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季羨林先生過“米壽”:溫不增華 寒不改葉
“溫不增華,寒不改葉”,這是諸葛亮在《論交》裏的名句,為我父親所鍾愛,一直書寫不怠。1999年秋天,在我赴京為季羨林先生慶賀“米壽”前,我請父親為我將這句話題寫成一幅賀帖。當我呈上這張宣紙賀帖時,我父親那番“普通人”不願意與名人們混跡一堂的言辭,和這幅字,都打動了季先生的深心,所以他一直珍藏著。
季先生在臨終前,交代要將這幅字送回我的手中,這正是他經歷一番世態炎涼後對自己人格的表白。“溫不增華,寒不改葉”,這原本就是他的人生理念。
“讓外國學者也跟著我們走”“我是北大教授,東方學者。足夠了。”季先生在臨終前,交代要將這幅字送回我的手中,這正是他經歷一番世態炎涼後對自己人格的表白。“溫不增華,寒不改葉”,這原本就是他的人生理念。“溫不增華,寒不改葉”,這是諸葛亮在《論交》裏的名句,為我父親所鍾愛,一直書寫不怠。1999年秋天,在我赴京為季羨林先生慶賀“米壽”前,我請父親為我將這句話題寫成一幅賀帖。當我呈上這張宣紙賀帖時,我父親那番“普通人”不願意與名人們混跡一堂的言辭,和這幅字,都打動了季先生的深心,所以他一直珍藏著。
“你們説的那個人不是我”
1999年秋,我在昆明,忽接到季羨林先生的秘書李玉潔的電話。
她説:“今年是先生米壽,‘得米望茶’。今年也是季老的全集出版之年。出版社要給先生做壽。你是他最牽掛的人,必須要趕到。”
李玉潔是最貼近先生的人,她時常能解出先生的意思。
“米壽”的意思,取拆字之意,即“八十八”歲,高壽。得米望茶,下面“茶壽”,也是拆一個“茶”字的劃數,“一百零八”歲也。這兩個字,除了好拆,更有好意。米和茶,都是中國人的食與飲,是厚道敦實的天賜之物。
此時我已經被雲南省“人才引進”了。正好,我有大事,要到北大求助。
我就請父親為我題寫一幅賀帖。父親一向戲謔曰:“秀才人情一張紙。”到臨走的前一天,我到父母家來取字,見茶几上放著一張寫好的毛邊宣紙。
父親讓我坐下,鄭重説道:“你要我寫的字,我寫好了,但沒有裱。因為我想過了,季先生的壽辰,一定是名家高人滿堂。我的字,不合適拿去挂在那裏。當然,你與他又是另一層關係了。你自己去考慮吧。”
沒料到父親又犯了“迂”脾氣。
我只得悵悵,收起這張毛邊紙,放進一隻牛皮紙信封,就這樣帶到京城。拿到季先生家裏,當面呈上,並將如此草率的原因告知。
先生聽我轉述父親的原話後,沉默了一會,點頭道:“不易。”
接過宣紙,他打開來看,“溫不增華 寒不改葉 羨林先生壽比青松 一九九九卯巳年秋月學生張曼菱賀托父代書”。
繼而他用手撫摸著,喃喃道:“我自己裱。”
那次我見季先生有重要的事情請教,就是:我能不能做搶救“西南聯大”歷史資源這件事?
