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是什麼?關鍵要看這個詞
關注中國經濟的人對“新常態”這個詞恐怕不陌生。2014年5月份,習近平在河南考察時第一次提出“新常態”。之後,習近平在多個場合講述中國經濟時幾乎都會提到它。不久前剛剛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在總結今年經濟工作並部署明年經濟工作時也多次提到新常態一詞。實際上,“新常態”已經被看成是這些年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整體上的“大邏輯”。到底什麼是新常態?新常態之下,中國經濟如何發展?
△漫畫:經濟新常態孕育持久新機會
習近平對“新常態”做出三句話式的定義
2014年5月9日至10日,習近平在河南考察工作。對於新常態,習近平當時是這樣表述的: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
如果説這次提及新常態還比較抽象,那麼在2014年北京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的主旨演講中,習近平對“新常態”做了三句話的定義式表達。習近平説:“中國經濟呈現出新常態。”他認為有幾個主要特點:
速度——“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
結構——“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
動力——“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習近平進一步指出,新常態將給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這包括:
——經濟增速雖然放緩,實際增量依然可觀。習近平説,即使是7%左右的增長,無論是速度還是體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
——經濟增長更趨平穩,增長動力更為多元。中國經濟更多依賴國內消費需求拉動,避免依賴出口的外部風險。
——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發展前景更加穩定。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逐漸增加,服務業增加值佔比逐漸超過第二産業,高新技術産業和裝備製造業增速高於工業平均增速,單位GDP能耗逐步下降,中國經濟結構“品質更好,結構更優”。
——政府大力簡政放權,市場活力進一步釋放。
至此,新常態的説法已經基本成型。在之後召開的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新常態”成為關鍵詞,會議首次全面闡釋 “新常態”,從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出口和國際收支等九大方面闡釋“新常態”所呈現出的特徵(詳情點擊一圖丨(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有啥“幹貨”?)。
在此之後的兩年中,新常態已經成為各大會議的高頻詞。2015年12月,習近平在當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更是指出,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這是我們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週期和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徵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斷。
面對新常態從認識適應到主動把握引領
新常態之下,中國經濟如何發展?這是一個逐步認識、適應、引領並主動把握的過程。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新常態”的關鍵,一是“新”,二是“常”。要認識的正是其“新”,要適應的正是其“常”,要引領的則是其“態”。
對此,習近平2015年5月在浙江考察工作時明確表示,如何適應和引領新常態,我們的認識和實踐剛剛起步,有的方面還沒有破題,需要廣泛探索,關鍵是要保持戰略定力,應勢而謀。同年7月在吉林考察時習近平強調,適應和把握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趨勢性特徵,保持戰略定力,增強發展自信,堅持變中求新、變中求進、變中突破,走出一條品質更高、效益更好、結構更優、優勢充分釋放的發展新路,推動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進。
而認識適應之後,則需要主動引領把握。今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2017年經濟工作。其中在總結今年工作時提到主動把握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而對於明年工作的要求則是: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反復強調“把握”,深意在於:學會了要幹起來,下一步就要從量的積累向質的飛躍加油。如果説把對新常態的認識、適應視為宏觀調控“上半場”的策略,那麼引領、把握便是“下半場”制勝的錦囊。
在新常態之下發展的關鍵是要全面深化改革
新常態的提出,意味著中國經濟要擺脫“舊常態”。而所謂舊常態,是指前一段時期增長速度偏高、經濟偏熱、經濟增長不可持續的因素累積,並帶來環境污染加劇、社會矛盾增加以及國際壓力變大的嚴峻挑戰。在現實中,對中國經濟的這個“新常態”,很多人的認識還不夠全面準確;對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壓力和緊迫感,也不是每個方面都體會那麼深、那麼透徹;想回到老路上、用一些習慣了的老辦法來化解當前難題的心態,在很多地方還經常“冒一泡”。
對於這些問題,一方面要努力作為。習近平曾指出,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是客觀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是,新常態不等於任由經濟下滑,也不是靜等經濟自然好轉。新常態不是不幹事,不是不要發展,不是不要國內生産總值增長,而是要更好發揮主觀能動性、更有創造精神地推動發展。
另一方面,必須全面深化改革破解發展中的問題。具體來説,就是要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即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積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力振興實體經濟,培育壯大新動能,加快推進國企、財稅、金融、社保等基礎性關鍵性改革,更好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