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寄宿學校隱性輟學背後：從間接懲戒到故意無視

　　原標題：農村寄宿學校隱性輟學背後：從間接懲戒到故意無視

　　□社會資本對教育懲戒權勝利的背後，並不意味著家長對學校的勝利，因為最後的吃虧者往往依然是學生

　　□從“直接懲戒”到“間接懲戒”進而走向“故意無視”的冷性暴力，折射出底層鄉校在村落教育變遷中對學生管理的無奈

　　□被標簽化的失敗者在其他校園日常生活中尋找個體意義以擺脫失敗魔咒，這意味著自我放棄下，隱性輟學的發生可能會變成一種略帶英雄主義色彩的抗爭

　　當今社會留守兒童關愛體系存在的核心問題之一，就是關愛與現實的學校規訓彼此混淆。它不是通過恢復留守兒童在校園裏的“主體性”和“自由空間”，而是用無數的“禁止”和“規訓”去彌補教師，尤其是生活教師的不足。

　　“保證安全即是給予關愛”的潛在邏輯恰恰偏離了關愛體系建構最為核心的精髓：在勞動力大量外出的現實下，如何讓學校成為留守兒童真正喜歡的地方。由此，在這套關愛體系南轅北轍的持續性實踐下，中國西部地區寄宿制學校中的留守兒童往往可能越被關愛，卻越陷入規訓和抗爭的痛苦中。

　　筆者所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城鎮化進程中西部底層孩子階層再生産發生的日常機制及策略干預研究》持續深入中國底層鄉校，揭示中國經濟發展奇跡背後，西部寄宿制學校中底層孩子們的日常微觀生活世界。

　　間接懲戒變成冷冰冰的量化數據管控

　　懲戒權和獎賞權都是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傳統懲戒術逐漸變成一種高難度的藝術，因其邊界的難以掌控而漸漸遠離了日常教學，對肉體疼痛的規訓與懲戒日益變為一種對慾望和既有便利的剝奪，其最為典型的例子是對文明生、流動紅旗與文明班的評選。

　　學校通過嚴密的學生自組織體系和學校德育組織體系建立起嚴密的量化監測系統，並通過每日分值與專項檢查加減結合的辦法，確立了對以班級為單位的共同體內部成員的集體監督與個體約束網絡，例如日常性的班務、住宿等加減分，將個體的日常行為與班級的目標榮譽緊密聯繫在一起，底層鄉校中的學生個體在日常校園的生活，完全被冷冰冰的量化數據所管控。

　　通過獎勵和懲戒的量化評分機制，學校官方的主流價值觀得以交替滲透、傳輸。在具體加減分執行中，因為獎勵相對於懲戒的分量不足夠大，以至於需要通過不受懲戒來獲得文明、先進等獎勵——

　　一方面，將個體行為與班級榮譽緊密相連，個體行為時刻受到班級共同體成員中“他者”的日常監督，同時也受到個體之於集體的內心責任感約束，獲得流動紅旗和文明班級被來自官方的權威者——教師、尤其是班主任時刻強調，成為盛行于班級內部毫無爭議的主流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嚴密的加減分使個體日常行為時刻被從校長到老師到職工到同學的所有人全面監控，日常行為變成官方刻意製造為獲取“個體——集體”榮譽慾望的共同性表演，最後通過量化的公式和每週時刻更新的數據，規範個體達成學校主流文化的行為期許。

　　另一方面，這種行為期許顯然將個體與集體之間自然發生的內在關係推向一種斷裂的極致：當個體行為在日常學校生活中變成一種需時刻內在警惕和焦慮的極致性表演後，發自內心的個體自由在屢次不經意的間接懲戒下極易使個體拋棄榮譽慾望的期許，而形成“破罐子破摔”的反抗性心理。當越來越多的個體因不斷的扣分（間接懲戒）而集聚日益增多的反抗性心理潮流時，個體抱怨開始衝撞非真實穩固的集體慾望。伴隨著學生幫派這類次組織形式的萌生與發展，“弱者”的日常抗爭，得以迅速徹底解構官方主流價值觀下刻意建構的集體榮譽慾望的共識。

　　新型懲戒術：剝奪個體既有便利

　　取消住宿便是這樣的一種新型懲戒術，並逐漸演變成了間接懲戒中更嚴厲的規訓手段。它本質上使當事主體不會將之與體罰相聯，卻又將直接的顯性痛楚轉化為間接的更為柔化和隱性的痛楚，並將暫態性和情景性的痛楚拉到日常中，並被延長。

