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行業要讓公眾走出被騙捐的陰影

　　沸沸颺颺的“羅爾救女”事件至今風波未息。從煽情並獲得巨量轉發、讚賞的“救女文”，到“三套房子”“醫保充分報銷”的質疑，事件的迅速反轉，顛覆了公眾的認知。因為羅爾在求助過程中沒有公開自己的真實經濟狀況，讓很多人感到道德底線被突破。其隨後的公開辯解，又引發了個人求助正當性的激烈討論。在《慈善法》實施三個月的背景下，圍繞“羅爾救女”的討論無疑很有價值。事件可以平息，但討論不能被遺忘，期待“羅爾救女”事件推動全社會探索出一條合理、合法的個人求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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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對公益行業有較長時間關注的話，可以發現“羅爾事件”並不是個案，也並非其他案例不夠有影響力，但是在群體性健忘的時代，類似案例早被埋在了記憶的角落裏。

　　上世紀90年代就發生過一起震動全國、影響到海內外的“楊曉霞事件”。社會各界救助患罕見疑難病症的山東農家少女楊曉霞，不到一個月，捐款高達87萬餘元，是當時個人所獲得的最大一筆捐助。

　　本來一切都進展得很好，但隨後楊曉霞的家人提出：春耕快開始了，想從捐款中支出點錢購買種子、化肥。消息立即引起社會的廣泛議論。有的捐款人表示，如果不能得到妥善管理和使用，那就要把自己捐的錢收回去。人們擔心，鉅額善款沒有規範的管理使用機制，僅靠使用者個人道德難以保證善管、善用。

　　後來，楊曉霞及其監護人、楊曉霞家鄉政府代表和醫院代表，三方共同簽訂了《楊曉霞救治金管理使用協議書》，隨後又組成“楊曉霞救治金管理委員會”，並聘請了兩名法律顧問和一名審計師。“管委會”在詳細規劃了資金使用方式後，發現還結余45萬元善款。一時間，“45萬元剩餘捐款如何善終”“我們能用楊曉霞剩下的錢嗎”“反思愛心捐款”等關注與探討的文章議論紛紛。當時極有影響力的央視《實話實説》欄目專門組織了一場“捐款結余怎麼辦”的討論。最後，楊曉霞將45萬元剩餘捐款轉贈宋慶齡基金會，設立“少年兒童疑難病症科研獎勵基金”，事件才算畫上了句號。

　　儘管此事影響巨大，但無數同類事件依然照常，2014年還有一起影響巨大的“楊六斤事件”。廣西衛視公益節目《第一書記》扶貧活動報道了楊六斤的故事。報道説，楊六斤6歲時父親去世，母親帶著弟弟改嫁，在爺爺奶奶去世後，他就住在親戚提供的空房子裏，獨自生活。每年只能從堂哥那裏領500元生活費，常吃野菜充饑。

　　媒體將楊六斤的個人賬戶公佈，一個月時間裏，楊六斤收到的善款達到500多萬元。但隨即又傳出消息：楊六斤的親戚及鎮幹部為圖謀鉅額捐款，將在外的楊六斤強行接回。隨即，廣西衛視對楊六斤的報道也被質疑有不實之處。

　　類似事件不斷發生，因為社會缺乏健康的公益環境。一個完善、健康的公益環境應該是這樣的：求助者可以很方便地找到相應的援助（第一步），公益組織發達並專業（第二步），最後加上行業治理順暢、制度監督健全，形成一個良性的運作系統。如此，才能讓公眾放心，成為補充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的社會救濟途徑。“羅爾救女”事件無疑暴露了中國公益行業的系統性不足。

　　目前的問題就發生在第一步和第二步。由於信息不對稱等緣故，大量身處困境的求助者求助無門。中國的公益組織數量還遠遠不夠，大多數都集中在大城市，紮根農村、鄉鎮、城市社區的公益組織微乎其微。由於組織治理結構不合理、人才匱乏、經費短缺等原因，現有組織的專業化和職業化也很不盡如人意。因此，公益組織與個人求助之間隔著重重阻礙，有需要的個人不得不通過微博、知乎、微信公眾號等實施網絡求助。

　　那麼，如何打通公益組織與個人求助？拜“互聯網+”所賜，公益得到了快速發展。目前互聯網個人求助主要有兩個模式。一種是以“騰訊樂捐”為典型，騰訊提供平臺，公募基金會作為項目發起和資金接受方，然後將善款發放給項目或個人，是“個人－公募基金會－平臺－公眾”模式。另一種以“輕鬆籌”為代表，通過平臺，個人可以直接發起個人求助，是“個人－平臺－公眾”的模式。這兩種模式各有利弊。“騰訊樂捐”模式因為中國公募基金會數量太少，很多普通人可望不可即。“輕鬆籌”模式雖然方便，但善款直接打到個人賬戶也存在風險。所以目前二者都有些改進，“騰訊樂捐”對個人提供了快速發起求助的渠道，“輕鬆籌”也和十多家公募基金會合作，為個人求助匹配公募資格，保證善款得到專業機構監管。

　　但是，互聯網求助難以讓面臨技術鴻溝的群體感受到公正。一些邊遠農村地區的求助者甚至連電話都沒有，遑論使用互聯網尋求幫助。不過，總體來説，在“互聯網+”時代，個人求助已經越來越便利了，像羅爾這樣的前媒體人應該不會不知道上述渠道，如果他們通過這樣的渠道求助，將會避免很多問題。

　　儘管如此，還有個致命問題——這幾年來，雖然公益行業的發展突飛猛進，可公眾並沒有走出被騙捐的陰影。

　　打鐵還需自身硬，公益組織必須繼續提高專業化程度，通過到位的執行、透明的財務、開放的運作，讓公眾看得見、摸得著，然後慢慢改善公眾的信任度。

　　從公益行業上看，整個行業的自我治理能力也應得到提升。比如形成真正的行業自治，引入競爭機制；好的大型公益機構還要能夠不斷培育草根組織以及專業公益人才，促進行業的整體發展。而政府也要不斷降低門檻，出臺更多激勵措施，扶持公益機構，通過購買服務讓更多公益組織發育、發展。

　　公眾也應該反思：如果一味不信任公益組織，只能提高惡劣事件的發生率，最終消耗整個社會的信任。不信任別人，我們可以親身實踐公益，或發起公益項目，或成為志願者，或參與監督公益項目，這遠比對著電腦螢幕當鍵盤俠有意義。只有更多人行動起來，才能培育更多公益組織，讓公益在中國的每一個角落生根發芽，關照到每一個需要幫助的求助者。（張天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