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山正明：被描繪的非洲、歐亞大陸

本文原載于《文化縱橫》2014年第四期，轉載請註明來源

 

蒙古時代的劃時代性

 

地圖的繪製，蘊含著人們各種各樣的動機與目的。簡言之，根據時代和地域的不同，地圖的形制和表現也是多樣的、形形色色的。當然，地圖與其他事物不同，需要繪出特定的線條和框架結構，要做到這些實屬不易。換言之，比例的大小暫且不論，地圖的繪製是人們對大地的一種記憶，抑或是描繪一幅肖像畫。

 

總之，地圖不僅要繪製出地表的形態，還要將人類行為的多樣性體現在這個平面上，使其更具有獨特的意義。我們經常把地圖作為對過往事物的一種記憶、或是對未來事物的一種設想來繪製，而大體上，地圖普遍或更多的是對“現在”的一種描繪。然而，這些也會隨著歲月的流逝，無論長短，只能承載著其各自時段的一些經歷、成為一種來自過去的信息，供人們長久地眺望。

 

另一方面，人們的生活、活動以及諸多與他人的關聯、或是看待外界事物的視野、目光，自然而然地會隨著時代而同步拓展，假如站在21世紀的起點上通觀人類歷史的話，會看到存在著若干個起伏不平的“階差”。其中，首先是13、14世紀的“蒙古時代”，還有一個是從15世紀末開始，西方人所倡導的“大發現時代”(the Great Discovery Age)，我認為無法否認的是，正是這兩個“時代”形成了近世和近代的兩大階段。當然對這種觀點，學界尚存有這樣或那樣的不同認識。

 

還有一個近似題外的話題：對於明顯的西歐本位的所謂“大發現時代”之説，感到困惑的兩位研究西洋史的日本史學家，又創造了一個不可思議的説法，即“大航海時代”。將其譯成英文，大概是“Great Maritime Age”。不過，這一説法只在日本通用。假如説“大航海時代”的話，我認為並不是指15、16世紀，把庫克船長等環遊太平洋的18世紀稱之為“大航海時代”，則更為貼切。

 

總之，首先，針對“蒙古時代”的問題，一個不可爭議的事實就是，在歐亞大陸或是非洲·歐亞大陸的廣袤地域，隨著蒙古帝國的出現，把陸地和海洋銜接起來了。在“蒙古時代”之前與之後，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克裏斯托弗·哥倫布的航海為開端的“新大陸的發現”，開創了環繞地球的歷史。順便一敘，例如，有一位叫馬可·波羅的人想像了一個“蒙古時代”形成的東西世界，暫且認定這種想像成立，但之後不久哥倫布的航海所引發的結果，可謂超越了其單純的故事情節，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當時，歐洲是地處歐亞大陸西部的貧寒之地，鼠疫頻發，相對較為衰敗。因此，哥倫布對蒙古帝國統治的遼闊而富饒的東方充滿嚮往，便出海向西航行，並設想：如果沿著海路一直向西航行，會排除陸路向東行進時的種種困難，直接抵達富庶的“大汗之國”。

 

還有，能夠得到卡斯提女王伊薩貝拉的許可與資助，也成為哥倫布嚮往富饒東方的一個動機。其結果是，哥倫布及整個西歐，與他們從未觸碰過的南北美洲大陸巧然相遇了。由此，東西方兩個世界的逆轉被徐徐開啟，並形成了延續至今的歐美世界的種種觀念，憧憬與誤解，以及莫大的偶然和幸運都蘊含其中。

 

從另一個角度看，13、14世紀蒙古世界帝國的出現和擴張，在方方面面對歐亞大陸乃至非洲·歐亞大陸史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如果將所謂的“東西大交流”的諸多現象全部網羅起來進行敘述的話，恐怕數冊論著都不一定能夠全部涵蓋。回想一下，筆者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和論述，已將近三十年的時間。坦率地説，世界上有關蒙古時代的論調，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當然，這種變化也是理所當然的。

 

貫通東西的世界圖的出現及旭烈兀·兀魯思繪製的地圖

 