當時雲南只有一個“一二·一”紀念館,沒有人提起抗戰時期曾經赫然存在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在父親的教育影響下,我心中早存有此事,決心搶救其歷史資源,從採訪那些尚存世的老校友做起。
在朗潤園的書桌前,季羨林凝視我片刻,即説:“你行。你是北大學子,又是雲南人,你做很合適。”
這話裏,表面上是“門戶之見”,內中含有博大的閱歷與睿智。
果不其然,在我此後的漫漫路程中,一直受到來自這兩個方面的鼎力支撐。
我常想,若我只是寫小説,不一定要上北大,還有許多學校可以上。而要做“西南聯大”這件事,卻是一定要“上過北大”的。
因為我要尋訪“活人”,獲得“口述歷史”。而在地球的任何一處,尋訪到的西南聯大學人,他們都會稱我為“學弟”。我們如家人相見,久別重逢。其中我所獲的待遇與信任度、成功率和幸福感是一言難盡的。
以一個雲南人和北大學子的身份,尋覓母校校史的重要部分,這是一個溫馨的過程。季羨林對我的認可,點化出這一瓶百年陳酒的香醇。
聽他這樣説的時候,頓感一種來自歷史與家園的力量充盈了我的全身。
賀壽慶典當日,我趕到北大勺園3號樓上,小會議廳已經人集如雲,氣氛隆重。
沒想到,在會議廳的門口有人把守,憑請柬進入。迎面遇到校領導郝斌,我説:“我沒請柬。”
他説:“這還能攔得住你?”説著自己進去了。
我對把門的人説:“我是季羨林特邀的客人,請柬在季先生那裏,不信你們跟我去問。”
我帶著他們直闖主桌,季先生一見我,立刻驚喜地站了起來。
郝斌上來,帶我去見了兩位老領導張學書和王學珍,告知他們,我為“西南聯大”一事而來。他們非常高興。
張學書、王學珍是我在校時期的領導,對我的調皮和“鬧事”印象頗深。此時他們仿佛看到孩子回家一樣,問長問短。他們也都認為我可以勝任這件事。
他們説:“你不是已經拍過一部電影了嗎?”
他們指的是《青春祭》。他們記得學生的光榮與成就。
在那個“米壽”的盛宴上,郝斌向我引見了另一位北大副校長沈克琦先生,他當時是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的副會長。沈先生後來成為我拍攝西南聯大紀錄片的最重要的支持者,“史料顧問”。
要幹成一件大事,一定要有許多因緣的匯聚。季先生的“米壽”之宴成全了我這個遠來之客,一下子全搞掂了。
我安心了,坐下來,聽人家發言。
操辦者是出版社,給先生出完《文集》27本,教後輩人知道“著作等身”的含義。
季先生私下曾對我説是“出齊了”,而不説“出全了”。一套文集,他非得自選,不滿意的,他自己丟了許多。
我一直琢磨他這個“出齊了”,就是他認為有價值的那些成果,都涵蓋了。“齊”與“全”,原來不是一回事。後來,我也參照先生的思路,過濾自己的作品。不要“大全”,但“幹貨”都要在。這種思考直接滲入我的寫作。
所謂“觸類旁通”,先生的學術精神、學術品格,是可以超出門類的。
那天參加壽宴的人,有文壇學界的重要人士,有學生與記者。祝壽者熱情洋溢。有一位將先生喻為“未名湖畔的一盞明燈”,更有一位女記者激動地説,先生在她心中是“紅太陽”。
壽堂真是名人風光,記得啟功、范曾等都有字畫為賀,琳瑯滿墻。四壁的名人條幅,都在讚先生,説他有著為天下稱道的德才。
我暗自佩服父親,的確,不能把我們這樣普通人家的字幅拿到這裡來懸挂。
父親的迂,得到季先生的理解。而季先生在盛宴上的一番致辭,更“迂”得出格。
當司儀報告,“有請壽星老、尊敬的季羨林先生講話”時,全場掌聲雷動。
季先生的神態卻有些不自然,甚至僵硬,一點兒也融入不了這個喜慶場合。
