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後悔致信羅斯福：把原子彈送給瘋子

　　原標題：愛因斯坦後悔致信羅斯福：把原子彈送給瘋子

　　原子彈變成人類自我毀滅的工具，對那些曾經參與或關注過原子彈研究和製造的科學家們産生了巨大的震撼，這些科學家大多都對此表示一種深深的懺悔和自責。

　　1945年8月6日，當愛因斯坦在紐約薩朗那克湖邊從《紐約時報》的一位青年記者那裏知道了日本廣島遭原子彈轟炸的消息時，感到極度震驚。作為推動美國開始原子彈研究的第一人，愛因斯坦不無遺憾地説：“我現在最大的感想就是後悔，後悔當初不該給羅斯福總統寫那封信。……我當時是想把原子彈這一罪惡的殺人工具從瘋子希特勒手裏搶過來。想不到現在又將它送到另一個瘋子手裏。……我們為什麼要將幾萬無辜的男女老幼，作為這個新炸彈的活靶子呢？”馬栩泉：《核能開發與應用》，化學工業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169頁。是年11月，愛因斯坦在《大西洋月刊》發表文章，指出：“我認為原子能在可見的將來不會是一種福音，因此我必須説，它當前是一種威脅。”楊建鄴：《科學的雙人器：諾貝爾獎和蘑菇雲》，商務印書館，2008年1月第1版，第269頁。12月10日，愛因斯坦在紐約諾貝爾大學的一次演講中，如此説道：“作為科學家，我們必須不斷警告人們這些武器的危險性，我們要努力使世界人民，特別是他們的政府意識到，除非他們改變相互間的態度，並認識到自己在形成一個安全的未來中所擔負的責任；否則這些武器必然造成無法形容的災難。”同上書，第269頁。1948年7月，愛因斯坦在寫給“國際知識界和平大會”的信中説道：“作為世界各國的知識分子和學者，身負著歷史重任，我們今天走到了一起，……我們從痛苦的經驗中懂得，光靠理性還不足以解決我們社會生活的問題。深入的研究和專心致志的科學工作常常給人類帶來悲劇性的後果”，“科學家的悲劇性命運使我們幫忙製造出來了更可怕、威力更大的毀滅性武器，因此，防止這些武器被用於野蠻的目的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同上書，第269—270頁。其後，愛因斯坦在其發表的《命運攸關的決定》中還繼續呼籲：“現在該是號召每一個人（不論性別）對可能發生現代文明歷史上最大的災難進行思考的時候了。……原子戰爭除了給戰爭雙方帶來前所未有的傷亡和毀滅以外，什麼也解決不了，用戰爭解決爭端已不再可能。”同上書，第270頁。直到愛因斯坦去世之前，愛因斯坦都利用一切機會呼籲美國不要把科學的發現變成殺人武器，並號召全世界科學家團結起來反對核戰爭。

　　素有“原子彈之父”之稱的奧本海默也是最早對原子彈這一科學成就表示懷疑的人之一。1945年10月16日，奧本海默在接受美國陸軍授予洛斯-阿拉莫斯感謝狀答詞時説：“如果原子彈被一個好戰的世界用於擴充它的軍備，或被準備發動戰爭的國家用於武裝自己，則屆時人類將要詛咒洛斯-阿拉莫斯的名字和廣島事件”，他借機呼籲“全世界人民必須團結，否則人類就將毀滅自己。”馬栩泉：《核能開發與應用》，化學工業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169頁。

　　因發現第93號元素钚而對原子彈的研製工作立下汗馬功勞的英國科學家哈恩，在得知日本遭受原子彈打擊的消息後，感到十分沮喪，他覺得正因為他的發現，原子彈才得以發現出來，因此他覺得他應該對這十幾萬人的死亡負有責任。他在多次場合表示，當他看到自己的科學發現可能帶來的可怕後果時，他深深驚恐。如今，這一切可能性和擔心都變成了現實，他覺得自己受到了良心的責備。

　　在廣島原子彈爆炸後幾個月，英國著名哲學家伯特蘭·羅素就已經預見到原子彈巨大的破壞力將給人類文明造成的危險。美國第一顆氫彈的試驗成功更加促使羅素決定採取措施，説服全世界的許多傑出的科學家與其一起發表一個聲明，就核戰爭的危險向各國政府和公眾發出警告。為此羅素于1955年寫信給愛因斯坦，愛因斯坦立即熱情回信請羅素起草宣言，並把自己的簽名寄給羅素。1955年7月9日，《關於核武器的聲明》，即著名的《羅素—愛因斯坦宣言》在倫敦正式發表，共有11位以諾貝爾獎獲得者為主體的著名科學家在此宣言上簽字。在宣言上簽字的諾貝爾獎獲得者，除了羅素和愛因斯坦外，還有法國物理學家約裏奧-居裏、德國量子力學創始人馬克思·玻恩、日本介子理論基本原理開拓者湯川秀樹等。《宣言》及其附件如此寫道：“在未來任何世界大戰中肯定要動用核武器，這樣的核武器肯定要威脅人類的持續生存，鋻於這樣的事實，我們強烈要求世界上的政府認識到，並公開承認，不能通過世界大戰實現自己的目的。因而，我們強烈呼籲尋求和平手段，解決他們之間的種種爭端。”同上書，第171—172頁。1957年7月，在《羅素-愛因斯坦宣言》的號召下，來自10個國家、屬於東西方不同陣營的22名科學家，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小漁村——帕格沃什首次舉行會議，討論如何評估核武器大規模試驗的後果，如何控制核武器和達成全面裁軍協議，以及研究科學家如何承擔社會責任。這次會議被與會科學家們命名為“帕格沃什科學與世界事務會議”，並成為延續至今的著名的“帕格沃什運動”的開端。

