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外長征報道與中國共産黨形象塑造

　　今年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80週年，“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在軍事上戰勝了敵人的圍追堵截，找到了落腳點，保存了有生力量，推動了中國革命由內戰到抗戰的轉變；在黨的建設上實現了由幼年到成熟的轉折，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與此同時，它還在整體上全面塑造了共産黨的光輝形象，為中國共産黨和中國革命的大發展開闢了廣闊的空間。經受住了生死考驗的中國共産黨和紅軍，以全新的形象，承載著人民的囑託，奔向了抗日戰爭和民族解放的戰場。

　　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後，開始了長達十年的反共內戰。他們在武力圍剿共産黨和紅軍的同時，利用其掌握的輿論工具，極力詆毀中國共産黨。由於國民黨對中共領導的根據地實行嚴密的封鎖，共産黨的主張和根據地的真實情況，無法被國外和國內的大多數民眾了解，因此國民黨的反共宣傳幾乎得逞。我們黨的形象被嚴重醜化甚至妖魔化，造成了很壞的影響。我們黨在民眾中形象的改變是和紅軍長征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開始了艱苦卓絕的長征。紅軍長征的規模之大，征途之遠，時間之長，環境之艱苦，戰鬥之激烈，犧牲之巨大，為人類歷史前所未有。長征打破了國民黨長期對根據地的封鎖，紅一方面軍（亦稱中央紅軍），紅二、六軍團（後稱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4路大軍流動作戰，長驅6.5萬餘裏，足跡遍及中國14省。他們不僅是戰鬥隊，而且是宣傳隊、是播種機，用實際行動展示了黨和紅軍的本色和主張。有崇高理想和堅定信念的政黨，高舉抗日旗幟的愛國者，抗日救國的中堅力量，與人民群眾血肉相連，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思想高度集中統一、政治團結、作風頑強的嶄新形象由此呈現在世人面前。

　　長征是世界軍事史上的奇跡，是人類戰勝自然的凱歌。長征及創造這一傳奇的中國共産黨和紅軍備受國內外的廣泛關注。儘管國民黨官方報紙連篇累牘地登載“朱毛匪部西竄”“紅軍已被擊潰”之類的消息，但紅軍不僅沒被消滅，反而勝利完成長征落腳西北。國民黨越是封鎖共産黨和紅軍，人們就越是想了解共産黨和紅軍。因此長征期間和長征結束後，國內外報刊書籍對紅軍長征有許多報道。其中有中共中央、紅軍的總結和宣傳，有來自國內媒體記者的報道，特別是與紅軍有直接接觸的外國人寫的紀實性文章和書籍，對客觀真實地反映紅軍長征，對共産黨和紅軍形象的塑造和傳播起了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在長征結束後，十分重視對長征的總結和宣傳。首先對長征作出全面總結的是毛澤東。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的報告中，首次對長征作了全面的總結，闡發了長征的意義。他説：“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它向十一個省內大約兩萬萬人民宣佈，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舉，那麼廣大的民眾怎會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50頁）毛澤東上述對長征的經典論述，發表在1936年1月3日出版的《鬥爭》第80期上，對統一全黨對長征的認識，傳播長征精神意義重大。

　　為了促進國共合作的實現，通過宣傳長征擴大黨和紅軍的影響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1936年8月，毛澤東、楊尚昆借美國記者斯諾來訪，需要提供長征親歷的史實之機，向參加長征的同志發出征稿信，要求“各人就自己所經歷的戰鬥、行軍、地方及部隊工作，擇其精彩有趣的寫上若干片斷”（《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66頁），收入《長征記》，以為紅軍作募捐宣傳，擴大紅軍的國際影響。隨後，中央還發電報給各部隊，要求動員和組織師團幹部寫親歷的長征片斷，強調“事關重要，切勿忽視”，並要求9月5日前交稿。廣大指戰員積極響應中央的號召，很快寫出稿件300余篇。1942年八路軍政治部宣傳部精選其中的100余篇編印了《紅軍長征記》在延安出版。這部來自剛剛結束長征的親歷者的回憶，讓讀者感受到最真實的長征畫面。

