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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胡敏:2017年中國經濟走向何方

2016-12-21 14:25:25|來源:中國經濟網|編輯:谷士欣

  2016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2月14日至16日在京召開。作為歲末年初最重要的經濟工作會議,各方面都十分關心中央對即將過去的一年經濟運行成績和政策效果的評價,也更加關注中央如何研判當前經濟形勢、對新一年年經濟工作如何定位、政策取向指向哪、經濟工作著力點如何佈局。

  認真研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報,從字裏行間分析把握其後的政策內涵和要義,可以比較明晰地得到這些問題的答案。從公報中可以總的概括為,2017年的經濟工作總體要求和佈局是“穩中求進,決戰改革、守住底線”。

  穩中求進,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奮發有為

  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一個最大亮點就是將“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上升為“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和“做好經濟工作的方法論”,並成為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經濟政策框架的內在支撐。

  儘管近年來國內外形勢錯綜複雜,國內經濟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但連續幾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明確指出“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不僅經濟工作要致力於穩中有進、進中取優、穩中有好,各方面工作也要求穩步推進。

  即將過去的2016年,整個全年經濟形勢總的特點是緩中趨穩、穩中向好。穩,體現在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增長穩定性增強,今年前三季度國內生産總值每季保持在6.7%增長,全年也有望實現6.5%-7%的合理區間增長目標。消費、投資、進出口增長十分平穩,物價指數全年保持在2%左右。穩,更體現在穩中有進,經濟發展出現更多積極變化,品質和效益不斷提高。經濟結構持續優化,創新對發展的支撐作用日益增強,服務業佔比上升,消費對增長的貢獻提高。穩,也體現在人民生活持續改善,貧困人口預計減少1000萬以上,生態環境有所好轉,綠色發展初見成效。在世界經濟持續低迷和國內“三期疊加”的大環境下,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來之不易,充分説明,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是符合實際、完全正確的。

  同時這也説明,穩定是發展的基石,行穩是致遠的前提。改革發展穩定必須保持戰略定力,循序漸進、量力而行,一步一個腳印,久久為功,方能成效。任何脫離實際、脫離發展階段、追求短期成績的冒進行為,是要付出很大代價的。在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仍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問題,世界經濟仍處於緩慢復蘇的進程中,越是面對複雜的國內國際經濟形勢,就越要認識到貫徹好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

  當然,2017年作為一個特殊的政治年份,要以優異成績迎接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繼續貫徹好穩中求進這個總基調更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此,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指出,“穩是主基調,穩是大局,在穩的前提下要在關鍵領域有所進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奮發有為。”

  可以注意到,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國際形勢著墨不多。整個2016年國際政治經濟“黑天鵝”事件頻發,恰恰説明海外風險或許是影響明年中國經濟運行的最大不確定所在。近日美元大漲、海內外國債大跌、人民幣貶值都體現了特朗普衝擊難免會加劇金融市場的波動。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經濟明年將面臨“特朗普不確定性衝擊”,其對外保守而對內激進的經濟政策可能會造成全球經濟與市場的動蕩。中國經濟首先需要的先穩住陣腳,應對衝擊。

  如何做到“穩”?就是指經濟政策要穩、經濟運行環境要穩、經濟社會預期要穩,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要穩定老百姓的市場預期,特別要增強企業家信心,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政策透明度,方能實現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改革一定要在穩的前提下要在關鍵領域有所進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奮發有為。“穩”也不是無所作為,不是不敢作為,而是知難而進、奮發有為、以進促穩,要以經濟工作取得新的增長成果的“進”來補足“穩”。“穩”也意味著更加積極主動地防範風險,堅決守住金融風險、社會民生、生態環境等底線,要以確保不發生系統性經濟金融風險的“防”來支撐“穩”。“穩”還要求各級政府深入細緻做好社會托底工作,充分調動各方面幹事創業的積極性,要通過切實擴大人民群眾獲得感來呵護“穩”。

  決戰改革,繼續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這兩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明確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也是整個十三五規劃的一條主線,是以問題為導向,破解發展難題厚植發展優勢的重要抓手,是黨中央在全面分析國內經濟階段性特徵的基礎上,給出的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治本良方。

  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2017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並在2016年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行業供求關係發生積極變化,政府和企業理念行為發生積極變化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品質,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

  經濟工作會議深入分析了當前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儘管有週期性、總量性和國際性因素影響,但其根源還是重大結構性失衡,主要表現為實體經濟結構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實體經濟失衡、房地産和實體經濟失衡。解決這些失衡,只能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想辦法、定政策,就必須著力提升整個供給體系品質,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在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中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才能實現供求關係新的動態均衡;必須著力增強微觀主體內生動力,著力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實現盈利能力、勞動生産率、全要素生産率和潛在增長率“四個提高”。2016年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剛剛開了頭,更艱巨的任務還在後面。