他説:“我剛才坐在這裡,很不自在。我的耳朵在發燒,臉發紅,心在跳。我聽見大家説的話,你們不是在説我,你們説的是另外一個人。我不是那樣的,當然,我在爭取做成那樣的。我只是一個研究東方文化的人,其他各方面常識很淺陋。文筆不如作家,學問也不是很深厚。我只是盡我所能而已。”
聽壽星説出這番“不湊趣”的話,眾人一時無言。無人能令此老自失,寵辱不驚也。
這是具有季羨林特色的話,婉轉謝絕了別人的盛情,表達出自己應該守的本分,又不得罪別人。骨子裏有一股清香,魅力所在也。
我坐在窗檻旁,雖不近高臺尊榮,卻可眺全廳風光。壁上有一幅先生的老友贈畫的墨荷,此時鮮活起來。本意不是來聽祝詞,亦不在乎酒宴;而聽到先生這一席迂拙之言,如入芝蘭之室,格外清新怡人。
這是他最清醒的聲音。有人不讓他“做自己”,要他做“另外一個人”。他在抗禦,可惜這抗禦的聲音沒法傳遞出去,終於越來越弱。
説這番話的時候,他對自己突然“飛黃騰達”,還很不適應。後來,大概他看勢態是“非如此不可”,也就不太作過多的辯解了。
以往每次訪問先生,末了他都來一句:“你要坐下來,寫作。要坐冷板凳。”“坐冷板凳”,其實才是季羨林的本色。
由於校園隨著社會一直反復動蕩著,季先生直到七十歲後,才有了“坐冷板凳”的權利。每天他黎明即起,萬籟寂靜中,在燈下寫作,迎接早晨。後來他的住所一天不斷地來人,持續到了晚上,他就會生悶氣,一句話不説,因為他沒有了“坐冷凳”的時間。他一生中最多的文章,最重要的著作都是在七十歲後寫成的。就這樣幹活,直到八十八歲,“米壽”之期,他完成了27卷的《季羨林全集》。
在這次賀壽慶典上人們講的誇張言辭,與先生的本色生活真不是一回事。
正在遐想中,有人過來説,先生希望我這個遠道來客也説幾句。
我腦子一片空茫,走到麥克風前,只説了一句話:“我是北大學生,剛從雲南來。”就唱了一支歌《有一個美麗的地方》。
先生喜歡我的家鄉,他去過昆明。他曾對我説:“雲南大學有位寸樹聲先生,很有學問,人品很好。”
這次“米壽”宴會的主持人郝斌,其貌不驚人,辭不嘩眾,卻在明白人心中有個位置。他屬於那種既糊塗又清醒的人。“清醒”在他為人處世有原則有標準;“糊塗”在他似乎不懂奉迎。
這樣一個人來主持季先生的“米壽”宴會,大家都以為“合適”。
在北大,説“合適”,就是“很難得”的意思了。在這年冬天,當郝斌和北大的前輩聞知我的來意後,俱對我説:“你來做‘西南聯大’這件事,很合適。”
由於郝斌與我的私交,和他在北大的位置,他很自然地成為我這事的“始作俑者”。有了這種種的“合適”作支持,從那個“米壽”開始,我踏上拍攝《西南聯大啟示錄》的艱辛之途。
“讓外國學者也跟著我們走”
這是我人生的又一次轉折。自從1989年我倉促登上海南島,“下海”開公司,我與北大的聯繫日漸稀少。而最穩定的關係,最歡迎我的人,就是季羨林。表面上,他每次都和顏悅色地聽我説種種商場奮鬥的熱鬧,用李玉潔的話就是“聽著都累”;其實他卻沒有放棄一種期待,這就是我終歸要回到文化的位置上來。
北大是我的依託,先生站在湖畔招手。我回來了,我的校園,我的中文系。
追蹤著那些“聯大”故人,採訪拍攝,大約五年光景,到2003年《西南聯大啟示錄》紀錄片完成,當年春天在央視十頻道熱播,引起社會轟動。正是“非典”時疫猖獗,先生説了一句:“總算做完了!”
這個課題是美國人領先。一位中文名字叫易社強的哈佛學者已經完成了一本書《壯哉西南聯大》,北大圖書館藏有英文版。我曾經以此為鑒。易社強依靠豐富的資料,構建一個索引的世界;同時他發揮美國人的特長,沿當年學校南遷之路,自己去走了一遍,於是又加進許多“地方誌”的資料。但是其中有很多事情他弄錯亂了。人家畢竟是外國人。
