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委員黃友義：不能徹底否定馮唐翻譯《飛鳥集》的努力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外文局原副局長兼總編輯黃友義接受中國網記者採訪。何珊 攝

　　原標題 黃友義：圍繞馮唐版《飛鳥集》的討論有助於促進翻譯 名著翻譯中外合作佳

　　中國網3月10日訊（記者 張銳）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外文局原副局長兼總編輯黃友義在兩會期間接受中國網記者採訪時表示，去年出版界引起爭議的馮唐翻譯版《飛鳥集》雖然引起爭議，但從事翻譯和評論翻譯，從學術上講，是值得肯定的。而中國名著的翻譯，如有中外合作，則是更好。

　　“翻譯就像作者一樣，都希望有自己的特色，馮唐翻譯的時候，他一定也希望翻譯出自己的特色來，”黃友義委員説，“因此，我覺得翻譯作為一種再創作，要允許譯者推陳出新，有他自己的特色。從這個角度看，我認為，馮唐用一些大家不熟悉的，過去沒用過的這種表達方式，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他也指出，做翻譯的時候要考慮到當年的語言和文化環境。“泰戈爾的詩，當時是在印度寫的，寫的是在印度的生活感想。現在翻譯成中文，首先要考慮的是要符合當時的情景。簡單地説，你做翻譯時不能把一個農民的話翻譯成教授的語言，你也不能把教授的話翻譯成農民的語言。譯文要符合原著的特色，特別要符合原文創作時當時和當地的文化因素，然後還要考慮如何跟今天的讀者閱讀習慣接軌。今天的讀者身處互聯網時代，大家的語言更豐富，也更簡練。並且，不管你是否承認，現在的語言經常帶有發泄的色彩，這些因素也得考慮進去。所以，我認為不要因為他用了幾個詞，就徹底肯定或否定他做翻譯的努力。”

　　他認為，翻譯好壞，經常是見仁見智的事。不過他説，“首先要看譯文是否符合泰戈爾的想法，翻譯要忠實于原意。如果符合，再考慮是否符合今天的中文讀者的口味，那就沒有大問題。我覺得馮唐 作為一位作家，願意從事翻譯，是值得肯定的，他做了一件勇敢的事情，至於譯文好不好，那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從學術上可以討論的事情。”

　　去年7月，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了馮唐重譯的泰戈爾詩集《飛鳥集》。然而該譯本中一些充滿個人色彩的翻譯風格引起了相當大的爭議。出版社12月28日表示，決定從即日起下架該書，評估審議後再做後續決定。馮唐則對此表示：“歷史和文學史會對此做一個判斷。”

　　説到外國人翻譯中國名著，黃友義委員也肯定了外國譯者的貢獻。“四大名著一般都是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外國人自己單獨進行翻譯的版本，沒有中國直接參與。但是應該肯定這些人為傳播中國文化做了很大的工作，要感謝他們，而且他們的譯本出版早，在海外發行的渠道很暢通，”他説。

　　“但是外國人翻譯中國作品經常遇到一個問題，就是因為漢語博大精深，他們有時候不容易把握得那麼準。這方面他們肯定沒有中國學者具有的優勢，這裡且不説名著本身是古文，和現代漢語有差異。所以外國人翻譯中國作品，在準確性上會有出入。最好的辦法，還是中外譯者密切合作。我最欣賞的，還是外國人和中國人合作翻譯的版本，因為這些版本對中文的理解非常準確。比如《紅樓夢》的全譯本，就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外國人翻譯的《石頭記》，出版早，流傳廣，另一個是楊憲益、戴乃迭的版本。但後者的特點在哪呢？楊憲益的中文功底很深厚，他能把中文的意思把握的十分準確，而他的英國妻子戴乃迭則在語言上進行了更好的加工。比如炸茄盒怎麼做，什麼味道？這個外國人沒吃過，沒做過，就很難翻譯準確。就像兩年前舉辦過的一次中國優秀作品翻譯比賽，內容都是當代中國小説。獲得英文一等獎的是外國人的譯作。他的譯文非常流暢，用詞恰當，但有一個情節講蛇皮口袋，他翻譯的不準。蛇皮口袋我們都知道是塑膠編織袋，但獲獎的那個譯者，就翻譯成用蛇皮做的口袋。”

　　黃友義委員認為，在對外翻譯方面，中國人在外文語感上有先天不足；外國人則對中文的理解不足。“這就是為什麼經典作品一定要中外合作，這樣才能更好的做到‘信達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