地域遼闊的蒙古帝國與直接或間受其影響的西歐，同時出現了從未有過的用比例尺繪製的地圖。在東方，出現了迄今著名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現存有四種地圖，均收藏于日本)和《經世大典輿地圖》。西方有《加泰羅尼亞地圖》，該圖原名稱為Mappae Mundi，直譯即為“世界的紙片”。Mappa的原意為“一張紙繪的地圖”。受法國國王的委託，根據阿拉貢·加泰羅尼亞聯合王國培拉四世的命令，在其統治下的巴萊阿萊斯群島的馬略卡島繪製地圖，亞伯拉罕·克萊斯克和傑夫答·克萊斯剋父子于1375年繪製完成。這一地圖對當時的西歐來説，無疑是前所未有的。

 

該地圖由豎幅的八張圖橫向連接構成，因此使用拉丁語的複數形式Mappae來表述。這張人類史上未曾有過的世界圖，有13世紀後半葉的大元兀魯思，有約百年之後的14世紀後半葉的地中海海域，其繪製方法既有相同之處、也略有所不同。這表明，當時東西方世界在對空間的認識上，東方處於領先的優勢。至於世界地圖的出現及與其相關的一系列問題，筆者已在相關論著、國內外各種學術報告和演講中探討過，在此不再贅述。

 

筆者想探尋的是，13、14世紀在波斯語中被稱為“伊朗札敏”(伊朗之地的意思)，或被稱為“伊朗夏夫魯”，即，自古以來作為“文明世界”在廣義的伊朗地域繪製的地圖。附帶説明，無論是“伊朗札敏”還是“伊朗夏夫魯”，其意思都是指“雅利安人的土地”，也就是説，古典印度和伊朗所共通的“雅利安”這一種族稱謂，早在西元2000年前即已形成集團，可以設想從某個時期起，兩個族群開始分別朝著印度或是伊朗一帶遷移。

 

18世紀以後，這一設想成為以英法為首的國家向包括印度、伊朗在內的亞洲進行侵略擴張和殖民統治的背景。另一方面，比如，出現了一位受雇于東印度公司、名叫瓊斯的人，他是一位天才的語言學家，其言行和影響力不容忽視。總之，隨著“印歐人”這一觀念的普及，把一切都包含在稱之為“雅利安人”這一名詞中使用，其語句也生發了類似納粹的所謂“雅利安人種優越論”等問題。把西歐列強對亞洲、非洲的殖民統治正當化，並因此引發的文明意識的混亂等等，如今回想這些，還依舊曆歷在目。

 

回到剛才的話題，以往的所謂古代伊朗，正如希德羅多在《歷史》中所記載的，是給古希臘以巨大壓力而形成的一個大帝國形象。即，擁有幾乎覆蓋整個中東的版圖，勢力擴展至黑海北端，與斯基泰遊牧聯盟發生過激烈對抗的阿契美尼德王朝，被希臘人稱之為“阿凱美奈斯權力”，其領袖是在古伊朗語中被稱之為“達拉亞瓦烏”的著名的帝王大流士。

 

此外，在歐亞大陸或非洲·歐亞大陸的西半部，形成帝國形象的根源有相當一部分貫穿于漫長的年代中，而阿契美尼德帝國及其統治的廣袤區域是不容忽視的。關於不得不提及的“帝國的原本形象”，歸根到底正是推翻阿契美尼德帝國的亞歷山大自身，從反面做了印證。有關他的方方面面，諸如，千方百計地創造伊朗式的帝王形象、極盡各種粉飾、刻意地演出等等，都是非常有名的。

 

從大流士、亞歷山大開始，大約相隔1600餘年的13、14世紀的蒙古世界帝國的出現，尤其是在伊朗、中東作為“分國”的旭烈兀·兀魯思的成立，再次將這樣一個傳説中的“伊朗帝國”形象在歷史中喚醒。近代的歐洲學者將其誤稱為“伊兒·汗國”(伊兒·汗在蒙古語、突厥語中意為“民之主”或是“部落酋長”)，畢竟那是一個出現在中東地域的蒙古分國，可謂是真正的阿契美尼德帝國的再現。其疆域正如當時所描述的那樣“起于阿姆、止于密昔兒”，即“阿姆河至埃及”之意。