　　在共産黨人的長征宣傳中，陳雲是第一個向世界和中國人民介紹長征的。由於陳雲不僅是紅軍長征的親歷者，而且是重要決策者之一。因此他寫的長征真實深刻，可信度高，影響很大。紅軍過瀘定橋北上進入四川天全時，陳雲受中央委派去上海恢復地下黨組織及與共産國際的聯絡。陳雲到上海後，白色恐怖嚴重，工作無法開展，遂去莫斯科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工作。陳雲于1935年10月15日，向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報告了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的情況。隨後將報告稿整理出《英勇的西征》一文，發表在1936年春在莫斯科出版的《共産國際》雜誌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該文詳細地記述了紅軍自江西出發到一、四方面軍勝利會師期間所經歷的艱苦歷程，表達了對紅軍將士英勇無畏戰鬥精神的深深敬意。陳雲1935年8月寫于上海的《隨軍西行見聞錄》，則以廉臣為筆名，于1936年3月起在中共主辦的巴黎《全民月刊》創刊號、第二、三期合刊及第四期上連載。在這篇文章中，陳雲假托是一個被紅軍俘虜留用的國民黨軍隊醫生，敘説了跟隨紅軍從江西出發，歷時八個月，行程一萬二千里，直到四川境內的種種見聞，高度讚揚了紅軍不畏艱險，浴血奮戰，奪取一個個勝利的奇跡，使全世界對中國革命和紅軍長征的實際情況有一個真實的了解。此外，楊定華撰寫的《雪山草地行軍記》《從甘肅到山西》兩篇長文，從1936年12月28日至1938年1月20日，在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在法國巴黎辦的中文報紙《救國時報》上分別連載18期和24期，使海外華人及國內民眾對紅軍英勇頑強的長征有了生動的了解。隨後《隨軍西行見聞錄》和《雪山草地行軍記》都出版了單行本。《救國時報》還將陳雲的文章和楊定華的兩篇文章合集為《長征記》一書出版。這些書在國統區廣為流傳，成為民眾了解共産黨和紅軍的一個重要途徑。

　　除共産黨自己宣傳長征外，國民黨統治區的報刊也登載了一些關於紅軍長征的文章。在國統區有廣大讀者群的《大公報》，刊載了記者范長江的一系列有關紅軍長征的通訊。1935年9月13日、14日《大公報》連載了他的《岷山南北剿匪軍事之現勢》，首次披露了紅軍長征的信息。接著在1935年9月至次年1月間，又陸續登載了《毛澤東過甘入陜之經過》《陜北共魁——劉子（志）丹的生平》《陜北甘東邊境上》《從瑞金到陜邊——一個流浪青年的自述》等十余篇與紅軍長征有關的通訊。其中《從瑞金到陜邊》借一個青年之口，詳細報道了中央紅軍巧渡金沙江、通過彝民區、搶渡大渡河、奪取瀘定橋、過雪山草地等艱苦卓絕的長征歷程。1937年4月，在由內戰向抗戰轉變的歷史關頭，范長江訪問了延安，歷時5天，對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等中共和紅軍領導人進行了採訪，寫了《動蕩中之西北大局》《西北近影》《陜北之行》等通訊，詳細描述了紅軍長征的經過，介紹了中共領袖群體。范長江是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在國統區合法出版的報紙書籍中，公開把共産黨的隊伍稱為紅軍，對剿匪加引號，肯定紅軍是“北上抗日”而非“流寇”的第一人。他當時並非共産黨人，而是以一個立場中立的新聞記者的身份，客觀、真實地反映紅軍長征及共産黨和紅軍的現狀，因此産生了很大影響。此外1937年7月5日，上海人間書屋出版的《逸經》雜誌第33、34期發表了署名幽谷的紅軍《二萬五千里西引記》，記述了紅一方面軍長征的全過程，文中還收入了毛澤東像和二萬五千里西行經過路線圖，也在國統區民眾中産生了較大影響。

