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亞諾獲諾獎前曾接受採訪：我的童年像偵探小説

2014年10月9日，當瑞典皇家學院把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莫迪亞諾的消息一齣，全世界的媒體都聞香而至。此時人們才驚呼：“寫了三十余部作品，獲得無數大獎的小説家，竟然只有那麼少的媒體訪談?!”

 

這是真的,莫迪亞諾一向不善於在公眾前露面，過著文藝界的“教士生活”。在他獲獎後,法國《世界報》將其1970年的黑白訪談紀錄片放到了網站上，彼時24歲，身高1.98米的俊俏才子已出版了兩部小説——《星形廣場》和《夜巡》，並有了相當高的知名度。記者問：“你還這樣年輕，你覺得一個作家到了什麼樣的年齡才算成熟?”

 

莫迪亞諾認真的回答直率到天真：“這首先是一個體重問題。我注意到絕大部分的偉大作家體型都比較龐大。當我再重二十公斤，大概就能成為大作家了!”

 

“你是個超有野心的人，要向命運復仇。”女記者繼續説。“我也許是想挑戰命運，但我不是個野心家。如果是的話，大抵會走政客或者軍人的道路。我寫作，是因為這是我唯一會做的事。我稍微掌握一點把句子們組合起來的技術。如果我會做別的事，那麼我就會去做了。”

 

想要聽到莫迪亞諾的“聲音”，當然也並沒有那麼困難，就在上周，法國文化類雜誌《電視全覽》(Télérama)借其新作《為了你不至在街區迷路》的出版，對他進行了一次專訪。這也是諾獎宣佈前，對莫迪亞諾最詳細、最新的一次專訪。在採訪裏，莫迪亞諾明確表示，相比較談及他個人，他更願意談他的作品。

 

我的童年就像一部偵探小説

 

Q：您曾經表達過寫偵探小説的願望，這本新書就是一部偵探小説，或者説幾乎是……

 

A：是的，我一直都有一種撰寫偵探小説的慾望和懷舊情感。本質上，偵探小説的主題和縈繞我自己小説的主題很類似：失蹤、身份問題、遺忘症、重返謎一般的過去。針對同一個人物或事件羅生門般的矛盾見證也符合我的理念。我對這種情結的偏好是有內在原因的。以回溯的方式看，我自己的童年就很像一部偵探小説。有些階段，我周圍充斥著謎一般的人物和事件。那些時刻，作為孩童我們不能提很多問題，一切都顯得自然而然。但是隨著時間的流淌，我回溯往事，才想起來：“那時到底發生了什麼?”

 

Q：那您以前為什麼沒有寫偵探小説?

 

A：偵探小説意味著某種程度上的現實主義，甚至説是自然主義。需要刻板卻有效的敘述結構，就像把拼圖做好要講求方法。在每部偵探小説的末尾，總有一個結局，一個解釋。但是我想表達的是一種不確定的、片段的過去。事實上，我寫的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小説，而是那些夢幻的，表達想像的。

 

Q：您還記得這部小説誕生的第一個靈感嗎?

 

A：有一天，我找到一條大概十二、三歲時記下的筆記。裏面記錄著，我想寫一本綜合了彼得·切尼(Peter cheyney)的黑小説以及《大個兒莫奈》的東西。更小的時候，我住在還很有鄉下味道的大巴黎郊區，那裏有阿蘭·傅尼埃小説裏那種城堡廢墟。我的父母都不在，我寄養的人家看起來很可疑，氛圍很奇怪。這些情節我在《緩刑》裏也敘述過。

 

精神分析和偵探小説有異曲同工的地方

 

Q：反復地寫作同樣的主題，您會擔心靈感枯竭嗎?

 

A：總是寫同樣的主題和意象，我寫作的時候毫無意識，是後來才覺察到的。有時我也會擔心這種重復。福克納説過：“寫作，就是攫取夢”。這部新小説裏的情節已經在《緩刑》裏出現過，我本能地為它找到一個新的視角。這裡沒有“我”，而是第三人稱敘述。並且情節是從21世紀初的時間來回溯半個世紀前的事件。人們可以説我總是寫同樣的主題，我童年的那些事，而記敘的角度是發展的。

 

Q：您的所有作品裏，只有《家譜》是嚴格意義上的自傳?

