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樹斌案檢察監督：檢察官獨立閱卷 無人認為有罪

　　原標題：聶樹斌案檢察監督：檢察官獨立閱卷 無人認為有罪

　　2017年2月10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公佈了《關於聶樹斌故意殺人、強姦婦女一案的檢察意見》。

　　該檢察意見是最高檢于2016年11月26日向最高法以書面形式提出的，從六個方面，認為原審判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應該改判聶樹斌無罪。

　　2016年12月2日，最高法第二巡迴法庭對原審被告人聶樹斌故意殺人、強姦婦女再審案公開宣判，宣告撤銷原審判決，改判聶樹斌無罪。

　　一份檢察意見如何彰顯檢察監督的成色？在聶案洗冤的關鍵時刻，檢察機關如何以法律監督的方式，直抵冤案核心問題？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為此專訪了最高檢刑事申訴檢察廳相關人士，解碼冤案平反背後的“隱形力量”。

　　專訪嘉賓：最高檢刑事申訴檢察廳廳長尹伊君、最高檢刑事申訴檢察廳二處處長杜亞起

　　最高檢刑事申訴檢察廳廳長尹伊君 閆昭 圖

　　每一名檢察官獨立閱卷：沒人覺得聶樹斌有罪

　　澎湃新聞：在《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聶樹斌故意殺人、強姦婦女一案的檢察意見》中，你們闡述了六大方面的理由，認為聶案原審判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應該改判無罪。在此期間，你們都做了哪些工作？

　　尹伊君：在糾正聶樹斌案中，最高檢發揮的作用可以用四句話、十六個字來概括：那就是與最高法“同步辦理、全程監督、互相配合、共同糾錯”。

　　第一是同步辦理，2016年6月6日，最高法決定提審聶樹斌申訴案並交由第二巡迴法庭負責審理。隨後，最高檢黨組會決定成立聶樹斌案再審辦案組。

　　2016年8月3日至19日，辦案組赴最高法院第二巡迴法庭集中封閉閱卷，並將全部案卷材料複印帶回逐一審查。辦案組的每一名成員均獨立審閱了在案全部43冊卷宗及50余份視聽資料，形成20余萬字的閱卷筆錄。也就是説，所有的辦案組成員都在獨立閱完所有案卷材料之後，進行分析、研判提出自己的意見。

　　澎湃新聞：閱卷前後的時間大概是多長？

　　尹伊君：從辦案組成立一直到再審宣判，大概有半年的時間。聶案的閱卷工作伴隨于案件全過程，有時候還要回過頭來不斷去翻閱、查閱。

　　澎湃新聞：為什麼特別強調獨立閱卷？

　　杜亞起：從申訴案件的角度來説，常規的辦案是兩個人。你可以選擇獨立閱卷也可以進行分工，但聶樹斌這個案子因為是專門的辦案組負責，參與的人比較多，又鋻於案子的重要程度，獨立審閱更有利於發揮專案組的集體智慧。

　　澎湃新聞：在整個獨立閱卷期間，辦案組成員有沒有對此案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見和看法？是如何統一到最終的檢察意見上來？

　　杜亞起：最終的意見應該説是沒分歧，但是在這檢察意見形成過程之中，我們的關注點可能不一樣。每一個人都會有不同的想法和認識。有的更關注于辦案程式，取得證據的方式，有的可能更關注證據自身的真實性，這方面是有出入和差異的。

　　澎湃新聞：有沒有檢察官覺得聶樹斌是有罪的？

　　杜亞起：沒有。只是在案件的關注點上不一樣。

　　尹伊君：我們辦案組經常在一起研究，直到最後形成最終統一的檢察意見。因為是獨立閱卷，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充分發表意見和看法。在這個案子上，聶樹斌應被改判無罪的結論性的意見大家是完全一致的。

　　尹伊君：第二是全程監督。這意味著不能在法院審理的基礎之上監督，需要全程親歷親為，包括閱卷、詢問證人、實地調查勘驗，所以無罪推定原則落實在辦案中，它不是一句空話，不是建立在空中樓閣上。