2013年,我完成《西南聯大行思錄》,這是一本歷史當事人的口述史,包括台灣的西南聯大校友在內。內中含有若干對前人歷史整理誤差的糾正,雖然歲月遙遙,重要人物過世,漏失的已經太多。紀錄片的主攝像師後來發給我一張照片,是易社強舉著我的著作。
季先生此生有一個願望:“讓外國學者也跟著我們走”。
我想對先生説:在“西南聯大”課題上是外國學者領先的,但現在我可以和他們對話了。在我們的大學史和抗戰史上,我填寫了中國人本該自己寫的一筆。
季先生的世界是一個善於感知的世界。少成孤兒,青年漂泊,中年沉溺于學海和被迫虛度于“運動”之中,晚年思索于古今。
他曾是最年輕的北大系主任,茲後,又任北大副校長。“如履薄冰”般的人生關隘,密布于平民出身的季羨林人生道路上,令他嚴謹之中更求嚴謹,發展成了一種內向的氣質。
他的一生,是這樣單調和豐富。他的學術成就,是用他一生的孤寂、自我克制換來的。
季羨林有“從不訴苦”的性格。
就説有那麼多的稿費吧,可他的生活從來是老樣子,“都市裏的鄉下人”。
窄木床,棉絮上復布單。那布單很窄,都遮不住下面的棉絮。
一身藍色中山裝,無任何嗜好。嗜好就是要看書寫東西。
除了追求新的思想與學術信息,對於季羨林,沒有什麼“時尚”。
李玉潔説,為他買衣服時,要告訴他,這是“處理貨”,廉價的,農民穿的,他才會欣然接受。
要他喝牛奶,也要費功夫,他説:“我不喝牛奶也活了七十多歲。”
其他“名人”們是怎樣活的,跟他無關。
他沒有養尊處優的心態。
其實,人生本來就是平淡的。能有一點閃光,不要變成通體金光。季羨林的活法,雖然過於枯索、古老,但是不含腐敗的氣息,反有點宗教徒式的清謐。
一個留學十年的博士,卻將自己的生之樂趣與一切慾望壓縮到幾乎為零。從這種嚴酷性説,季羨林是一個時代的産物。
他在這不可選擇中所作的選擇是:唯保存自己的學術與正直品格。
晚境中的季先生,一直堅持生活自理。這是一位老人的尊嚴,但這常常令照顧他的人們作難。不知是儒家風範還是紳士態度,有時,即使是比他的女兒還小的我,走進他午睡的客廳,他也要立即從沙發上坐起來,正襟危坐。
我能理解。這種倔強酷似我的父親。
季先生永遠是強者。年衰歲暮不能奪其志,更不能有損他內心的驕傲。永遠是平民作風的他,不需要人恭維亦不需要人憐憫。他要自尊地走完自己的路。
有時,我覺得他有點“入定”的意思,大概是先生研究印度佛教與禪有心得,視榮辱為過路風雨。
一次,人家丟失了他的一幅名畫收藏,他也只説了句“身外之物”。
他將珍貴的真情貯存于深心之海,從不輕易釋放。面對海外歸來的孫子及重孫兒,也沒有如世人的顯露欣喜;但親人一離去,他即寫出了深情的懷念文章。
季先生是一個激情與細膩的極富人性的人,他本應該有更加幸福與快樂的人生。即使時代將他鍛造成一個專注的學者,他的人性仍然深存。
有時,我會聯想到那位性格怪僻的音樂家貝多芬,在他那眉頭緊鎖的嚴峻下面,卻奏響了《歡樂頌》這樣春風浩蕩的音樂。
誰能知道,在季先生的不茍言笑中,有一片愛的海洋呢?
我並不想將他聖化,只是講感情的特殊規律——季先生屬於特殊的一類人。
“我是北大教授,東方學者。足夠了。”
對於季先生,最重要的並不是光環和浮名,而是理解與溫潤。
在他半臥床時,我曾到他的臥室與他聊天。他對我説:“夠本了。”還指著塌下的鞋説,這鞋可能明天就不穿了。
趕上了,我也會與他一起吃飯。小米粥,窩窩頭,炒火腿腸,還有鹹菜,他的午餐不過是別人早點的分量。
季先生一生致力於東方文化的研究,以印度文化為主。他在《學海泛槎》中都作了交代。後來人們瞎給他稱號,有損他的學者風範。
“什麼‘一代宗師’,好像聽著不入耳。”季先生這樣反應。
再問他:“如果給您下一個定義,應該是什麼?”
