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連科：最文學的地方恰恰是最世俗的地方

10月的布拉格，秋意漸深。

 

中國作家閻連科走過卡夫卡曾經走過的街道，領取了第14屆卡夫卡文學獎。這是該獎項首次授予中國作家。

 

從得知獲獎到領獎，閻連科一直保持沉默，有關這個獎項他只説了一句話，“一切都會很快過去。”

 

從布拉格歸來快一個月見到閻連科，走在北京初冬的街頭，有關那次領獎的記憶就好像北京的秋天一樣轉瞬即逝，仿佛不曾發生。

“黑暗，不僅是一種顏色，而且就是生活的本身。”在頒獎典禮上《上天和生活選定的那個感受黑暗的人》這篇演講中，他這樣説道。關於這篇影響巨大的演講，他説，“要説的都已經在那演講裏邊了。”

 

到了這個年紀，閻連科説越來越不在乎世俗的喧囂，爭議與批評。20年前，梁曉聲告訴剛剛調到北京的他：“作家要面對文學，背對文壇”，這句話他到今天依然沒有忘記。

 

“我現在變得越來越固執。”他説，“當溝通變得困難的時候，索性把那堵墻豎起來，用另外一種方式告別文壇，或者説用寫作告別文壇。”

 

首次入圍就獲得卡夫卡文學獎

 

北青報：獲得卡夫卡獎已經快一個月了，這件事情在很多人看來依然具有某種魔幻色彩，很多中國人其實對這個獎是有一點陌生的，您現在鬧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了嗎?

 

閻連科：怎麼參加這個獎的評選，沒有任何人知道。今年5月份突然來了一封郵件，告訴我説獲獎了，因為我完全不懂英文，兒子又不在。四天以後兒子回來才告訴我説人家四五天前就給你寫信，告訴你拿獎了。後來我才知道這個獎所關注的是世界上所有活躍的作家，但你必須有一本(此前規定是兩本)捷克文的翻譯作品。去年《四書》被翻譯成捷克文，當時的報紙標題把這件事情稱為去年捷克最大的文化事件之一。當然，卡夫卡獎的評委不全看捷克語。那些評委由捷克、德國、西班牙和匈牙利的專家所組成。他們除了捷克文，也非常關注作家的法譯和英譯等作品。一個評委告訴我，在卡夫卡文學獎的歷史上，有兩個人是第一次入圍就得獎的，我很幸運，是其中之一;另一個是品特。

 

北青報：這次去領獎印象最深的是什麼?

 

閻連科：二三十家媒體來採訪，所有的媒體看書的認真都超出想像。讓我最感動是一個時尚雜誌的記者，他説讀我的《四書》是他唯一一次用五天半的時間看完一本書，看完後他把這個故事講給了他的女兒聽。女兒聽完發了半天呆，找來一塊石頭，説人活著不能那樣死掉，應該像這塊石頭一樣活著。他把這塊石頭當做他女兒寫給我的信。那石頭的形狀像一隻小鳥。他女兒解釋説，“讓那個作家以後想布拉格了，可以像這野鴨子一樣飛過來。”

 

北青報：在卡夫卡獎的授獎詞中，把您和卡夫卡、赫拉巴爾做了比較。您本身的寫作有受過他們的影響麼?如果讓您自己選擇，會在古今中外的哪一位作家身上，找到和自己的相似性?

 

閻連科：世界上有一種文學，應命名為“布拉格文學”。組成布拉格文學的是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哈謝克、卡夫卡，與下半葉的哈維爾、昆德拉、赫拉巴爾及伊凡·克理瑪等。是他們讓那個偉大的布拉格，閃爍著不朽的文學之光。卡夫卡和哈謝克是兩個源頭。我們如果認真閱讀赫拉巴爾、克理瑪和昆德拉的作品，會發現後三者與哈謝克的寫作關係更為密切些。因為他們的寫作，都以不同方式，表現、貫穿了哈謝克抓到的那個“布拉格精神”。比如以幽默化解世界的力量，如同帥克用他啤酒的肚子去迎對敵人的刺刀和坦克。當然，這三者中，昆德拉更不一樣些。而哈維爾則使“布拉格文學”更為利銳和現實。我們把卡夫卡和哈謝克放在一起並説時，就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有一種寫作是用來影響作家思維變化的，如卡夫卡;而另一種寫作是用來影響作家寫作(作品)變化的，如哈謝克。換言之，模倣卡夫卡的寫作是一種死亡，而用卡夫卡的思維去啟迪自己的思維，或可是一種新生。