　　另外，全程監督還體現在我們跟最高法院的反復溝通、協調、協商之中。一是法律監督機關，一是審判機關，在案件辦理過程中必定有意見相同或相左之處，但對於不同的意見和認識，要嚴格按照法律規定，以事實和證據來説話，該堅持原則的要依法堅持。

　　第三是互相配合。在聶案辦理過程中，兩高更多體現和發揮了互相配合的職能作用。檢法之間互相配合不僅應該體現在訴訟程式中，在糾正冤錯案過程中，檢法之間更應該強調配合。為什麼？糾正冤錯案常常會遭遇干擾、阻力，難度遠超一般案件，這更需要檢法之間強有力的支持和配合，堅定糾錯的決心。

　　第四是共同糾錯。我們的檢察意見裏的結論非常明確，就是認為聶樹斌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應當依法改判無罪。我們從六個方面進行了論述，最高法院在判決中均予以採納。最高檢提出的六點檢察意見，是建立在疑罪從無以及無罪推定的法律理念的基礎之上，這些理念也自始至終貫穿在我們每一個辦案人員的心中。

　　最高檢刑事申訴檢察廳二處處長杜亞起 閆昭 圖

　　能找到的證人都問了，“疑罪從無”至關重要

　　澎湃新聞：具體而言，作為一名聶案辦案組的成員，您所堅持的辦案標準和原則是怎樣的？

　　杜亞起：辦案中曾有一種聲音，認為聶案原案是在“兩個基本”（基本事實清楚、基本證據確實充分）證據標準上認定的案件，按照當時的證據標準是正確的，不應按修訂後刑訴法的證據標準評判為錯案並加以糾正。

　　我們認為“兩個基本”和“排除合理懷疑”在本質精神上始終是一致的，在對定罪事實證據的要求上一直是相同的，對於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案件都必須按照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原則公正處理。

　　比如，關於聶樹斌案，你如果認為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該認定他有罪，你就應該提出維持原判的意見。如果覺得案件證據不足，不足以認定其有罪，那就得讓事實、證據説話，但要做到堅持疑罪從無，無罪推定，這一點至關重要。

　　作為承辦人來説，要排除所有的外界干擾，通過自己的專業視角和眼光去觀察，比如定罪證據在哪？原審認定的事實能否確定？包括被告人供述，現場勘察筆錄、屍檢報告、證人證言以及在案所提取的相關物證，能否證明供證一致。

　　此外，還得考察其它各方面證據，包括客觀性證據真實性、合法性能否夠得到保障，結論是否是確定的、唯一的，這是我們要關注的問題。

　　另外的問題是，有關被告人有罪供述的真實性、合法性有沒有保證？我們在檢察意見提出説，聶案的直接證據只有被告人供述，而證人證言、現場勘查筆錄、屍檢報告、在案的物證等都是間接證據，無法證明殺害被害人的行為是聶樹斌所為，不足以認定一個人有罪。

　　在梳理上述客觀證據的過程之中，我們發現，第一關於被害人的死因的主要依據來自於屍檢報告，屍檢報告的結論是被害人符合窒息死亡，但所謂的屍體解剖只是進行了頭皮剝離，以及被害人頸部纏繞花襯衣，就得出了符合窒息死亡的結論。

　　一般從事法律工作的人都會知道，這一結論的得出是缺乏一定依據的。

　　第二涉及到犯罪具體手法、手段的問題，就是關於作案工具的問題。原審裁判認定，聶樹斌是從別的地方偷了一件花襯衣，在實施強姦的過程之中使用花襯衣把被害人勒死，但在案的證據表明，涉案的花襯衣是不是如聶樹斌所説，在撿破爛老頭那偷來的，得不到失主的證實。

　　按照證人的説法，自己是撿破爛，但到底有沒有這件花襯衣，是否是他丟的，都無法證實，供證之間存在矛盾。

　　再進一步説，在卷中看到的花襯衣是在被打開之下拍了照片，而不是現場纏在脖子上的形狀。我們事後了解得知，有關公安人員説是為了讓聶樹斌好辨認，才把它水洗了。但從現場提取之後，如何保管，如何水洗，如何辨認，整個過程都沒有任何記載和説明，證據保管鏈條存在重大問題。