他説:“我是北大教授,東方學者。足夠了。”
他還説:“對一個人,要給他名副其實的稱讚,他自己心安理得。如果不名副其實,他自己也吃睡不安。好多事情不是這麼出來的嗎?什麼是‘國學大師’?先得把這概念搞清楚。”
他認為,大概王國維夠稱作“國學大師”。
還有人曾經提議要他當中國作協主席,季先生説:“有人説我是‘作家’,我哪夠得上是作家。‘作家’這個名字是非常高尚和神聖的。我是濫竽充數。我最多夠上個‘票友’。”
當年我將《牛棚雜憶》一書帶回家中,因為這本書的坦誠風格,父親向我詳細詢問了季先生的生活現狀。時日正值中秋,我説,季先生喜歡吃雲南的火腿月餅,略加品嘗後,在月色之下,走到門前的湖邊看看荷花。父親鄭重交代我:“以後每年中秋都要給他寄去。記住。”後來,我就每年給他寄包裹,都是雲南特産,從藥材到小菜。先生尤愛吃雲南的雞樅菌、火腿。
暮年之人,每喝粥時嘗到小菜,就會知道我惦念著他。
一直到先生逝世的當年,先生的兒子季承在電話中告訴我,先生已經不能咀嚼了。
我等待和害怕的一天,終於來了。
當年我父親逝世,我曾到京城向季老哭訴。他寫下了“無名有品,無位有尊”的字幅,讓李玉潔送到勺園給我。
後來我寫了《中國布衣》,送到朗潤園時,先生已經是半臥床狀態。他翻閱此書,説:“你父親是書法家,我不是。”
李玉潔在一旁説:“季老也是一個布衣。”先生默然。
在季先生逝世後,有人將一個考究的書畫匣盒交給我,説是季老臨終囑託,一定要交到我手。打開一看,竟然是我父親當年寫的那幅字:“溫不增華 寒不改葉 羨林先生壽比青松 一九九九卯巳年秋月學生張曼菱賀托父代書”。
季先生將我當年帶去的那張疊過的宣紙,進行了最雅致素淡的裝裱,用的襯底是與宣紙顏色相近的銀白紋厚底。他選擇了在中國人心目中最華貴的明黃緞面的字畫盒,上面的錦紋是龍和牡丹。
我那不願意步入華堂的父親,卻在季老這兒,極盡哀榮。
來人説:“當年在若干壽禮中,那些名家的都沒有留下,先生只取了這一幅字畫收存。裝裱後就挂在他的小書房裏。直到年事衰末,怕身後混亂,他才叫人摘下,交代‘一定要交回到曼菱的手中’。”
“溫不增華,寒不改葉”,這是諸葛亮在《論交》裏的名句,為父親所鍾愛,一直書寫不怠。當年我交出這張宣紙時,我父親那番“普通人”不願意與名人們混跡一堂的言辭,和這幅字,都打動了季羨林的深心,所以他珍藏至今。
先生的靈魂與我的布衣父親,超越世俗,此刻同去了一個獨立精神的歸宿地。
先生在臨終前,交代要送回我的手中,這正是他經歷一番世態炎涼後對自己人格的表白。“溫不增華,寒不改葉”,這原本就是他的人生理念。
按照他在紀念鄧廣銘先生時説的話,這也是對我這個“未死者”的囑咐。
這些日子,我在成都見到百歲老人馬識途。他説,西南聯大時,聞一多曾經想辦個刊物叫《士》,就是要弘揚傳統“士”的君子品格。
身居華堂的季先生與我遠在邊城的布衣父親,發生了這一番文墨輾轉,也是意在於此。他們都執著于那份平民知識分子的平淡尊嚴與獨立人格。
有時候我想,先生假如能一直安居校園,在理解他的人們中,做一枝深谷幽蘭,一切都順理成章,何其幸哉!
當年那場熱火烹油,鮮花著錦的“米壽”盛會上的蕓蕓眾生,已煙消雲散。而先生以他特立獨行的精神,給我留下回味重重的余韻。那是先生在北大校園度過的最後的最好時光。一切是那麼融洽、合適。
對會上那些外來者有“出格”過分的溢美之詞,先生堅辭不受,態度恭謙。而主持人和與會者們“相容並包”,泱泱氣度。在北大人的“互動”下,任何世俗的細節都會被“穿針引線”,納入北大的價值觀。所謂“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
而今紅塵迷離,唯心中的校園,心中的先生,是永存的。
今春,深圳報業出版集團約我參寫“名人叢書”,於是執筆寫下《為季羨林辯:幾多風光幾多愁》一書,以寄託我此生無盡的思念與承諾吧。
(張曼菱,作者係專業作家,多年來致力於“國立西南聯大”歷史資源的搶救、整理與傳播工作,創作有電視紀錄片《西南聯大啟示錄》,音像製品《西南聯大人物訪談錄》,史話《西南聯大行思錄》等。)
(原標題:溫不增華 寒不改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