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絲綢之路：分兩條主線 比陸上絲綢之路更悠久

前不久在北京閉幕的2014年APEC會議上，中國提出的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戰略構想成為各方關注的熱點話題。“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絲綢之路”一詞，最早由19世紀70年代德國地理學家、地質學家李希霍芬在《中國旅行記》中提出，歷史上，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就是我國同中亞、東南亞、南亞、西亞、東非、歐洲經貿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尤其是在陸上絲綢之路不斷衰落過程中，隨著中國造船及航海技術的不斷發展，作為海上貿易商路的海上絲綢之路逐漸上升為中國對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海上絲綢之路分兩條主線路

 

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有東海起航線和南海起航線兩條主線路，比陸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更為悠久。東海起航線始自周王朝(西元前1112年)建立之初，武王派遣箕子到朝鮮傳授田蠶織作技術。箕子於是從山東半島的渤海灣海港出發，走水路抵達朝鮮。這樣，中國的養蠶、繅絲、織綢技術通過黃海最先傳到了朝鮮。秦始皇兵吞六國時，齊、燕、趙等國人民為逃避苦役而攜帶蠶種和隨身養蠶技術不斷泛海赴朝，更加速了絲織業在朝鮮的傳播。

 

通過朝鮮半島或經由日本海環流水路，中日交往十分方便。據日本古史記載，西漢哀帝年間(西元前6年)，中國的羅織物和羅織技術已傳到日本。西元3世紀，中國絲織提花技術和刻版印花技術傳入日本。隋代，中國的鏤空版印花技術再次傳到了日本。隋唐時期，日本使節和僧侶往來中國頻繁，他們在浙江台州獲得青色綾，帶回日本作樣板，仿製彩色錦、綾、夾纈等，日本至今仍沿用中國唐代的名稱，如：絞纈、臘纈、羅、綢、綾、羽等。

 

唐宋以後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以南海為中心，起點主要是廣州，所以稱南海絲綢之路。形成于秦漢時期，發展于三國隋朝時期，繁榮于唐宋時期，轉變于明清時期，是已知的最為古老的海上航線。

 

【興起原因】

 

漢朝商業勃興絲綢産量大

 

漢承秦制，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強大且歷時久遠的封建大一統帝國。鋻於秦朝的弊政，漢初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推行“休養生息政策”，並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扶持和發展農業。伴隨著農業的飛速發展，漢代的紡織業也得到了顯著發展，官營、私營紡織業這時皆已頗具規模。漢朝政府設置官營絲織作坊，西漢設有東、西兩織室，在山東淄博設立三服官，這些官營工場人數眾多，具有大規模生産能力。漢代紡織業更普遍存在民間紡織品生産。政府一年間就在各地徵收絲帛達500余萬匹，足見漢代絲綢産量之大。在農業和手工業高度發達的條件下，出現了商業的勃興。這些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打下了重要的物質基礎。

 

古中國造船技術高超

 

早在新石器時代，中國的先民就已經廣泛使用了獨木舟和筏。春秋戰國時代，我國造船技術已有了很大發展。春秋時吳國戰船已有大翼、橋船、戈船等多種。秦漢時迎來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造船技術的飛躍。1975—1976年在廣州發現了規模宏大的造船工場遺址，考古研究結果表明這工場是當時能成批生産內河和沿海船隻的大規模造船中心，可造寬6—8米、長20—30米，載重數十噸的大型船隻，適合內河和沿海航行。

 

出現在漢代的“樓船”最能體現漢代的高超造船技術。元狩三年(西元120年)，漢武帝在長安西南“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余丈，旗幟加其上，甚壯。”除大型的適合海上航行的船舶，風帆的使用也是遠洋航海的必要條件。戰國時期的銅鉞出現帶有風帆圖案的船紋，説明戰國時代已出現了風帆，但此時的帆不能轉動，只能順風行駛，還不能滿足遠洋航行的需求。到了漢代，出現了活動的帆，三國時期吳國丹陽太守萬震所作《南州異物志》中載“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風吹。風後者激而相射擊，亦並得風力。若急，則隨宜增減之。邪張相取風氣，而無高危之慮，故行不避迅風激波，所以能疾。”使用轉動靈活，升降自由的風帆，克服了以往船舶只能順風行駛的局限性，為遠洋航行提供了充足的動力。

