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執政 中美協調面臨機遇

　　對於特朗普的當選，很多人感到震驚。一個主要原因，是因為過去若干年，人們對美國和中美關係的觀察形成了某種“路徑倚賴”、“思維慣性”，當變革之勢轟然到來的時候，本能地選擇“逃避”。

　　塵埃落定，一個我們並不熟悉、吃不太準、也不那麼了解其身邊團隊構成的人成了美國總統，接下來只有正視現實，準備與他打交道。

　　美國的國內政治重心與世界對美國的主流期待發生了分離。看來，即便經過奧巴馬八年，美國也還沒有完成“修生養息”，選擇了進一步退守，繼續修煉內功、補充元氣。特朗普式孤立主義“上道”的另一面，就是這個規律仍在起作用。外界，特別是歐洲、日本、韓國，擔心美國減少履行“領導”責任和同盟義務、搞逆全球化。

　　這次把特朗普推上總統寶座的最大功臣是“沉默的大多數”——那些在奧巴馬“變革”中非旦沒有獲益反而生活更加窘困的中低收入白人，所以才有了希拉裏“藍色防火牆”的崩潰。這些中低收入白人可以通過一次選舉“顯示存在”，但恐怕無力促成美國政治和經濟運行規律的根本變革，特別是在特朗普看準了、説穿了美國社會病灶所在卻不能提供系統解決方案的情況下。

　　由於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所展現的風格，以及他集中火力在貿易問題上攻擊中國，有人把他上臺後的中美關係前景看得比較黯淡，認為中國會在多方面承壓，短線上危機重重，特別是在經貿領域。這個感覺有依據，説得通，但也要看到其中蘊涵的發展中美關係的長線機會。特朗普上臺，意味著中美事實上協調出一個“兩國集團”式的關係狀態面臨機遇。

　　特朗普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基本理念是“本土優先”（AMERICA FIRST），主張美國要進一步收縮，與亞洲保持距離，這意味著“亞太再平衡”或將在名義上失去勢頭。與此同時，中國仍在進行大國崛起的衝刺，實現“兩個一百年”戰略目標中的第一個近在眼前。而換個角度看，中國處在完成崛起最艱難的階段，方方面面仍在學習、適應，還沒有做好當一個地區領導的準備。這時美國就算真的“撤出亞洲”，中國也做不到“填補真空”，更何況美國不會完全“撤出亞洲”。但美國對中國的借重會加強，從此意義上講雙方協調的空間變大了，有可能在亞太地區形成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雙核”結構。

　　這兩年，中國的實力有了新的明顯躍升，對外更加主動，積極參與、引領全球治理的意識越來越明確，手中也有了一些資源和平臺，比如更加國際化的人民幣，“一帶一路”倡議，亞投行、金磚行，等等，不能説沒有與美國協調治理的需求與可能。美國是不能“一家獨大”的，總是該讓渡部分權力份額給中國等新興國家的，這個進程已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份額改革和人民幣納入IMF貨幣籃子（SDR）事實上開啟了。

　　本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經圍繞全球治理問題進行了三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球治理格局取決於國際力量對比”。中國的全球治理觀正在形成，釋放了重要的信號。

　　習近平主席在致特朗普當選總統的賀電裏説：“我高度重視中美關係，期待著同你一道努力，秉持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原則，拓展兩國在雙邊、地區、全球層面各領域合作，以建設性方式管控分歧，推動中美關係在新的起點上取得更大進展，更好造福兩國人民和各國人民”。這段話沒有提“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但重申了它的精髓“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這就又發出了一個重要信號。

　　奧巴馬八年，中美關係真正成長為一組全球性的雙邊關係，雙方圍繞氣候變化、防擴散、全球防疫、減災等領域的合作取得長足發展，網絡、極地、深海、外空領域的協調也已起步。這同樣是一個“勢”，將會延續到特朗普時代，並且隨著中美實力對比的接近、美國對外戰略的再調整、全球治理框架的變動，有更深刻的反映。

　　中美事實上正在相互接近，自然而然地發生某種“權力讓渡”，這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可能實踐先於理論形成某種既成事實。

　　對於這樣的趨勢，特朗普當選還能提供幾個具體的利好：

　　第一，作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地産商總統”，特朗普不可避免要發自本能地為其外交政策注入“重商主義”的色彩，比以往任何一位美國領導人更喜歡利益置換這種手段。如果中美能合作解決問題，他或許可以從更加積極的視角看待兩國關係。

　　第二，特朗普對南海問題不了解，也不感興趣，他既可以放任美國軍方在南海地區照例實施“航行自由宣示”（FONops）之類的搗亂、攪局、侵權行動，也可能給美國軍方在南海的挑釁性巡遊撤火。周邊麻煩少了，中國與美國談合作的氛圍能夠改善。

　　第三，特朗普不恨俄羅斯，有可能主動與俄改善關係，表面上看這可能減弱中俄戰略協作的動力，但實際上有助於擴大中美俄大三角恢復良性互動的運作空間，使三方從緊張的地緣戰略競爭思維中超越出來，彼此開展更多合作。

　　第四，特朗普承諾在美國開展基礎設施建設，但手中缺錢，以至於不得不在葛底斯堡演講中提出的“百日新政”中裏宣告將停掉向聯合國繳納氣候變化經費轉投國內基建。中國企業赴美開展基建設施建設合作會不會進入一個機會增多的時期？中國在亞非開展基礎設施投資會不會政治阻力下降？當然機會成本可能上升，因為美國有可能對那些地區的安全減少承擔責任。

　　仍要回到人們普遍擔憂的特朗普的“不靠譜”上，可以提出幾個懷疑：

　　第一，特朗普執政後中美經貿大戰真的不可避免？

　　特朗普的一些執政要素將會首先對中美經濟關係構成影響。他的“百日新政”中有一條是“將中國列為貨幣操縱國”，還有就是推動公司減稅、製造業回流，以及廢除奧巴馬醫改，當然還有競選期間多次強調的要給中國輸美産品加稅45%，撤銷TPP、重談北美自貿區。

　　“列為貨幣操縱國”、“加稅45%”是競選語言，對於這樣的事，美國行政系統有一套受法律約束的機制，不是總統一個人説了算。撤銷TPP、重談北美自貿區形式上真有可能，但內容上恐怕留多去少，對這兩個協定做補充談判只能對中國出口商品的外部市場環境更加不利。

　　真正有大影響是的公司減稅、進一步減赤、製造業回流，特別“製造業回流”在奧巴馬時代已實施了八年，高端製造業回流成效顯著，中低端製造業不回流美國，而是向印度、東南亞的發展中國家轉移、擴散，大的趨勢將更加明顯，對中國企業産生更大的競爭和轉型壓力。

　　美聯儲還是會按照它的規則運作，沒有“華爾街革命”會發生，美國加息週期開啟，美元回流、全球流動性減少是大勢所趨，世界對中國資金的需求會上升，這或許有利於“一帶一路”的實施，但中國沒有那麼大的供應能力，自身還有房地産泡沫等問題，全面深化改革在更深的外部逆境中前行。

　　中美經濟關係的本質性的東西已經不是克林頓時代、小布什時代和奧巴馬初期那種相互眼睛緊盯著關稅、國民待遇、高技術産品出口限制這樣的東西了，而是真正轉移到財政、貨幣政策協調上來了，貿易戰打不打對美國不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