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宇森：我的每一部電影都不屬於我

吳宇森

 

小時候，我看《綠野仙蹤》看入迷了，發現原來人生還這麼美，歌舞片裏面每一個人都很善良，每一件服裝都很漂亮。

 

焦雄屏問吳宇森：“你最喜歡的三部電影，除了《阿拉伯的勞倫斯》、《獨行殺手》，還有一部是?”吳宇森回答：“《秋水伊人》，一部60年代的法國電影。我身上的浪漫主義因子和唯美主義情結，深受這部電影的影響。”

 

創立“吳氏暴力美學”的導演吳宇森，童年時最愛看的，卻是歌舞片。回顧往昔，誰能想到，當年只關注“陽剛”世界的男人，現在只想拍攝一部真正浪漫、真正淒美的女性的詩史般的電影。

 

對談錄

 

焦雄屏：回想一下:有一年我在多倫多，看你的電影《槍神》(又名《辣手神探》)，看完之後，所有的觀眾忽然很大聲地一直叫“吳、 吳、 吳”，一直拍手，那個時候你從側面幕布後走出來，當時我很感動。

 

吳宇森：我的電影能夠引起西方觀眾、媒體、影評人注意，就是從多倫多開始的。那時我的好朋友張家振，帶著我的《喋血雙雄》拷貝，去多倫多放映，結果觀眾看了好喜歡。他就一直放，放了好多我的電影。放映《槍神》的時候，觀眾們已經對我有認識了，所以看得非常興奮。沒有想到西方世界最喜歡的我的電影是《槍神》，大家本來以為會是《英雄本色》或者《喋血雙雄》。

 

焦雄屏：電影學者大衛·鮑德威爾説你是最能適應好萊塢的中國導演，這個你同意麼?

 

吳宇森：我同意。我覺得自己拍電影，無論在技巧上，還是表達理念、手法上，甚至在處理演員方面，都蠻西式的，或者説受西方影響很大。當年張徹導演知道我要去好萊塢，就勉勵我説：要運用西方的技巧，融入東方精神來拍電影。西方觀眾對《喋血雙雄》有一個共同的看法：他們看電影時，不需要聽得懂中國話，光是看畫面、看影像，都已經領會到每一個細節。

 

焦雄屏：你的早期電影，尤其是《英雄本色》等一系列的所謂英雄片，受西方當代動作片很大的影響。你採取西方人熟悉的電影語言拍電影，但是又讓人家這麼折服，你自己覺得原因是什麼?

 

吳宇森：西方的電影技巧給了我很多靈感。比如我拍《喋血雙雄》最後在教堂裏的一場大決戰：周潤發中了一槍，鏡頭轉到聖母像，那個聖母好像在看著他;另外李修賢中了一槍，轉身時，鏡頭轉到一個鴿子慢慢飛過一個蠟燭的場景。用兩個不相干的東西，來連接出一段情緒、一段情感，這個靈感源自於《阿拉伯的勞倫斯》一個經典的蒙太奇鏡頭。

 

而我拍《英雄本色》，靈感源自於西部片，就想拍一場戲，就是周潤發到一個酒家去復仇，面對15個人。他一個人進去，如果平常拍法，他拿著機關槍進去一掃就行。當時我覺得真正的英雄是不用機關槍的。我既希望表現出他是一個真正的好殺手，懂得給自己留退路;又想讓他瀟灑，不用機關槍，我希望他的槍聲可以有一種音樂感。我和道具師傅商量,最終選中一把適合周潤發手拿的M9式手槍。這槍可以連發16發，“啪啪啪啪”兩槍連發就好像打鼓，有爵士音樂的感覺，又瀟灑又有音樂感。

 

焦雄屏：昆汀·塔倫蒂諾的《落水狗》、羅伯特·羅德里格茲的《殺人三步曲》……好幾部電影，他們都説有借鑒《英雄本色》，這是他們自己承認的。聽説昆汀·塔倫蒂諾一看完《槍神》，還立馬去買了一套風衣?

 

吳宇森：其實這是一個循環嘛，我們很多時候是在西方電影裏學到東西，模倣、摸索形成自己風格，也許這種風格也對西方導演能有啟發。其實我們都在一個電影大家庭，彼此影響。

 

焦雄屏：那麼什麼是你電影中的東方精神?

