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我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著名學者、作家錢理群

 

“我再也不能扮演教師的角色,我必須結束,因為我已經不懂他們了。實際上所有青年人都處於一種困境,你支持他嗎?你批評他嗎?年輕人根本不聽你的,你顯得可笑了,最好是沉默地觀察。”

 

2012年9月9日教師節前夕,學者錢理群在一位中學教師的追思會上宣佈“告別教育”,從北大退休後,他投身於中學教育十年。2014年12月12日,在三聯書店為他舉辦的“大時代與思想者——《錢理群作品精編系列》出版座談會”上,錢理群最後做總結發言時,除了告別教育,他宣佈告別學術界,告別青年,“我的時代已經結束了”。這個座談會成為錢理群的退場宣言,但投身學術、教育和公共討論幾十年的錢理群並非徹底隱居,他已經75歲,“(要)把最後的時間留給自己,留給我的家庭,過更平靜的也更本色的生活。當然我的本性是不會脫離現實的,幸而現在有網絡,我隱居後還可以通過網絡獲取各種信息。”

 

錢理群回憶,從1962年第一個早晨寫《魯迅研究札記》,就開始了業餘研究,但將學術研究作為專業,卻是以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研究生班,師從王瑤和嚴家炎先生為起端的。第一篇公開發表的學術論文,是刊載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0年第2期的《魯迅與進化論》,從那時算起,已有33年。粗略統計,出版了六十四本書,編了五十一本(套)書,寫的字數有一千三四百萬。寫的內容也很廣,他自己曾經歸為十個系列,即“周氏兄弟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毛澤東及毛澤東時代研究”、“中國當代民間思想史研究”、“中國教育問題研究”、“志願者文化與地方文化研究”、“思想、文化、教育、學術隨筆”、“時事、政治評論”、“學術敘錄及刪余文”。

 

錢理群在這套新書的總序裏開玩笑説,“我曾經説過,我這個人只有一個優點,就是勤奮,整天關在書房裏寫東西,寫作的速度超過了讀者閱讀的速度,以至於我都不好意思給朋友贈書,怕他們沒有時間看。在這個意義上,我是為自己寫作的,我整個的生命都融入其中,並因此收穫豐富的痛苦與歡樂。”此次三聯書店出版社從這些著作中挑選了11種以“錢理群作品精編系列”出版,目前已經出版了4種,這既是對錢理群學術思想階段性的總結,也是試圖呈現20世紀知識分子精神史的線索。

 

12月12日在三聯書店韜奮圖書館舉辦的“大時代與思想者——《錢理群作品精編系列》出版座談會”上,黃子平、戴錦華、孫鬱、趙京華等20多位學者參加了討論,但誰也沒想到座談會最後成為錢理群先生的告別會。

 

“實際上,我這些年,特別是最近兩年,我是有計劃、有目的、有步驟地準備收手。”錢理群在這裡談到的計劃,應該包括2012年所説的“告別教育”。今年,錢理群已經75歲了。“我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我可能在特定階段對中國的教育界、思想界、學術界有一定的影響,但是這個影響已經結束了,是退出歷史舞臺的時候了。”

 

多年來,特別是退休以後,他自覺地走出書齋,關注中小學教育、農村教育,地方文化與民間運動,關注的也依然是一個個具體的、有血有肉的生命個體,“我和他們的交往也是具體的、瑣細的,本身就構成了我的日常生活。同時,我又以一個歷史研究者的眼光、思維和方法,去觀察、思考、研究他們,在我的筆下,這些普通的鄉人、教師、青年……都被歷史化、文學化、典型化了。因此,也可以説,我是‘用歷史與文學的方法研究、書寫現實’的。”錢理群説。

 

告別青年,保持沉默的觀察

 

錢理群是一位在青年中享有很高地位的學者,北京大學教授戴錦華在座談會上説,“大家説老錢是永遠年輕的。我誤以為他是我們的同學。從1970年代末期他從求學到他在北大任教,直到今天他始終和形形色色青年學生主體的社會運動走在一起,他是青年導師、青年偶像,但從來不具有青年導師的那種自我感知,或者是造作。而相反,他用一種和年輕人一樣年輕的狀態去參與到年輕人的行列當中。”

 

但錢理群在座談會上首先要告別的是青年,因為“我發現我已經不理解當代青年了,對60後、70後我有點理解,80後多少有點理解,對90後我完全不理解。我感覺,我們已經到了一個新時代,我們體驗到了網絡時代青年的選擇,網絡時代青年的選擇是我們所不能理解、不懂的。而且我們不需要再去支持他、批評他、提醒他,這都是可笑的。所以我再也不能扮演教師的角色,我必須結束,因為我已經不懂他們了。實際上所有青年人都處於一種困境,你治他嗎?你批評他嗎?年輕人根本不聽你的,你顯得可笑了,最好是沉默地觀察。”

 

錢理群要告別青年因為已經不能理解他們,但他對青年人依然保持樂觀,“我常説,如果我們往上看,看知識分子會很失望,但是你往下看,這些青年正在走自己的路,按自己的邏輯走。所以我現在越來越感覺到,我看到了這些青年。”在錢理群看來,從他所接觸的有限的青年看,他們正在尋找自己的道路,“我的結論是中國的當代青年正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在成長,而這一點恰好是我們的成年人,包括我們知識界忽略的。”

 