　　第三涉及到實物證據方面。比如説到現場遺留的一串鑰匙，聶樹斌在前後13次的供述中，均未提及。當時正值夏天，被害人就穿了一個連衣裙，按照相關證人證實，她習慣於用橡皮筋把鑰匙拴在手上，但按照聶樹斌有罪供述，把她別倒後，拖到地裏實施了強姦，正常情況下他是可以發現這把鑰匙的，但他始終沒供出來。

　　第四是關於供證一致的問題。聶案體現的是“先證後供”的狀態，也就説是在偵查機關了解和掌握相關在案證據之後才有的供述。另外，還涉及到辨認和指認問題，偵察人員都已經從現場勘察完了，也知道了埋藏衣物的地點，還提取了在案的自行車，這個時候再讓他辨認和指認，需要整個辨認和指認過程嚴格規範進行，而該案中相關辨認、指認均沒有照片附卷，且不符合程式規範性的要求，其證明力自然就會受到質疑。

　　聶案的唯一直接證據僅是有罪供述，我們在檢察意見裏面説得很清楚，關於有罪供述，前五天是沒有任何筆錄附卷。

　　尹伊君：頭五天的審訊筆錄的缺失是非常致命的。我們辦案人員對於被告人第一次的供述非常看重，因為它反映的內容可能會比較真實和原始。

　　我們把能找到的證人基本上都問到了，一共詢問了20幾個證人。另外，案發現場我們進行了實地勘察，但現場變化很大，已經由當初的一片玉米地變成了一條波光粼粼的河流，南水北調的引水渠正好從那裏切過去，當時很有感慨。

　　平冤之難：像大海撈針，不放過1%的可能

　　澎湃新聞：從全局來看，所有的刑事申訴的過程都是極其艱難的，檢察機關在其間會作怎樣的努力？

　　杜亞起：當你接手這些長年未解的申訴案件之後，很多東西也許早已物是人非，你不一定能夠達到你最初想要達到的目標，但是你不能基於這個認識就不去做，有時候就像大海撈針，你可能撈不到，但職責要求你必須要去撈，哪怕有1%的可能，你也要去做。

　　澎湃新聞：司法人員的內心確定力。

　　杜亞起：通過閱卷、調查等相關工作，當你對案件的方方面面的問題都全面了解之後，你對在案證據的分析判斷就會更加清晰，從而形成內心確信。

　　法律監督直抵冤假錯案核心

　　澎湃新聞：我們還關注到，最高檢對於聶案出具的是檢察意見，這與刑事再審檢察建議或是抗訴有何區別？一般是在何種情況下會使用檢察意見的形式？

　　杜亞起：聶案從法律上來講並不適用抗訴，因為它是法院受理的。這裡還需要澄清一個問題，最高檢為聶案出具的不是再審檢察建議，是檢察意見。抗訴和再審檢察建議指的是什麼？檢察機關主動受理當事人的申訴，經過復查辦理之後認為原審裁判有錯誤，主動向法院提出這兩種監督方式之一，讓法院啟動再審程式。

　　聶案是法院決定再審，最高檢只是在法院審理過程之中，履行監督職責，如果開庭，我們就會發表出庭檢察意見，如果不開庭，我們就直接以最高檢的名義提出檢察意見。

　　澎湃新聞：這種檢察意見的意義在哪？

　　杜亞起：任何案子只要進行再審，無論審理方式如何，按照刑訴法的規定，檢察院都要履行監督職責，而這一監督職責不單純是關注審判活動是否合法，更重要的是對再審案件本身的監督，而履職的最直接方式就是對案件發表意見，保證案件得到公正審判。

　　澎湃新聞：這一檢察意見相較于抗訴或者再審檢察建議來説，效力上面會不會顯得薄弱？如何直抵冤假錯案核心，讓法院採納你們得意見？

　　尹伊君：這三種不同的監督方式在法律效力上可能存在強弱，比如抗訴會必然啟動再審，再審檢察建議的剛性稍微差一點，法院可選擇啟動或不啟動。但不管是哪種方式，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職能的作用沒有改變。

　　正是由於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屬性，不管是抗訴書、檢察建議書還是檢察意見都會成為法院審判過程中重要的依據。在聶樹斌案中，我們雖然採用的是檢察意見書，但最高法還是非常重視的，我們提出的意見和理由都體現在判決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