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知識分子不僅要有知識，更得有獨立精神

27日山東博物館，著名學者雷頤做客齊魯大講壇(王鴻光\攝)

知識分子的定義和群體結構是具體的、歷史的，他們的社會地位和時代使命也隨著歷史的演進而不斷變化。在當前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舞臺很大，肩上的擔子也很重。雷頤認為，知識分子不僅要有專業知識，而且要有獨立精神，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以自己的學識推動社會進步向善。

群體結構 從研習孔孟的“士”，到現代技術人才

雷頤説，關於知識分子的起源主要有兩種説法，一種觀點認為起源於19世紀下半葉的俄國，從西歐回來的留學生不滿沙皇統治，批判沙俄的政治社會體制，這些文化人被稱為知識分子。另一個是左拉寫了一封名為《我控訴》的公開信，為猶太人德雷福斯喊冤，其他知識分子也參與到其中。

雷頤認為，無論是知識分子最早産生於哪，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是一群受過教育、有啟蒙思想，有對當時現狀採取合理性批評的態度和反抗精神，漸漸在社會形成了的一個獨特階層。

中國傳統以學歷劃分知識分子，雷頤則從其産生的視角給出了新的答案。

雷頤認為，我國的知識分子階層從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社會開始轉型一點點産生的。而在此前，一個很類似的階層是“士”，那時沒有具體的專業，主要研習孔孟之道，做社會評論，參與政治，從事技術的人員如醫生等的社會地位則較低。

可是隨著中國現代化轉型，逐漸産生了各種各樣的職業知識分子，如出現了工程師、現代醫生、律師、報人等職業分工，專門研究技術。雷頤認為，有了這個基礎，才為知識分子的出現提供了條件，一些人在自己的專業範圍之外，對社會投以關懷，關注公共事務，成為具有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

評判標準 不僅要有知識，更得有獨立精神

“所謂知識分子就是讀書比別人多，既然是這樣，更應該回饋社會，回饋大眾。”雷頤認為，政府不是無所不能的，只能把握宏觀面，很多邊邊角角的事物是政府無法觸及的，同時社會結構發生轉變，利益多元化，治理方式也應發生變化，而這恰恰為知識分子提供了空間。

比如很多人主動到北京的民工學校講課，山東等地知識分子正在致力於的鄉村建設等，都起到了這樣的作用。

雷頤還特別強調，“知識分子的標準，首先要有獨立性、超越性”，“從歷史來看，知識分子不僅有專業知識，而且有獨立精神，是強調社會關懷的人。”

他説，所謂的超越性指的是兩方面，首先，知識分子不僅是傳統認為的文化人，或者有知識的人，而是要有公共關懷，就是超越自己的專業、職業，超越自己的利益。“比如你是醫生，但在治病救人之外，還對醫患、醫德等都予以關注。”雷頤説，否則就只是一名技術人才。

而另一點，就是要做到“超然物外”，警惕淪為既得利益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