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糾紛再現 不必用單位公函放大患者的弱勢

　　此外，網上一張來自亡故産婦所在單位中國科學院理化所的“紅頭函件”也引發網友討論，16日18時許，中科院理化所在其官方網站上發佈聲明稱，楊某是所內青年骨幹，全所職工對此深表悲痛。本著尊重生命、死者為大的原則，于2016年1月14日致函北醫三院，請求該院對楊某離世的原因做出公正透明翔實的調查，給出一份真實、完整的結論，給楊某及其家屬一個明白、公正、合理的交待。（1月17日《新京報》）

　　産婦在醫院內搶救無效死亡，究竟屬於正常情況還是醫療事故，不能由雙方自話自説，否則就很難形成一致意見。從法定的程式來看，解決問題的途徑還得遵循既有，比如通過醫療糾紛人民調解機構或法院處理解決醫療糾紛。否則雙方都認為有理，就會誰也説服不了誰。一方面，醫院認為死亡屬於正常現象，與病情有關而與醫療行為無關，自然也不應給予賠償；另一方面，死亡家屬則認定是醫療事故，要醫療機構給予自己以鉅額賠償，矛盾就必然難以解決。

　　按照院方的説法，産婦死亡後，家屬數十人聚集並滯留北醫三院産科病房，在病房大聲喧嘩辱罵，打砸物品，追打醫務人員，嚴重擾亂北醫三院正常醫療秩序，此行為已屬於典型的“醫鬧”，應被嚴格限制和打擊，自然不值得提倡。否則，即便有合理的訴求，然而採取的手段不正當而具有違法性，那麼就必然會為此承擔附加的風險。雖然時下醫患之關，囿于醫療的專業性，以及信息的不對稱，患者確實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不過，這不是採取暴力等非正常手段的理由，也不是解決問題的優選。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死者生前所在的單位，中國科學院理化所所能發揮的作用，就是在要醫療糾紛之間發揮調節和潤滑的作用，而不是選擇厚此薄彼的排隊站位。産婦死於醫院，説白了屬於職工個人及其家庭之事，跟所在單位似乎毫無關聯，更無明確的職能界定，其出具公函要求醫院給予解釋，其間“究竟有幾個意思”？雖然中科院理化所在聲明中稱，自己的行為是基於對職工的關愛，屬人性化的應有之舉。不過，這種並無法律關聯和意義的行為，卻可能放大患者的弱勢，形成一種情緒化的誤導和道德性的綁架，並由此植下比事件本身更壞的後果。

　　正如律師所言，兩家單位並不存在法律關係，也不是上下級的行政隸屬關係，一家向另一家發函不涉及行使行政職權，所以該函件不具法律效力，不會産生法律上的效果。簡單來説，其行為除了表達一種姿態，産生一種道德性的壓迫，並不足以成為院方必須回復的理由。相反，恰是這種姿態性的表達，卻可能讓死者家屬一方進一步增強弱勢感，並在採取非理性手段上更有底氣。而對於其他對醫鬧行為高度認同的人來説，“公函要求説明”的行為則可能會進一步加重其心中根深蒂固的偏見，並將醫療機構置於更加不利的地步。

　　弱勢是一回事，需要通過權利救濟不斷補強，然而放大弱勢則會産生恐懼，對正常而合理的程式給予排斥，並增加解決問題的成本與風險，成為誘發新的矛盾的引子。更何況，即便院方出於對“公函”的尊重而給予回復，那麼發文者自己是否相信，又能否讓死者家屬相信，恐怕連自己都難以確定。否則，就不會出現死者家屬不聽院方的解釋，也不會造成糾紛的難以調和。

　　現實證明，放大弱勢造成的偏見與憤怒，其實比糾紛本身就難調解，其危害性也更為可怕。因為單個事件只是“就事論事”，而放大弱勢則可能成為“源頭之污”，甫一開始就堵死了溝通與交流的通道。（堂吉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