一角度來看也是在幫助企業規避和降低風險。

　　李一君也認為，對企業而言，如何規劃“走出去”戰略，了解所處産業在國際上的分工和地位非常重要。例如，我國水泥産能過剩，企業擬進行産業轉移，走出去在埃塞俄比亞建了許多水泥廠，結果造成了埃塞市場水泥産能過剩。因此，政府應該對企業的海外投資和佈局進行指導，諸如水泥、光伏、文娛、體育産業的投資應當受到一定限制和審查，避免無序非理性的投資影響到國家方略。（記者 何芬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