在座談會上,錢理群也剖析了個人學術成長道路,自豪取得的成就,也坦承之中的不足。錢理群承認自己是一個有很大野心的人,希望能做更多更好。他承認自己的精神導師是魯迅和毛澤東,承認自己是“五四”之子,是啟蒙主義知識分子,對於啟蒙主義,他是堅持的質疑,堅守中的質疑,質疑中的堅守。“ 我仍然要堅守啟蒙主義,但我對啟蒙主義有很多質疑,看到啟蒙主義可能帶來的陷阱,以及很多很多的問題,是一個既堅持又質疑的一個更加複雜的啟蒙主義。但就整體而言,可能還屬於啟蒙主義的範疇。”

 

儘管宣佈告別,錢理群説自己仍然有事情要做,比如通過寫作完善自己,“我現在的任務是如何地完成和完善我自己。我這裡也不妨宣佈,我跟很多人説過,我還要寫八九本書,其實大部分書我都寫了一半了,我原來計劃80歲以前寫完,也就是還有四年,現在我聽了大家的意見,很多人也勸我放慢一點速度吧,未來的十年,從75到82、83歲的時候,我把這幾本書寫完,我就完成和完善我自己了。”“總而言之,我現在越來越傾向於為自己寫作、為未來寫作。”

 

把座談會開成告別會,錢理群也意識到了這個會對他個人的標誌性意義,“標誌著我的人生將有新的選擇、重大的變化。我從去年開始就在逐漸地醞釀,要開始過半隱居的生活了。退出我原來參與的各種界,中小語文界、青年運動、社會運動,以及學術界。把最後的時間留給自己,留給我的家庭,過更平靜的也更本色的生活。當然我的本性是不會脫離現實的,幸而現在有網絡,我隱居還可以通過網絡獲取各種信息。”

 

“一生中,收穫了有缺憾的價值”

 

錢理群正在寫一本自述性質的書《一路走來》,他最後説,“我的一生一路走來收穫了兩個東西,一個是收穫了有缺憾的價值,我認為我的學術和教學是有價值的,這一點我有自信,但同時這是有缺憾的價值,我也很慶倖。”

 

在座談會上,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孫鬱通過將錢理群與魯迅、周作人兩兄弟比較後認為,“錢理群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堂吉訶德。他在沒有發現問題的地方發現了問題。在別人以為常態的東西裏看到殘缺。並且以真誠的、大膽的姿態衝向風車,給我們留下悲壯的形影。他自覺地把生命難題與社會難題轉化為一種理論的難題,或者確切地説,是周氏兄弟的難題。以周氏兄弟當年的某種方式,進入與今天社會對話的通道。在這個意義上,他又像‘五四’的遺民,被中斷的歷史,在他那裏變成一體,我們都成了那邏輯鏈條的一部分。豐富的痛苦的背後,留下的是當代知識分子迷人的精神閃光。”

 

錢理群的思想坐標是在周氏兄弟那裏建立起來的。他是1980年代最早把魯迅、周作人置於一個平臺透視的人之一,對魯迅基本元素的梳理,和對周作人基本思想的考量,帶來了許多新意。孫鬱認為,錢理群在周氏兄弟那裏所延伸出來的主體性意識、知識人與大眾的關係話題,啟蒙的盲點,思想與實踐等,都含著自己的價值期待。在研究中,他以多方位的角度面對問題,對知識分子的拷問多於對文化機體的審視。魯迅與周作人對於中國讀書人弱點的批判,被錢理群以另一種方式延續下來。

 

參加座談會的大部分學者對錢理群先生的討論都是從他與周氏兄弟的研究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趙京華認為,錢理群能夠以魯迅和周作人為思考的原點,走出一條獨自的學術和思想的道路,是一條紮根中國歷史和社會本土,而又獨創的道路。“錢理群所走的這條道路,抓住了20世紀中國的核心問題,那就是革命、社會改造和知識分子主體性的問題,有關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在下一場會有討論。我覺得他在反抗絕望的過程中能夠堅守批判的立場,在孤獨痛苦的思索中去追求知識分子獨立的人格,從這些方面我們都可以看到在起點上他對魯迅、對周作人的闡發、接受、繼承,甚至有超越。”

 

戴錦華則更關注錢理群與周氏兄弟的不同,在她看來,這個不同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有關。馬克思主義呼喚和感召之下的知識分子,很難用批判知識分子這個概念來概括。“他(錢理群)代表著20世紀一種非常特殊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不是左拉意義上的批判知識分子,他敢於背叛,他不斷地在背叛‘背叛者’,他不斷地在背叛自己曾經去擁抱的、自己曾經去認同的一種所謂的原則邏輯。因為他用他的這樣一種背叛達成他對自己現實的承諾。”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孫歌把錢理群放到了“五四”以來知識分子困境中理解。“五四”以來,知識分子的一個困境是如何承擔傳統中國社會中的士大夫責任問題,在魯迅那是悲觀的,而錢理群是繼承了這一因子的,在孫歌看來,魯迅給了天真的、透明的、單純的錢理群先生一個思考的核心——懷疑。“我曾經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把它總結為錢先生的個人擔當。也許錢先生是在自己所處的歷史階段裏邊用自己的方式,在回應同樣的重新尋找知識分子在今天的歷史結構當中的位置的問題。”所以在這個意義上,錢理群先生表現出來的困惑、猶豫、自我否定和自我堅持,乃至於自相矛盾,這樣的一種思想狀態在某種意義上具有了代表性。孫歌説,今天作為知識分子這個群體當中的一員,“我們其實已經沒有辦法像傳統士大夫那樣,非常確定地去辨認我們和政治的關係,我們和道德承擔的關係,特別是最後一重關係,是我們和現實社會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