　　以雲鄉學校九年級學生黃明、李萬和八年級學生楊剛所受到的懲戒為例。

　　12月1日，黃明和同學李萬趁下午每天一次出校門倒本班垃圾的時間，到校外小超市打了兩斤白酒，倒入提前準備好的空礦泉水瓶裏，並躲過門衛的檢查，帶入校內。

　　晚上9點下課後，他們把酒帶入宿舍，並迅速洗漱完畢，假意入睡。因為“壞小子”黃明是德育老師鄧暢的重點監測對象，所以這是黃明不想引起鄧老師格外注意的策略。對於底層的少年們而言，樂子是無時無刻都需要被製造的：一方面它是解構學校日常瑣碎生活的工具和方式，另一方面也是掩蓋和保護自我不當和潛在不當行為被懲戒的重要武器。

　　鄧暢循例進入黃明宿舍，見他早早上床睡覺，便表揚了他。黃明用撒嬌的語氣幽默回應了鄧暢，並引起宿舍一陣戲謔式的哄笑。之後，鄧暢安心離開。

　　但是，熄燈後的前30分鐘是絕對的危險期。因為前30分鐘是寄宿制學校中被時間作息表規訓壓抑一天之久的孩子們的集體心理釋放期，生活老師會不定時地到宿舍區來回走動，干預説話違紀行為。當説話聲難以停止且此起彼伏時，鄧暢只能被迫吹響緊急集合哨讓少年們全部到操場集合，按宿舍號分類,每個宿舍各站一排，要麼舉報出説話違紀者，要麼集體罰站。

　　黃明無比清楚這個30分鐘的奧秘，他選擇努力睡覺以熬過這危險的30分鐘。但位於中國西南部的雲鄉12月的宿舍潮冷，許多住宿生的被子相對單薄，不少低年級的孩子會兩人一起蓋兩床被子以相互取暖，高年級的孩子只能把白天穿的羽絨服加蓋在被子上，但仍有不少孩子無法入睡。

　　黃明叫起同樣無法入睡的李萬，兩人一點點喝完了兩斤白酒。李萬順利睡著了，黃明則開始耍酒瘋胡鬧。即便如此，底層少年們內部牢不可破的共同體關係，使其他室友和隔壁宿舍受影響的同學也絕不向生活教師值班室舉報。兩個小時後，黃明依然沒有停息的跡象，舍友們擔心黃明會出大事，派人去值班室敲醒了熟睡中的鄧暢。面對一直在撒酒瘋的黃明，在冬夜的淩晨1點，鄧暢不得不給遠在20里外的黃明家長打電話，讓他們速到學校。

　　最後的結果是黃明和李萬都請了家長，並寫了檢討書向全校公開檢討，李萬被學校勒令取消住宿資格2周，而黃明則被取消住宿資格4周。每天，李萬和黃明分別從17里和20里地外的家中出發，在複雜的山地上騎到學校，上早7點的早自習，一旦遲到就將構成新的違紀。

　　李萬和黃明的被懲戒顯然屬於對既有便利的剝奪，它與罰站、打手板等傳統意義上的懲戒有所區別，對義務教育段學校教師懲戒力度極低的尷尬現實而言，這無疑是一種更為高明的懲戒術。

　　但再高明的懲戒術也會遇到底層社會家長們的質疑，八年級的楊剛即是一例。

　　鄧暢多次當場抓住楊剛與舍友在宿舍晚上熄燈後繼續玩“三國殺”，與此有關的9名同學被取消住宿2周。其他8位同學在公開檢討後，只能每天或騎車或步行或由家庭一員接送上學。

　　從學校的角度而言，此舉顯然是讓學生本人知道其住宿資格並非理所當然，方可不再違紀。而學生選擇家庭一員接送，顯然會給家庭正常生産生活帶來莫大的麻煩，以至於在家庭教育日漸淡薄的底層村落社會中，家庭可通過給學生施加必要的心理壓力，才能真正配合學校重視和糾偏學生在校的違紀行為。大多數農村家庭理所當然地接受了這種柔性的懲戒術。

　　但楊剛的家庭卻不這麼認為。楊剛的父親是雲鄉殘聯主席，母親是鄉村醫生，相比于其他務農的農村家庭，他們顯然無法接受這種懲戒：一方面出於“面子”的考慮，另一方面則是對公共政策掌握的自信和社會資本擁有的自信。