 

中國的歷史與捷克的歷史有相近性,我與赫拉巴爾一樣，都在這相近的歷史環境中寫作，又都有幾乎相同的邊緣性和寫作生態環境。而與卡夫卡，我想要做的，是從他那兒逃出來。不是從他的作品中逃出來，而是從他的文學思維闖出來。

 

之所以要逃避是因為有相似或者太相似，以逃避的先後年代順序為次序，我明確要逃避離開的作家依次是日本的德田秋聲、安部公房，法國的加繆，英國的勞倫斯和奧威爾和美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黃金文學”期的各種文學潮和作家們。 再後來，要逃離的是拉美文學和卡夫卡。而這幾年讓我迷戀並要逃離的應該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了。

 

北青報：中國文學在捷克總體是個什麼狀況?

 

閻連科：我只知道我的出版社的情況，他們出版過沈從文和張愛玲的作品，一個賣了600來冊，一個賣了700多冊，賠錢是毫無疑問的，正是這個原因，他們才決定出一個活著的作家的作品，這樣人可以出現參加活動，挽回前面的損失。去年我去了捷克一次，也就是為了把2000冊賣掉才去的。中國文學總體而言在捷克相當小眾，據説也就是高行健和莫言的作品還不錯，在他們拿獎後能賣4000來冊吧。

誰都不會刻意為西方寫作

 

北青報：這次獲獎你有聽到一些爭議嗎?

 

閻連科：我在20年前調到北京，第一次見到梁曉聲，他告訴我一句話，文壇要多臟有多臟，所以作家要面對文學背對文壇。他這兩句話20多年我沒有忘記過。如果今天去談這兩句話，我可能會説面對自己的文學，背對他人的文壇。最近幾年我越來越深刻地感覺到和同行的距離越來越遠，我的寫作處境已經到了這個階段，什麼也別管了，想怎麼寫，就怎麼寫，讓人家願意怎麼罵就怎麼去罵吧。

 

北青報：有一種聲音確實指責你在刻意為西方寫作。

 

閻連科：文學不應該有東西方之分。卡夫卡、馬爾克斯和福克納都是西方的，為什麼在中國大家都接受?當年也有人説莫言的《紅高粱》是為了迎合西方，把中國最臟的東西拿出來給西方看。但那個時候莫言連香港台灣都沒去過，他知道西方什麼呢?除了文學以外。今天的閻連科同樣在這處境裏，包括余華。我們天天嘴上説藝術文學無國界，另一方面老指責中國作家在為西方寫作，恰恰把文學政治化和階級化。我們中國人對馬爾克斯的喜愛絲毫不亞於拉美，那麼馬爾克斯就是為了我們中國人而寫嗎?

 

我們常常以審美的名義掩蓋了作家對現實的關注

 

北青報：中國作家近年來創作的一些所謂正面強攻現實的作品常常得不到讀者以及批評界的認可，而您説反而是一些“擦邊球文學”得到普通好評。

 

閻連科：中國作家面對現實有幾種方式，第一種是正面強攻，比如莫言的《蛙》，余華的《第七天》和《兄弟》，賈平凹的《秦腔》，還有格非的《春盡江南》等。另外一種我認為是流行于中國的擦邊球文學，他們常常以審美的名義遮蔽作家對現實的關注，逃避生活和現實的矛盾，也因此掩蓋了作家思想的匱乏。所有的擦邊球，在批評家那裏都會被冠以“深刻”二字，而所有正面強攻面對中國現實的文學，得到的都是“粗糙”二字。如果拿我們今天的中國作家和魯迅去比較，恰恰魯迅也是對現實正面強攻的。我們去看他的《祥林嫂》、《藥》和《阿Q正傳》等，都是這樣的作品。但像寫“救救孩子”的《狂人日記》，雖然正面強攻，卻似乎同樣可以説“粗糙”，我們對此該怎樣去看呢?