 

A：是的，可以這樣説。奇怪的是，這部書裏我沒有描述親密的人和事。事實上，我寫這部書是為了卸下強加在我生命裏的東西：我的父母，童年和青少年時期那些拘束我的人。我寫這部書是因為我讀了一本關於我的書，裏面有無數的不確定性。於是我決定，為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寫一本類似備忘錄的書，真實而詳細。十年後，我修改並出版了這本簡潔而粗線條的《家譜》。有段時期，因為它的真實性和自傳性，我很後悔出版了這本書。之後卻出現了一個神奇的現象，這本書好似被我其餘的作品吸收了一樣。它們不可分割，《家譜》成了其餘書的骨骼。

 

Q：您寫作了差不多五十年。這些年有不同的美學潮流前赴後繼，您似乎沒有受到影響，是這樣嗎?

 

A：60年代，那個時代願意寫作的人對小説和純文學的興趣有限。當我開始寫作的時候，他們都轉去學人文科學了。似乎他們需要導師，需要被靈智啟迪，所以他們成了福柯或阿爾都塞的徒弟。我當時就想寫小説，對理論沒興趣。那些大師對我而言，都是小説人物，我只對他們態度的細節和個性感興趣，而不是他們的思想。我記得有一次，偶然遇到了雅克·拉康，我仔細觀察了他的舉止，他的聲音，他説話的方式。好吧，這看起來的確很無聊。

 

Q：您對精神分析學從來不感興趣嗎?

 

A：精神分析和偵探小説有異曲同工的地方：我們不願，或者不能看見的某些東西被隱藏了，所以我們等待觀看分析出的結論,這跟刑偵調查很像。我對一些精神科理念也很感興趣，比如人們把痛苦的記憶自動更換成美好的記憶。然而這些對我而言，也只是小説家的好奇心，和心理治愈沒有關係。儘管作家們也被精神分析者們研究，比如我的導師雷蒙·格諾。我認為，寫作的人需要某種程度上的不透明，需要不全知、不全能。

 

作家不能當自己的讀者

 

Q：寫作是件愉悅的事嗎?

 

A：寫作中，我最喜歡的部分，是下筆前腦中的幻想。寫作本身並不愉悅。需要把幻想在紙上用文字物化，換言之游離開這些夢幻。有時候，我很好奇其他作家是怎麼做的，比如19世紀的福樓拜，寫作，再寫作，重新構造，精簡大段文字以至於刪至寥寥幾筆。這聽起來太恐怖了。我自己只會做大量卻輕微的修改，好似一系列的微手術。作家和外科醫生一樣，要當機立斷，對自己的文字表現冷血，刪，減。有時候一頁紙只需要拿掉兩三個詞，整體感覺就徹底改變。不過這些，都是作家的烹飪課，對別人來説相當無趣。

 

我最初的幾部書裏，沒有章節，也沒有氣氛的平衡。之後我進行過反思。現在我認為寫作不適合青年，除非是早熟的詩意天才，比如蘭波。年輕人寫作，是把自己放置在不受控的壓力下。成熟的搬運工，知道怎樣讓身體調整到合適的弧度才不傷害骨骼。寫作也是一樣，要找到合適的弧度。我一開始做不到，過度緊張，常常無法集中精神。此外，思維轉得比手快，也是一個大問題，許多東西來不及記下就忘記了，好像那些被砍了頭，卻仍狂奔的鴨子。

 

我用了很多年，才讓自己放鬆下來，也讓小説更舒展。寫作仍然艱難，但經驗讓我掌握了讓自己更輕鬆的技巧。

 

Q：您與您的讀者關係如何?

 

A：有自己的讀者是很感人的事。知道自己可以與人對話非常美好。每次出新書，都有這種有趣卻令人不悅的現象：寫完一本書，那本書就好像要跟你分手一樣。作家不能當自己的讀者。寫完的書成為一件這樣的物品，你雖知道所有細節，卻看不見全貌，只有讀者才能看見，這跟攝影一樣。書籍不再屬於作者，而是它的讀者。

 

本版撰文/新京報特約記者 于曉悠(發自法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