  所以,會議提出2017年主要的四大經濟工作任務,核心均是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明年要繼續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落實已部署的各項任務,根據新情況新問題完善政策措施,推動五大任務有實質性進展。要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圍繞讓老百姓“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多做文章,積極穩妥改革糧食等重要農産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深化農村産權制度改革,廣辟農民增收致富門路,讓改革的紅利惠及億萬農民,這也是中國經濟的最大動力所在。

  五大任務為抓手,經濟導向對國際宏觀經濟政策也産生了積極影響。要著力振興實體經濟。我國經濟是靠實體經濟起家的,也要靠實體經濟走向未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始終向振興實體經濟發力、聚力,要高度重視“脫實向虛”的苗頭,堅持以提高品質和核心競爭力為中心,堅持創新驅動發展,發展壯大新動能,擴大高品質産品和服務供給。還要促進房地産市場平穩健康發展,防止出現大起大落。同時,紮實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繼續實施好區域發展三大戰略等等。

  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強調要加快改革步伐、更好發揮改革牽引作用。重大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度決定著其他方面很多體制改革的進度,牢牢扭住關鍵性改革各項目標任務,就能更好發揮改革的牽引作用。到目前為止,中央深改組已舉行30次會議,對重大改革作了頂層設計,主要領域“四梁八柱”性改革基本出臺,但改革越往後,越是難啃的硬骨頭,改革的複雜程度和困難程度不斷加大。所以,這次會議指出,改革還是要統籌推進、重點突破,既要抓好重大改革頂層設計,也要充分調動地方和基層推動改革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鼓勵地方和基層結合實際大膽闖大膽試,為改革探索路子。

  據於此,新一年的改革政策不僅更加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繼續覆蓋宏觀與微觀、中央與地方、城市與農村、經濟和社會各個方面。深化國企國資改革、加強産權保護制度建設、穩妥推進財稅和金融體制改革、推動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有重點地推動對外開放,是這次會議提出的五大關鍵性改革任務,都是必須解決的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解決的好,就可以更好地發揮改革的突破性和先導性作用。

  守住底線,確保不發生系統性經濟金融風險

  這次會議不同尋常地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2015年的股市、2016年的房市、匯市、債市等市場大幅波動令人心有餘悸。特別是2016年的一輪房地産爆發性上漲,不僅綁架了普通居民的生活、也直接牽動著整個金融體系的神經。

  所以,會議在文件中還是第一次用了大白話的語言指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並把“促進房地産市場平穩健康發展”作為明年經濟工作的一項重中之重。針對房地産的定位,會議要求,要綜合運用金融、土地、財稅、投資、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既抑制房地産泡沫,又防止出現大起大落。特別要在宏觀上管住貨幣,微觀信貸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購房,嚴格限制信貸流向投資投機性購房。

  貨幣政策作為宏觀政策取向的重要內容,與防範風險緊密聯繫。儘管這幾年宏觀調控更多地以來貨幣政策,也一直強調不搞“大水漫灌”和注重“靈活適度”,但目前我國貨幣發行量已超過GDP的兩倍多。市場流動性十分寬裕,但貨幣供應方式和社會融資方式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從整個2016年月度新增貸款節奏和規模看,也是松鬆緊緊,市場面也總是在“資産荒”和“錢荒”之間搖擺,企業中長期貸款與短期貸款之間恨不均衡,特別是中小企業還一直為融資難融資貴所困惑。

  因此,會議強調在保持貨幣政策“穩健”的同時增加了“中性”。強調“穩健中性”,就意味著貨幣政策不能貿然收緊,也不能太過寬鬆。要適應貨幣供應方式新變化,調節好貨幣閘門,努力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和機制,維護流動性基本穩定。

  其另一層含義,也是為了防止金融風險。金融風險也總是與貨幣超發、寬裕的流動性、金融監管息息相關。最近兩年,實體經濟有效需求不足,金融市場特別是銀行大量資金有“脫實向虛”的趨勢,通過加杠桿方式,從實體經濟進入債券市場或其他金融市場,追逐有限的資産,蘊藏著金融風險。

  2017年金融市場還可能會出現階段性波動加劇,這對貨幣政策的調控形成挑戰。所以,會議指出,新的一年要下決心處置一批風險點,著力防控資産泡沫,提高和改進監管能力,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

  (作者係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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