　　1958年1月13日，世界上43個國家的9000名科學家致信聯合國秘書長，要求立即簽訂一項停止核子試驗的國際協議。王仲春：《核武器核國家核戰略》，時事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第433頁。

　　1988年春天，英國著名物理學家斯蒂芬·霍金獲得以色列沃爾夫基金會授予的沃爾夫物理學獎。霍金利用在耶路撒冷的頒獎典禮也表達了對現代科技發展的隱憂。他在演講中説，“科學的發展已經證實了，我們是廣闊的宇宙中很小的一部分，這小小的一部分要用理性的法則來治理，希望我們還能用法則來治理我們的事務。然而科學的發展也使我們受到了威脅——它會毀掉我們的一切……讓我們儘量地能夠促進和平，確保下個世紀以及更遠的將來我們人類還能繼續存在。”【美】克裏斯廷·拉森：《霍金傳》，上海遠東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第106頁。顯然，霍金的這段言論是針對核武器的發展，因為到現在為止，只有核武器才是霍金所講的能夠導致人類毀滅的“科學”。

　　但是，我們應當注意到，不管這些科學家和哲學家、思想家們如何義憤填膺地表達了他們對於核武器的擔憂，但這些建議與顧慮大多停留在“空氣振動”階段，並沒有産生什麼巨大的實際效果。其原因特別簡單：首先，這些科學家大多是當年核武器開發的積極推動者，現在卻又振振有詞地反對核武器，這種前後矛盾的情形確實很難讓人信服。其次，並非所有的科學家都堅持同樣的觀點，相反則有很多科學家堅持認為應該製造出更多的核武器以用於戰爭。例如，同樣是美國第一個原子彈的參與者，維克多·韋斯科夫則依舊認為他們製造原子彈是正確的。他反復提出，當時的情形與現在大不相同，希特勒正在研製原子彈。德國戰敗後，日本人瘋狂地抵抗，給美國造成巨大的傷亡，他覺得當時至少要製造10個以上的原子彈才能使日本屈服。肯尼斯·加爾佈雷思：《核擊日本》，王宏林編譯，京華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第226頁。

　　當然，讓這些科學家的“良知”最終處於“空轉”的根本原因，還是他們僅僅是供國家政府部門使喚的“文人”，最多算得上“御用科學家”而已，縱使才高八斗，經天緯地，也不過是一介書生罷了。

　　再説了，到了20世紀40年代以後，人類科學發展已經進入一個國家主導下的“大科學時代”了，沒有國家的支持，任何人想作出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情是極端困難的。研究科學史的人們或許知道，在20世紀40年代前後那段時間，科學家基本上是自由自在的，可以説是“單幹式的”。德國的科學家倫琴一個人在實驗室裏專注地觀察由陰極射線引起的奇怪現象，就連他的助手和妻子都不知道他在幹什麼。法國物理學家貝克勒爾子承父業，在偶然中發現了鈾射線。波蘭科學家居裏夫人在沒有任何人的幫助下，在“棚屋”裏又幹粗活又作精密的儀器觀察，這才發現了放射性的元素钚和鐳。這個階段的科學家是自由的，也是快樂的。當居裏夫婦在夜間看見他們經過千辛萬苦才提煉出的鐳發出美麗的幽光時，他們幸福地擁抱在一起。英國物理學家盧瑟福每當有重大發現，總要放開喉嚨高唱：“前進，基督的信徒們！”而且不無驕傲地説：“這是我掀起了波浪！”肯尼斯·加爾佈雷思：《核擊日本》，王宏林編譯，京華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第5—6頁。但與之同時，捉襟見肘的財務狀況也經常讓這些科學家們遭遇困境，使之無法將心愛的科學研究予以推進。不過在這段時間之後，情況不一樣了，經常因經費問題而陷入絕境中的科學家日益被納入國家的體系中來，由國家提供巨大的財政支持為科學家們開展科學研究提供前所未有的支持，但從此以後，這些科學家們也失去了應有的自由。也正是因為上述這些原因，決定了科學家們只能根據國家的意志來決定自己的活動，而不是相反。科學家的意見或觀點永遠只能説對政府的決策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但無法左右政府的決策。關鍵是當科學家們的自由被政府“收購”以後，他們就再也沒有權利來支配自己所創造的成果了。

　　“在人生的途中，我迷失在一個黑暗的森林之中。……我怎麼會走進那個森林之中，我自己也不清楚。”【意大利】但丁·阿利基埃裏：《神曲·地獄》，第1篇。這是意大利詩人但丁·阿利基埃裏的困惑，世界上有哪個科學家不具有與但丁同樣的困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