　　在中國人關注、報道長征的同時，也有外國人寫的有關長征的文章和著作問世。因其視角獨特，其反響自是不同。西方人寫的第一本與紅軍長征有關的書，是瑞士傳教士愛爾弗雷德·勃沙特（中文名字薄復禮）于1936年8月在英國出版的《神靈之手》（中譯書名《一個被扣留的傳教士的自述》）。作者1934年10月在貴州境內被紅六軍團扣留，在18個月的近距離接觸中，他對共産黨和紅軍在思想上發生了由敵視、抵觸到敬仰的轉變。書中詳細地記述了他親歷見聞，不乏對紅軍的信仰、革命熱情和良好紀律的讚揚。

　　在長征宣傳中有獨特地位的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他寫的《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西行漫記》）一書及大量有關紅軍長征的文章，在海內外産生了巨大影響。斯諾是外國記者中深入紅區，直接與共産黨和紅軍接觸的第一人。1936年6月底，斯諾經宋慶齡介紹，由中共地下組織安排進入蘇區。在近4個月時間裏，進行了一系列會談採訪，通過對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等多位中共領導人和彭德懷、林彪、徐海東等紅軍將領，以及徐特立、林伯渠等革命老人、戰士和農民的採訪，了解了中共的歷史和各項方針政策。所聞所見使斯諾對共産黨和紅軍有了全新的認識，他稱讚“這些老資格的‘赤匪’之中，有許多位，是我在中國十年以來所遇見過的最優秀的男女”（《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1979年版，第10頁）。

　　1936年10月20日，斯諾帶著十幾本採訪筆記和30卷膠捲離開陜北。半個月後，斯諾回到北平，抓緊時間整理採訪資料，著手寫一本關於共産黨和紅軍的書。由於西安傳出斯諾已被共産黨處死的消息，引起了美國、英國許多媒體的關注。斯諾決定立即前往美國駐北平辦事處，舉行了記者招待會，發佈了他帶回的消息與資料，並突擊寫出《與共産黨領袖毛澤東的會見》等一系列西北之行的文章，附照片發表在對中國影響較大的英文報紙《密勒氏評論報》上。此後，斯諾在各類報紙雜誌上陸續發表了幾十篇文章，其中《毛澤東自傳》在《亞細亞》月刊連載，産生了轟動效應。與此同時，斯諾協助中國友人王福時出版了《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並在此基礎上完成了《紅星照耀中國》一書。

　　1937年10月《紅星照耀中國》由倫敦戈蘭茨公司出版後，立即成為暢銷書，一個多月就發行5版，並很快被譯成法、德、俄、意、日等20多種文字出版。1938年2月，由胡愈之組織翻譯，以《西行漫記》為書名的中文版在國內出版發行。書中增加了大量的照片和斯諾為中文版寫的序言。斯諾在書中用整章篇幅全面報道了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對長征中的紅軍戰士進行了熱情謳歌：“這些千千萬萬青年人的經久不衰的熱情，始終如一的希望，令人驚詫的革命樂觀情緒像一把烈焰，貫穿著這一切。他們不論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絕不承認失敗——所有這一切以及還有更多的東西，都體現在現代史上無與倫比的一次遠征的歷史中了。”（《西行漫記》，第164頁）斯諾的詳盡報道展現了中國共産黨人為民族解放艱苦奮鬥和犧牲奉獻的崇高精神和光輝形象，用確鑿的事實打破了國民黨的污衊和醜化，使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從中了解了中國共産黨，了解了紅軍和長征。中國共産黨和紅軍也借助這本書，從偏遠的陜北走向全中國，走進全世界，大大提高了黨的地位和威望。正如1949年8月上海啟明書局出版的《紅星照耀中國》新譯本《長征25000里足本》序言所説：“這是二十世紀一個古老民族用血與肉寫出來的史詩。讀了這史詩，我們不但可以恍然于解放軍之有今日之所以然，而且可以欣然于認識這古老民族動脈中所流的新鮮血液，以至於他的光明前途的必然。”（劉晶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