 

以《兄弟》為例，我們經常詬病的是余華的這個情節，處女秀的問題;也有詬病蘇童《河岸》中間的人頭情節等問題。這些東西沒有什麼大不了。我以為，文學已經遠遠走在一些批評家的觀念前面了。今天，我們所有的文學幾乎離開現實主義就無法去討論。必須要意識到一點，當一個作家面對現實時，他寫作的素材一定是沒有被時間過濾的;當我們面對歷史素材時，那是被時間過濾過的。時間已經篩選了一些東西。但是面對龐雜而混亂的現實時，需要作家本人去過濾，這也恰恰是寫作者最大的動力之一，也恰恰是被大多的批評家不予理解的地方吧。

 

北青報：您的作品《炸裂志》也被一些人認為有點“觀念先行”，特別是對“地方誌”這種形式提出一些質疑?

 

閻連科：《炸裂志》裏面大量的細節——暫且説是“神實”吧，是我用力和用心之處，也是寫小説的最大動力之一。這個小説對我的意義，恰恰是從內容到形式的“隨心所欲”。地方誌對我而言，就是一個包裝的箱子。它到底像日本的糖盒那樣精美，還是粗糙耐用，這並不那麼重要，我更關注包裝箱內的東西。有時候，批評家無法體會一個作家寫到一個細節時那種在瞬間抓到小説內核的喜悅和興奮。那個內核，使他理出了一團亂麻中的一條線。是這條線在統領全部的小説、人物和變化，慾望的生成和惡化……對此，作家和批評家的看法是有巨大不同的，這就是二者往往矛盾的根由吧。

 

最文學的地方恰恰是最世俗的地方

 

北青報：聽説您曾經有一段時間，每天寫一萬字。現在呢?

 

閻連科：二三十歲那些年，確實有過“短篇不過夜，中篇不過周”的好歲月。每天寫八千一萬字，雖然粗糙卻充滿了激情和精力。現在，水已東逝，不見長流。今天的習慣是，只要在家，每天上午都坐下寫上兩千字。但多寫五百字就感到困難和精疲力竭了。在這樣的寫作中，技巧、技術是越來越熟練。情感、情緒卻越來越枯竭。所以，今天的寫作，要警惕的是過分的技術化和激情的遲鈍化。

 

北青報：很多人説獲獎對於寫作而言就像是“死亡之吻”，會對你的下一步創作産生影響嗎?

 

閻連科：我現在深刻地感覺到，我的寫作在一定程度上越來越難和讀者溝通。我需要的是堅持，是放棄一切地往前走。從《四書》到《炸裂志》，我感覺到了我的寫作和讀者及批評界隔著一層，彼此都不予理解，也不願理解。可我現在，隨著年齡的增長，又變得越來越固執。難以溝通時，我的固執會讓我索性把那堵隔閡之墻徹底豎起來。以前也許還在那墻上留著一扇門，大家可以推門而入，可現在不再這樣想了。現在，我新的長篇已經開始寫作了，它可能走得更遠，我不再顧忌什麼，非常決絕。老實説，世俗的力量非常強大，幾乎沒有作家有能力擺脫這些世俗。最文學的地方恰恰是最世俗的地方。

 

北青報：您會有“退役”的一天麼?如果有，到時讓您總結自己漫長的寫作生涯，你會如何説?

 

閻連科：年齡、歲月、衰老、疾病、煩惱和寫作的力不從心等，這些東西無可阻止的到來，使我更清楚地看到了人的生命的尾聲。直言説，我看到了死亡的逼近。

 

一個常常不能忘記死亡的人，自然會不斷想到寫作的退役和擱筆。前不久，在手機上讀到張潔的《就此道別》，真是百感交集，戚然淚下。和張潔老師相比，我還不到那個年齡，不到那時候，但屬於我的“就此道別”那一天，如史鐵生説的那樣，已經邁著均勻而有力的步子，日日地走來和逼近，而且帶著無可阻擋的逼迫和尖銳。寫作上，我最是以孫梨的晚年為榜樣，設想退役的契機到來時，將不再與喧鬧的文壇有任何瓜葛和糾結，過一種默默靜靜的生活和日常，生病吃藥，澆水花草，朋友來了端茶和倒水。然後，文學和世界，就與我自己沒有什麼干系了。

 

文/本報記者 羅皓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