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大選辯論孤立主義情緒籠罩，意味美國際戰略轉向

　　美國大選首場辯論剛剛結束，在圍觀候選人互黑，討論究竟誰輸誰贏之外，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辯論背後美國國際戰略的轉向可能。

　　孤立主義的興起

　　本次辯論的三個主題分別為美國的方向、實現繁榮和保障安全。孤立主義是特朗普回答這三個問題的指導思想。更為重要的是，孤立主義並不僅是特朗普心血來潮的創意。美國公眾對孤立主義日漸增多的認同才是特朗普能走到今天的關鍵因素之一。而如何對待日益崛起的中國，則是孤立主義與世界警察的核心分歧之一。

　　“犯我強美者，雖遠必誅。”和“捍衛（和推廣）自由世界”是目前美國國際戰略的核心議題。過往美國也基本做到這兩點，這的確能讓美國公眾獲得滿足感和認同，為政客贏得支持。然而，就如同馬斯洛的五個層次，這種滿足感是高層次的需求，只有在低層次需求滿足之後，它才對人有意義。而現在的問題就在於，美國公眾的低層次需求（就業、收入、安全等等）越來越得不到滿足，世界警察帶來的滿足感就會無足輕重，為此付出的代價則會讓人感到無比沉重。用我們中國人曾經熟悉的一句話來説，美國孤立主義的核心訴求就類似于：“國家啊，請你慢一慢，等一等你的人民。”

　　辯論中的中國議題

　　此次辯論中兩次提到中國（不算談網絡攻擊時講俄羅斯順帶提到中國的那次），兩次的具體議題不同，但恰好契合美國孤立主義的兩大訴求。

　　第一次提及中國是開場的就業議題討論上，這一議題的主旨就是“如何讓美國人的生活變好起來”，其背景是製造業不斷離開美國，美國人的工作崗位隨之減少。在回答“如何讓美國大公司不搬走和搬回來”這個問題上，中國只是特朗普計劃的其中一環（實際上，這裡特朗普談的更多的是墨西哥）。

　　具體來説，特朗普的計劃是，對外，重啟貿易談判甚至開打貿易戰，通過匯率、關稅等途徑，讓搬到墨西哥、中國等地的企業無利可圖。對內，大幅減稅。現在美國35%的企業所得稅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是相當高的，企業負擔很重，而特朗普則計劃實施35%~55%的降幅，讓回來的企業和新創立的企業也能活的更好。企業更好了，就業率和工資也就會隨之上漲。當然，特朗普還有一招（一直暗示但沒有明説），對於搬走和不搬回來的大公司會施加懲罰。當年，曾經試圖復興美國製造業的奧巴馬曾請求喬布斯將蘋果公司的製造業崗位帶回美國，喬布斯的答覆是“永遠不可能”。如果將來庫克也這樣回答的話，特朗普“總統”恐怕要對他來“硬”的了。這恐怕也是美國大企業普遍反對特朗普的重要原因。

　　特朗普的計劃實施難度極大，但希拉裏更是缺少對此議題的具體規劃。希拉裏的主張是“更多的工資和福利”、“不減稅（可能加稅）”、“扶助中小企業發展”（她沒有談大企業回歸的話題），但是，這三者之間存在明顯的邏輯問題：即要增加企業支出（更多工資和福利），又不減稅，如何“扶助中小企業發展”？

　　第二次提及中國則是在朝鮮問題和南海問題，也就是美國“世界警察”定位的一部分。希拉裏基本是對奧巴馬方案的延續，加強軍事存在，主動介入爭端等等。然而，在孤立主義看來，現在的美國該“慢一慢”了。特朗普適時的提出了戰略收縮，強調要把更多的資源用於國內支出，並且要求日韓等盟友付出更多，否則就不管它們了。在特朗普看來，朝鮮和南海都不是美國核心利益所在。他在如何解決朝鮮問題上，甚至提出了一個很新穎的觀點：“如果我們不參與，中國就能管好朝鮮”。這一思路初聽起來讓人摸不著頭腦。但綜合其多次談話看，他的整體思路或許是“美國的介入，使得中國在‘管好朝鮮’還是在承受一定程度危險前提下，利用朝鮮威脅日韓以抗衡美國兩種策略上舉棋不定。所以，只要美國從朝鮮問題抽身，中國就會‘管好朝鮮’，並且也無法用朝鮮作為要挾美國的籌碼”。

　　意識形態還是現實利益？

　　在中國議題乃至國際戰略上，特朗普和希拉裏思維模式上最根本的區別就是：意識形態還是現實利益？

　　一直以來，希拉裏和奧巴馬主導下的美國國際戰略的問題在於，意識形態執念之強已經到了讓他們都無法貫徹自己戰略的地步。2009年上臺後不久，奧巴馬和希拉裏就提出了“重返亞太”戰略，目的是遏制中國崛起，聯合日韓、拉攏俄羅斯（當時俄羅斯的遠東石油管道修建計劃有意捨棄了更近的橫穿中國東北的走向，而是繞了一個大圈直接日本）、挑唆菲律賓等等。準備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大戲正要開幕，卻突然發現中東地區有人搞“民主”，就激動的跑去以“自由民主”的名義幫助反對派推翻自己常年的盟友，結果新上來的這群人既不“自由民主”，還視美國為死仇。還有就是因為“烏克蘭危機”把曾經也想暫緩中國崛起速度的俄羅斯逼成了中國“鐵桿”。

　　在特朗普眼裏，只有現實利益，沒有意識形態。中國並非美國的敵人，可以是對手，也可以是朋友，這取決於利益。對中國來説，特朗普的主張會損害經濟貿易方面的利益，但會帶來軍事政治上的收益。軍事政治顯然是更核心的利益所在。更進一步來説，假設真的當選，特朗普會對中國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則不只取決於他的主張，更取決於美國三權分立的政治結構。具體來説，在軍事政治上放鬆對抗往往是總統（行政權）就足以左右的，而改變經濟貿易政策則必須經過國會（立法權）表決。（強舸，中央黨校黨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