 

吳宇森：東方精神，就是我們所謂的俠義精神、家庭觀念，再加上做人的厚道風骨吧。拍《變臉》時，我觀察到美國家庭有很多嚴重的家庭問題，大部分美國人都蠻孤獨的，所以我在這個戲中，融入了很多中國式的家庭觀念。影片結尾，好人把壞人打死了，剩下一個壞人的小孩。我設計的情節是好人把壞人的孩子帶回家，跟他自己的老婆、女兒見面。電影公司堅決反對這個結局，認為這不是美國觀眾能接受的結局。我説這個不屬於文化問題，是人性，大家都會有這個同情心，希望好人收養這個小孩。通常這種戲拍攝完，都有試驗場，邀請當地觀眾來看電影，通過調查觀眾感受，最終調整電影情節。那次試驗場，觀眾都站在我這邊，最後證明我對了。

 

焦雄屏：有些報道説拍攝《碟中諜2》，整個過程也很波折?

 

吳宇森：拍那個戲的時候，我和湯姆·克魯斯、編劇三個人，好像自己在演間諜片。我和湯姆·克魯斯住得很近，基本上編劇寫完一場戲，先給他看，他看完叫助理拿給我看，助理站在我家門口，我要很快看完，看完以後，拿回給湯姆·克魯斯，他馬上燒燬掉劇本，我們兩人就憑記憶來電話討論一切細節意見。他再找編劇再改。當時沒有人看過燒掉的劇本，就我們三個人。

 

焦雄屏：為什麼那麼保密呢?

 

吳宇森：一方面擔心有人偷橋段，另一方面媒體認為我們幾個人風格不同，會吵架，隨時有狗仔隊追著我們。其實，我後來和湯姆·克魯斯相處不錯。拍戲的時候，他喜歡經常帶他的小孩來，一個男孩一個女孩。有一次，他出去演騎摩托車的驚險鏡頭，就把兩個小孩放在我的腿上，讓我照顧他們。我就抱著小朋友看監視器，説：“你看你爸爸是多辛苦、多精勇。不要哭、不要哭。”看著我感覺我是他們的公公，最後呢，我們變成好像一家人的感覺。

 

焦雄屏：我聽説你小時候常常被人欺負，被打得很厲害，你就躲到戲院裏去求安慰?

 

吳宇森：我家當時住在水溝邊的貧民區，周圍有很多黑社會、幫會的人，要挑選孩子加入他們。我父親一直教育我不要輕易低頭，後來，在我的電影裏也有類似對白，比如説我不讓人家用槍頂著我的頭，這就是我父親教育我的。所以，我不聽那些人的話，也不懂，就經常被打得很慘，怕回家又挨罵，就會躲去教堂或者戲院。教堂的牧師很照顧我，就讓我在那裏靜靜地坐著，看著十字架;有時我也到電影院，偷偷地看電影。 那個時候就喜歡看歌舞片，看《綠野仙蹤》看入迷了，發現原來人生還這麼美，歌舞片裏面每一個人都很善良，每一件服裝都很漂亮。他們的生活只有愛和相互欣賞，那麼快樂。我看了，也覺得很快樂，讓我保持我繼續下去的做人的信心。

 

焦雄屏：有一種對你的批評意見，認為你的電影講的是理想，表現的是暴力。比如《喋血街頭》，大家討論的章節就是“2分42秒”，因為那一秒打到極點，暴力到極點。讓人看了有所謂罪惡的愉悅感，大家看了血脈賁張，覺得很過癮，暴力都變成你的標誌了。這種暴力的快感，跟你所倡導的堅定的信仰、樂觀的人生觀之間，你怎麼取得平衡?或者是人家批評你的時候，你自己覺得有沒有被誤讀?

 

吳宇森：曾經有一個影迷問過我：一個英雄需要殺那麼多人嗎?他應該要有他的道德責任。通常我不怎麼會回答這樣的問題。比如，你剛才提出的疑問，對我本人來講，我真的內心沒有産生太多的衝突。我沒有刻意地找一個時間去解釋為什麼我這樣拍，因為我拍電影，有時就是拍一種情緒，這個情緒一過，我的心情也過了。我並不是不對我的電影負責任，而是我拍完一個電影，就覺得這個電影不屬於我了，屬於那個觀看的人，他擁有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