　　通過公共網絡和在教育系統私下關係收到的信息，楊剛的家庭認為，撤點並校後農村義務教育段學校不能不給學生提供住宿，否則就有權去告學校侵權。於是年近七旬的奶奶直接將雲鄉學校告到了芥縣教育局信訪辦，理由是：家校距離達9里，楊剛父親殘疾、母親身體不好，自己年事已高，無力接送楊剛，而學校卻還要非法取消楊剛住宿資格，這是體罰。

　　雲鄉學校陷入十足的被動之中，縣教育局信訪辦迅速組成調查組展開調查，最後調查的對象定位到鄧暢身上。經過多方約談和積極交涉，縣教育局調查組了解全面實情後，儘管表達了對雲鄉學校懲戒行為的理解，但也要求雲鄉學校馬上取締取消住宿的懲戒，讓楊剛等9名學生立刻回校住讀。

　　對於學校而言，這顯然意味著上級官方對“取消住宿資格”這種新懲戒術不支持的表態，而對身兼生活老師職位的德育主任鄧暢而言，他理解為這是社會資本對教育懲戒權的勝利。

　　故意無視：間接懲戒失敗後的治理術

　　社會資本對教育懲戒權勝利的背後，並不意味著家長對學校的勝利，因為最後的吃虧者往往依然是學生。

　　楊剛的家庭改變了取消住宿兩周的決定，但雲鄉教師們在懲戒面前卻展開了集體反思。德育主任鄧暢告訴筆者：白紙黑字的規定，家長一上告，學校就只能被迫取消。不敢打、不敢罰、不能開除、還不能取消住宿，我們懲罰的權力究竟還有多少？農村底層鄉校日常管理太難，尤其是懲戒難……

　　鄧暢説，德育主任不好當：一方面，很多班主任多采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來對待違紀學生，該罰不罰，生怕不小心就被家長告到上面去，給自己惹麻煩；另一方面，對於實在看不過去的違紀行為，本該班主任直接給懲戒的，怕出事情給自己惹麻煩，通通都推給德育處。

　　事實上，學生的日常違紀行為是班主任最需要直接面對的，但日常懲戒卻在班主任那裏漸漸變得戰戰兢兢，逐漸被單向度的獎勵和漠視所取代。諸如同樣一個在宿舍裏熄燈後説話的違紀行為，懲戒可能是最直接有效的，但因為害怕懲戒導致可能的家校衝突與爭端，老師逐漸採取獎勵未説話同學的方式以此表達對違紀説話同學的不滿，或對説話者採取純粹的故意無視態度。在宿舍區，從楊剛住宿事件發生後，鄧暢則採取了故意無視楊剛的態度。私下裏鄧暢説：楊剛家長不是説我體罰他子女嗎？好，那我就不管他，只要他不干擾別人和不要太過分，否則我就直接讓他家長來處理，這下他總不會説我體罰了吧。

　　鄧暢的故意無視是其對學校間接懲戒術失效後的應激反應，但從“直接懲戒”到“間接懲戒”進而走向“故意無視”的冷性暴力，也折射出底層鄉校在村落教育變遷中對學生管理的無奈。事實上，“故意無視”作為 “間接懲戒”失敗後的一種懲戒術，主要流行于對付鄉校較高年級中已被放棄的“差生”，他們往往是“隱性輟學者”。這些被放棄的“差生”的家庭，往往不像楊剛的家庭一樣願意積極介入學校處罰，相反，他們正是鄉校中佔據絕對主體的教育淡漠者。

　　事實上，當下農村家長與鄉校之間的關係淡漠已漸成新常態——

　　其一，諸多孩子父母都在外地務工，因為缺乏教育經驗，再加上他們自己在外地工作難免也會遇到各種煩心事，以至於有些孩子在學校嚴重違紀後，學校用電話聯繫家長以求共同處理時，卻每每遇到困難：剛開始打電話時，家長會答應學校共同教育，但方法卻僅限于遠程恐嚇和威脅，效果欠佳，孩子屢犯成為必然；當學校再次電話時，多數家長就不耐煩了，或推脫説讓學校隨便怎麼處理都可以，或乾脆連電話也不接了。

　　其二，多數家長平時幾乎從不和學校有聯繫，甚至學校要求每學期開一次家長會，真正能到校的家長也不到1/3，後來學校請到校的家長轉告：開家長會當天簽名並返還住宿生生活補助，來開會的家長才逐漸增多，但不少家長簽字領完錢後立刻離開。

