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談】杭州峰會是優化全球經濟體系絕佳時機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國際政治與全球經濟環境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對全球政治、經濟關係的影響非常深刻。總體而言，這些變化及影響可以概括如下：一是WTO機制動能殆盡；二是世界經濟需要新的增長點以實現新的經濟發展週期；三是國際政治與全球經濟增長和治理高度聯動。2016年也是波瀾壯闊的一年,國際社會處於穩定與動蕩的臨界點，影響全球經濟增長的“蝴蝶效應”應接不暇。正因如此，9月4-5日在杭州舉行的第11屆二十國集團峰會，在全球意義上的緊迫性和必要性也就非比尋常， 正如“G20之父”加拿大前總理保羅·馬丁所指出的，“中國舉行G20峰會不僅是G20重生的契機，還將是真正的國際合作的重生契機。”

　　當前的全球治理機制頻遭“民主赤字”挑戰。國際經濟制度因為多是政府間或跨政府甚至非政府基礎上的國際規則、規範和決策程式，從而對各國選民未能盡到責任，很多時候也未能充分考慮和照顧各國、各個群體的利益訴求，而頻遭“民主赤字”指責。但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國際制度需要應對和處理的問題通常與國家安全、國內黨派政治和經濟利益分配交織在一起，其有效性必須建立在盡最大可能克服“民主赤字”的基礎上；特別是正在當前經濟形勢低迷和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盛行的新常態下，這更要取決於各國的國內政治進程。

　　國際制度職權和各國經濟力量之間的脫節亟待糾正。現今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是建立在戰後初期的全球權力格局基礎上，戰後歷經多次調整，但基礎性框架並未根本性改變。西歐、日本等國經濟實力的上升，也未能撼動美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主導地位。美國對任何即便是建設性的修正與完善也會十分警惕。戰後歷次經濟危機的事實已説明這一體制不適應新的全球化形勢和各國經濟實力格局，G20取代G8便是明證。總體説來，這一不適應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權責不相符。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在現行治理體系中收益巨大，但國際社會要求發達國家每年拿出GDP的0.7%援助發展中國家，事實上絕大多數發達國家都做不到。因此，全球治理體系日益呈現權利和責任不相符的態勢。

　　二、權能不相符。歐美各國長期主導全球經濟治理議程的設定與規則執行，掌握著各類國際機制的主導性權力，但隨著新興國家經濟體的不斷發展壯大，發達國家已經無法單獨引領世界經濟發展並做出包容式的決策。因此，全球治理體系中的權力和能力不相符的態勢日趨明顯。

　　杭州峰會是中國優化現行全球經濟體系的絕佳時機。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目前正朝著自己的“兩個一百年”目標前進。為實現這一目標，中國必須持續地協調國內國外兩個大局。對外營造一個有利於中國發展的國際政治、安全和經濟環境。

　　改革開放三十餘年來，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併發展成為全球第二經濟大國。但在全球經濟分工中，中國較多地處於國際産業分工的末端，更多地從事高污染、高能耗和低附加值的區間。因此，當下中國政府大力推動産業升級和經濟結構轉型，正是為了通過彎道超車走出上述缺乏可持續性的經濟發展路徑。

　　基於此，中國對全球經濟治理完善與優化的需求既有發自內身的需求，也代表了廣大新興國家的訴求，具備內外兩個方面的積極因素，也必將得到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廣泛支持。

　　峰會展現中國方案。此次杭州峰會主題為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和包容的世界經濟，精準反應了上述背景和各國需求。峰會上中國作為東道主，理應提出自己的方案。

　　第一，佔據全球經濟治理的價值制高點。以“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理念佔據價值制高點。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離不開全球化的源頭推動力量，中國新一屆領導集體提出的各國同為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精準反應了全球化新階段的突出特徵。背離這一理念，各國在議題討論和磋商中將不可避免地陷入國家間“相對收益”的盤算與權衡，從而使G20機制長效化的目標遙遙無期。

　　第二，通過全球公平、公正的價值鏈來實現包容、聯動式增長。發達國家和廣大新興經濟體要有一個相互之間的良性互動，經濟發展與往來過程中照顧到彼此的利益，從而形成一種“命運共同體”。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各不相同，不能強制性要求各國採用同一個標準，應該有一定的寬容度，實現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體系。

　　欲實現“大河有水小河滿，小河有水大河滿”的經濟前景，需要推動改變發達國家對全球價值鏈的壟斷。此次G20峰會在全球經濟治理上應著力推動全球價值鏈的公平、公正與合理分配。

　　第三，打造國際關係民主化的典範。中國長期以來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起為構建國際經濟新秩序而努力。此次G20峰會作為全球最具廣泛性的經濟治理機制，全球政商學各界普遍寄予厚望。其能否發展成為長效性機制，既取決於其“開具藥方”的有效性，也取決於其所能獲得的國際認同度——在很大程度上彌補過往國際制度或者全球經濟治理的“民主赤字”。

　　在這一方面，中國自接任二十國集團主席開始，便積極地獲取更大範圍內的全球“公眾認同”。中國同各界代表廣泛對話，並且首次由中國總理與六大國際經濟組織的負責人進行1+6圓桌對話，以期實現經濟發展惠及各方、各群體利益；同時中方廣邀發展中國家出席杭州峰會，使本次峰會將成為二十國集團歷史上發展中國家參與最多的一次峰會，這一系列緊鑼密鼓的工作，為杭州峰會的召開最大程度地凝聚了共識，鋪平了道路，也使得本次峰會的包容性超越以往歷次峰會。（李少丹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