 

在羅盤沒有應用到海上航行以前，海上航行辨明方向也是一個難題。但天文學的進步，使得漢代舟師可以“觀星定海”。《漢書·藝文志》記載的《海中五星順逆》、《海中二十八宿臣分》等總結航海天文學的著作多達136卷，足見當時航海借助星宿定位的技術已普遍使用。由上分析，隨著漢代造船與航海技術的不斷發展創新，為海外貿易創造了必要的條件，提供了可靠的保證。

 

古羅馬積極探索海上貿易之路

 

不僅僅是經濟力量，政治因素也對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産生了重大的影響。

 

從西元前4世紀到西元1世紀，東西方的經濟狀況和政治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其中特別重要的是處於東西兩端的中國和羅馬的變化。

 

漢朝于西元前3世紀統一中國，社會經濟繁榮，中國生産的絲綢更是風靡世界，深受古代東西方各國人民的喜愛。這一時期的羅馬正處於羅馬共和國晚期和羅馬帝國早期交替之際，帝國版圖遼闊，國力處於上升時期。由於這兩個強大國家經濟的繁榮和興盛，彼此間需要加強交往和聯繫。我國絲綢傳入古羅馬以後，迅速受到了古羅馬人的喜愛。古羅馬對中國絲綢的需要量越來越大。但古羅馬與東方的陸上貿易一直存在障礙。

 

絲綢貿易中這種極端不利的地位，迫使古羅馬人從很早的時候起， 就不得不為爭奪陸上絲綢之路的控制權而與壟斷絲綢貿易的國家進行不懈的鬥爭。在不能打通陸上絲綢之路的情況下，古羅馬只能尋求開闢從海上進行絲綢貿易的通道。到西元前1世紀時，古羅馬征服了地中海地區併發現了利用季風進行航海的規律。對於季風的發現和利用使古羅馬擺脫了沿海近距離航行的束縛，可以從紅海直達印度的港口。古羅馬人對海上貿易之路的積極探索，有力地推動了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

 

【發展演變】

 

海上絲綢之路

曾出現三大著名港口

 

廣州古稱番禺，位於南海之濱，憑藉自身擁有的海上交通中心的優越條件，成為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

 

從3世紀30年代起，廣州已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港。唐宋時期，廣州成為中國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東方港市。由廣州經南海、印度洋，到達波斯灣各國的航線，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線。元代時，廣州的中國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廣州仍然是中國第二大港。在海上絲綢之路2000多年的歷史中，相對其他沿海港口，廣州被認為是唯一長期不衰的港口。明初、清初海禁，廣州長時間處於“一口通商”局面。

 

宋末至元代時，泉州超越廣州，並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並稱為“世界第一大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承認的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便是泉州。元代，始於泉州的海上貿易東至日本，西達東南亞、波斯、阿拉伯、非洲。海舶蟻集，出口陶瓷、綢緞、茶葉、鋼鐵等，進口香料、胡椒、藥材、珠貝等。

 

唐代，明州(寧波)成為中國的大港之一。浙江地區經濟迅速發展，既是魚米之鄉，又是建造唐舶之所，越窯青瓷産地，還有深受海外歡迎的湖紡和杭緞，為海外貿易的發展奠定基礎。明州成為日本遣唐使主要登岸港之一。唐朝政府規定，遣唐使到明州後，在此辦理入京手續，需時數月至一年。

 

當時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往外輸出的商品主要有絲綢、瓷器、茶葉和銅鐵器四大宗，往國內運的主要是香料、花草及一些供宮廷賞玩的奇珍異寶，於是海上絲綢之路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藥之路之稱。明初鄭和下西洋時，海上絲綢之路發展到巔峰。鄭和之後的明清兩代，由於實施海禁政策，我國的航海業開始衰敗，這條曾為東西方交往做出巨大貢獻的海上絲綢之路也逐漸消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