　　其三，底層鄉校教師的知識體系和思想譜係，早已與當地鄉村沒有任何文化上的牽掛和依歸，鄉校早已懸浮于鄉土，傳統意義上精神互契的家訪甚至連形式和過程都被直接取消。家校之間的淡漠關係，也難免助推了學校在日常管理中“故意無視”這種冷性暴力的發生：一方面，既然家長都不管不急，鄉校老師又何必去急去管，只要不出重大安全問題即可；另一方面，家長們諸多“唯利”的潛在日常行為與態度給孩子們帶來了潛移默化的影響，教育變成了一種可供自由選擇消費的市場行為，與金錢有關，而教師只是教育産品的提供者，學生有權選擇讀或不讀，教師也沒有必要去強迫和懲戒。

　　隱性輟學到顯性輟學的更替

　　在雲鄉學校，對於低年級而言，“直接懲戒”到“間接懲戒”還是主流，“故意無視”則多發生於對高年級被放棄的“隱性輟學者”。一般意義上講的輟學即是顯性輟學，表現為學籍意義上離開學校而不再接受相關學校教育，而隱性輟學指在學籍意義上學生依然在學校接受相關學校教育，但實質上卻“名在人不在”“人在心不在”“人在愛不在”“人在力不在”。

　　國家高度重視、預控顯性輟學問題，多項研究曾引發社會輿論集體反思農村學校佈局結構調整所致的輟學率反彈問題。根據國家審計署對全國27個省（區、市）1700余萬中小學生的專項調查報告顯示，“撤點並校”在提高了辦學效率的同時，也帶來了學生家庭教育支出負擔加重的問題，一些地區學生實際輟學人數上升幅度較大，重點核實的52個縣1155所學校，輟學人數由2006年的3963人上升到2011年的8352人。

　　顯性輟學率的反彈一方面與持續的農村學校佈局結構調整相關，另一方面也與其“預備形態”——隱性輟學率的增多有關。而“故意無視”作為在“直接懲戒”和“間接懲戒”之後的治理術，與隱性輟學率增多之間具有內在隱蔽的關聯。事實上，隱性輟學率的發生與厭學具有直接關係，底層鄉校中流行的同質化測量和單價值標準塑造，使學生在情感、理性、品德、智慧、才華、想像力等各培養維度方面，都變成了與工廠生産産品相類似的生産。

　　在一體化的教育篩選軌道和結果主義的教育競爭面前，鄉校中僅有極少部分“優秀産品”，有資格進入能夠實現長距離階層流動的、可能的高一級“學術性知識工廠”中被繼續加工。其他大部分或作為學校教育意義下的“廢品”，以失敗的姿態告別教育晉陞軌道，或作為“半成品”而進入另一個並不被社會輿論普遍認可、僅有實現長距離階層流動較小可能的“技能性知識工廠”中。

　　在統一性的測評體系下，底層鄉校中的“産品”被進一步區分和確定，少部分有教育晉陞潛力的學生，被賦予“前途光明”和“積極有為”的正向評價，成為學校中通過日常話語等途徑所確定的典型模範與學習榜樣，進而被日常公共輿論認定為具有聰明的頭腦和卓越的天賦，作為鄉校獲取社會聲譽而榮譽出品的“優秀産品”。

　　但另一部分，特別是在統一性測評體系下所確證的末端者，他們事實上被標簽化為“天生愚笨”和“不可救藥”的失敗者，失敗者的被放棄理所當然：一方面被標簽化的失敗者不得不逐漸在心理層面産生對官方統一測評標準下失敗的自我認同，進而通過厭棄競標賽式測評標準下的官方評價，而在其他校園日常生活中尋找個體意義以擺脫失敗魔咒，這意味著自我放棄下，隱性輟學的發生可能會變成一種略帶英雄主義色彩的抗爭，正如“失敗者”黃明所言：“哥不和他們一起玩了！”另一方面，教師的“故意無視”往往意味著底層鄉校中，因學齡人口少而致“編班分流”不具現實條件狀況下一種“交換規則”的默許：教師以“故意無視”的方式不去找教育晉陞潛力微弱的“失敗者”麻煩，而“失敗者”在超越日常學校規訓而獲隱性自由的同時，也不要去打擾同一班級內其他有潛力的教育晉陞者，尤其是官方所確立的典型模範與學習榜樣，但隨著中考等決定性考試的最終臨近，會有越來越多曾經的潛力型教育晉陞者，被拋棄到“失敗者”的行列而被“故意無視”，隱性輟學走向顯性輟學就這樣持續地發生著。

　　（本文所涉及的縣市及縣市以下的地名、人名均屬化名）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國際學術輯刊《中國農村教育評論》執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