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投衝擊波”背後的歐洲和世界

　　12月5日，意大利修憲公投結果出爐，被改革派寄予厚望的憲法修正案最終沒能獲得多數支持。受此影響，歐元一度暴跌，總理倫齊在當天宣佈辭職。歐洲迎來了英國退歐投票後的又一次“公投衝擊波”，而倫齊則成為半年內歐洲被公投擊倒的第二位大國總理。

　　歐洲的又一次“公投衝擊波”

　　意大利此次修憲的主要目的，在於提高行政效率和政治領導力。具體則包括通過減少席位、取消參議員普選之類的舉措削弱參議院權力，以及收回屬於地方政府的一些權力以提升中央政府的決策力等。

　　2014年2月，倫齊成為意大利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理。這位1975年出生的領導人，在任職兩年之後不惜以總理寶座為賭注推動修憲公投，並最終因而下臺，其原因不能被歸結為年輕莽撞或政治經驗不足。與卡梅倫政府發起的蘇格蘭獨立公投和退歐公投更多只是在兌現競選承諾有所不同，倫齊發起的修憲公投並非一種被動的、防禦性的政治賭博，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伸張一種政治主張，最終實現其改革意大利現狀的政治抱負。

　　在競選時，倫齊多次指責當時擔任總理的萊塔政府改革拖遝，決策緩慢，缺乏應對國內關鍵問題的政治勇氣。不過，擔任總理兩年來，倫齊雖然實施了一些改革，但意大利經濟持續低迷和社會矛盾錯綜複雜的狀況並未得到根本扭轉。對於一個懷有改革夢想、希望有所作為的年輕政治家而言，這種局面顯然不是他所希望的。

　　倫齊之前的兩位意大利總理都深諳經濟運行機理，在歐債危機最深重的2011年臨危受命的馬裡奧·蒙蒂甚至本身就是極為著名的經濟學家。他們對意大利經濟社會問題的癥結也有相當深入的理解，但卻無力落實自己的經濟主張。倫齊看到了政府疲弱的癥結不在經濟本身而在政治領域，並試圖改變，但最終還是歸於失敗。

　　在此次“公投衝擊波”中倒下的不只是意大利歷史上最年輕的一屆政府班底，還包括該國加速改革的希望。倫齊代表的改革派受到沉重打擊，而“五星運動黨”等反對力量則士氣大振，這甚至可能影響到意大利今後的長期政治走向。修憲派的失敗意味著改革步伐不得不放緩，意大利國內經濟局勢可能進一步惡化，而搖搖欲墜的金融系統、疲軟不振的經濟和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則可能造成意大利激進政治勢力的持續上升。

　　歐洲一體化面臨新考驗

　　“公投衝擊波”還關乎歐洲一體化的前景。在英國退歐前後，專門用於指代英國退出歐盟的“Brexit”一詞成為熱門詞彙。在英國公投後，描述其他成員國退歐問題的專門詞彙不斷涌現，如Italeave（意大利退歐）、Departugal（葡萄牙退歐）、Finish（芬蘭退歐）、Oustria（奧地利退歐）等。這些新生詞彙雖然有調侃性質，但折射出了歐盟的離心傾向。在上述存在退歐風險的國家中，意大利既是英國之外最大的經濟體，也是唯一在1952年歐洲煤鋼聯營成立時即是創始國的歐盟“元老成員”。此次修憲公投之後，主張退出歐元區的“五星運動黨”得勢，可能會使意大利成為繼英國之後脫歐運動的新中心。如果意大利退歐成為現實，其對歐洲一體化事業的打擊絕不亞於半路加入、與歐洲大陸一直貌合神離的英國退出。

　　自2009年主權債務危機發生後，歐洲一直動蕩不安。除了疲軟的經濟，英國退歐危機、難民危機、恐怖襲擊威脅等多重危機籠罩下的歐盟弊病重重卻又改革乏力，導致“疑歐主義”和反歐洲一體化力量不斷壯大。處在歐盟官方和本國民眾夾縫中的成員國政府，日子都不好過，更迭頻繁甚至政府難産在一些國家已經成為常態。

　　歐洲一體化的進展有賴於多重博弈的同時達成，尤其是地區國家之間的相互一致、成員國與歐盟官方的一致以及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一致。當前，在成員國之間分歧加大、民眾反體制情緒高漲的背景下，多重博弈同時達成的可能大大降低。歐洲一體化在短期內已經難有進展，甚至在英國退出後還可能再次出現嚴重倒退。

　　歐洲的一體化雖然也製造了一些問題，但它畢竟是二戰以後歐洲結束戰爭、締造和平的關鍵保障。回顧半個多世紀的歷史，歐洲一體化進程一直伴隨著各種各樣的危機，其取得的重大成果甚至往往是由危機而催生。從這個意義上來説，人們仍需要對歐盟及其代表的一體化事業抱有耐心和信心。

　　幾乎在意大利修憲公投的同時，奧地利總統大選塵埃落定，民粹色彩濃厚的極右翼候選人霍費爾敗北，綠黨領導人范德貝倫當選。對於歐盟而言，這顯然是個好消息。

　　歐洲的沉疴和世界的痼疾

　　歐洲是近代工業文明的發源地，最早建立了現代國家制度，也是被學者視作最早進入“後現代國家”的地區。二戰結束後，歐洲一方面在一體化的道路上邁進，國家主權部分“上移”到歐盟及其前身代表的地區組織層面；另一方面，主權國家政府的權力也出現了“下沉”趨勢，開始更多向國內自治組織和民間社會分散。歐洲的這種“後現代轉向”被一些人解讀為未來世界政治的趨勢。在樂觀者的歡呼聲中，“沒有政府的治理”一類的説法一度甚囂塵上。不過，在經歷了現實世界中“治理失敗”的慘痛教訓，並經過理論的反思之後，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開始回歸常識和傳統，重新將強大的政府視作國家穩定和繁榮的基石。

　　從上述理論演化的視角觀察，二戰以來歐洲政治變遷帶來的一個嚴重後果在於“架空”了國家的政治領導力量，導致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變得越來越虛弱。歐洲債務危機發生後，歐盟問題重重，舊病未愈，新疾又來，各國國內同樣弊病纏身，矛盾層出不窮。不過，歐洲的難題從來不在於探尋“病因”。事實上，相當多的政治家和研究者對於歐盟和成員國內部問題的根源，都有相當清醒的認識，甚至開出了高明的藥方，但問題在於，誰都無力行動。

　　問題並不局限于歐洲。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是一場歷史性的大危機。危機雖然已經開始8年有餘，但世界經濟政治領域的諸多跡象表明，它遠未結束，而是逐漸發展成為國際社會中的“新常態”。在“危機常態化”的世界經濟政治圖景中，不滿情緒的蔓延帶來了“全球憤怒”。無論是美國的“特朗普現象”，還是歐洲的“公投衝擊波”，都代表了世界政治中反體制力量的興起。

　　應當承認，“全球憤怒”和反體制力量崛起是對全球化帶來的貧富分化和不公正等弊病的回應，有其滋生的現實土壤。不過，在民粹主義浪潮和激進政治席捲全球之際，理智的人們除了批判，更應當致力於建設。當政府乃至整個體制都成為眾矢之的時，誰來建設可能是激進和反體制力量從未認真考慮的事情，因而他們最多只能做到打碎舊世界，卻永遠不可能建立一個新世界。陷入混亂的歐洲或世界，或許應當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漸進式改革中尋求啟示，在撥亂反正的基礎上，把穩定和建設作為當前的第一要務。（卜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