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帶薪休假的啟示

　　50年前，歐洲人比美國人辛苦，工作時間更長，閒暇時間更少；但現在，情形正好相反，美國人工作時間比歐洲人長，甚至超過了日本人。很多人覺得歐洲人更講究生活樂趣，而美國人更重視掙錢，沒那麼多閒情逸致。

　　在美國，人們外出度假通常最多一週，像歐洲人那樣空城而出、長期不歸的情況很少。數據顯示，美國打工族平均帶薪假僅為歐洲人一半，就這樣每年還半數以上的人沒休滿。年輕媽媽剛生孩子沒幾天就上班，兒女請假照顧老人被扣薪水，休假時仍在處理工作郵件，都是常見現象。

　　美國人這樣勤奮，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美國企業炒員工魷魚，要比歐洲容易得多，打工族不敢懈怠，很多人擔心休假影響工作進度和職場競爭；二是美國是唯一沒有全國性帶薪休假法律的發達國家，無薪休假法僅覆蓋美國就業市場不足六成的全職員工家庭假和病假。在休假問題上，美國公認是“最落後的發達國家”。

　　這就使得美歐休假文化大不相同。在美國人觀念裏，休假不是權利而是福利，不是政府保障的普遍福利而是企業自行決定的獎勵性福利。政府和公共部門帶薪假還算有保障，但私營部門員工帶薪假有無、時長、用途、假期薪資等，都是老闆説了算。

　　這樣一來，在帶薪假安排上，美國公司花樣百齣，既考慮員工需要，也會設法“打折”。常見的做法是規定員工累積帶薪假最高天數，多攢的歸零。還有很多公司利用經濟補償鼓勵員工放棄休假，或設定休假優先權避免員工集中休假。如果資歷淺，請假晚，很可能有假休不成，過期一樣作廢。

　　這些制度安排，導致美國人休假往往“零敲碎打”——根據個人需要把帶薪假分成多次使用。不僅如此，對很多美國人來説，休假不等於休息，更不等於旅遊，而首先是事假、病假、産假、探親假。

　　在美國，越是政府機構和大公司，休假福利越好，因此帶薪休假可謂“貧富懸殊”。有錢、有能力休國家法定無薪假期的人，往往能享受更多的帶薪假；越沒錢、沒能力請無薪假的人，享受帶薪假的機會越少、時間也越短。美國智庫“經濟和政策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逾半數底層低收入工人沒有帶薪假。

　　今年趕上大選，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裏·克林頓已承諾，當選後將保障最高12周帶薪假和病假，供員工照料新生兒或重病家人；員工本人重病或受傷可獲最高12周帶薪假用於康復；休假期間可拿最低三分之二薪資。錢從哪來?她表示不因此增加企業特別是小企業開支，也不因此增加工薪家庭稅務負擔，而是通過稅收改革，“讓最富裕階層公平分擔”，具體方案尚付諸闕如。

　　希拉裏的承諾，不僅基於民主黨增加福利的傳統，也因為把帶薪假制度視為重振中産的政策工具。希拉裏競選團隊宣稱，推行帶薪假以支持工薪家庭，“不是一種奢侈，而是一种經濟需要”。在民主黨陣營看來，重振中産需幫助他們實現工作和家庭的平衡，保障帶薪假乃是重要條件。

　　美國近年兩黨政治極化。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迄今未提及帶薪假問題。對帶薪假制度，最常見的反對理由是會導致企業用工成本增加，從而削弱企業競爭力和贏利水準。更有學者研究指出，歐洲人享受到的充裕帶薪假，是歐洲企業雇工成本高昂、企業雇傭意願下降的原因之一，而後者又是歐洲失業率更高、社會流動程度更低的重要推手。

　　美國的兩黨制衡體系，使得增加福利的舉措往往只能裹著小腳再邁小步。但如前所言，在美國，有錢人不愁假，無緣帶薪假的主要是底層低收入者，因此，帶薪假制度要算經濟賬，但不能只算經濟賬，需把保護弱勢群體和維護社會公平納入考量。而從國家層面，帶薪假制度設計需考慮企業、社會和政府的支出成本和承受能力，需要在促進社會公平和保持經濟競爭力之間取得平衡。

　　對普天下的打工族來説，帶薪假當然越多越好。但老話説，常將有日思無日，飽時需記餓時饑。不管在哪個國家，福利能夠增，卻很難減，易産生比附效應。調整步幅宜小不宜大，不宜追求一次到位，也未必要中央統一。

　　不僅如此，有些福利指標，達到世界先進不見得是好事。從帶薪假到醫保，美國福利指標遠遜歐洲，多年來“自甘落後”，而在創新活力上卻全力爭先。以中國國情和國力，福利制度恐怕學不了美國，更學不起歐洲。如何設計有中國特色、有前瞻性和彈性的休假制度，值得更多思考。（徐劍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