 

不過實際上，幾乎在同一時期埃及成立了馬木路克王朝，譽為領袖的蘇丹·拜巴兒思的下屬各方長期與旭烈兀·兀魯思相互爭戰，而其結局是，蒙古並沒能夠推翻或吸納馬木路克的軍事權力。不過，經過五十多年，無論好與壞，旭烈兀·兀魯思的版圖作為對往昔伊朗帝國的追憶而鞏固下來了。而且，雖説是埃及的馬木路克的權力，但蒙古方面因內部紛爭而率軍投向馬木路克一方，從而成為馬木路克王的蒙古武將的，也不在少數。所以，蒙古與馬木路克有極其相同之處，這一點是無法否認的歷史事實。

 

《努茲哈托·阿魯·庫魯夫》中所描繪的中央歐亞大陸圖和世界概念圖

 

眾所週知，曾經統治過大半個中東的旭烈兀·兀魯思繪製過幾幅令人矚目的地圖。此前，9世紀之後，在阿拉伯的地理書中一些都市名、地域名、甚至集團名等被詳細地記載下來。其中的典型之一就是伊本·哈瓦嘎兒(Ibn Hawqal，卒于977年)于973年繪製的《大地之形姿》。關於此圖，杉田英明在岩波講座《世界歷史12 遭遇與發現——面向異文化的視野》一書(1991年2月出版，第181~204頁)中，利用土耳其共和國伊斯坦布爾市托布卡布·撒拉依圖書館所藏抄本(A.3346，1086年)附載的圓形世界地圖做了詳細説明，有諸多益於參考之處。

 

另一方面，在蒙古統治下的伊朗、中東，阿爾·卡茲威尼(Al-Qazvīnī，卒于1283年)從宇宙志(cosmography)的角度寫成《被造物之驚異和存在物之諸多怪異》(Ajā’ib al-makhlūqāt va gharā'ib al-maujūdāt)，又作為地理學者著有《諸地之面貌》(āthār al-bilād)一書。這兩部著作當中，尤其是後一部著作對後來的地理學者們産生了較大影響。還有，在“Ajā’ib al-makhlūqāt”中，對之前阿爾·比魯尼(al-Bīrūnī)繪製的由海洋和陸地構成的極為簡略的圓形世界概念圖進行了修改，並加入一些地名和海域，算是更“充實”了一些。

 

但詳細記載旭烈兀·兀魯思末期各地狀況的，當屬哈姆都拉·姆斯塔烏非(Hamd Allāh musdaufī，卒于1339年)所著的《努茲哈托·阿魯·庫魯夫》——是一部由天、人、地構成的百科全書，彌足珍貴。通常，日語將此書譯為《心靈之歡喜》，文中除了對各地域、各都市的關聯做了詳盡的説明外，還附加了兩種地圖。一幅是，東自大元兀魯思統治開始、西至埃及的主要城市等，都詳細地列舉出來，並恰如其分地將其位置放置在網格中的詳圖;還有一幅是，起自圓形海洋中浮現的中華地域、包括歐洲、非洲的較為粗略的世界地圖的草圖。雖然兩幅地圖各有優益之處，但前者“中央歐亞圖”的重要性遠在其他地圖之上。

 

2012年的12月末，得到三菱財團的研究資助，筆者與宮紀子、中西也兩位才俊一同，到土耳其共和國伊斯坦布爾進行了波斯語抄本的調查。筆者1986年在德國的時候，曾經從西德的海德堡去過伊斯坦布爾，以此為開端，相隔多年後的再次訪問，尤其是在斯列依馬尼耶圖書館的調查，收穫頗多。其中，對《努茲哈托·阿魯·庫魯夫》(Fātif 4518)最為感佩。特別令人興奮的是，在“中央歐亞圖”上用阿拉伯文標記了很多都市的名稱。該抄本中對上述的兩幅地圖有相應的介紹，想必對今後研究大有裨益，因此在這裡做一個嘗試性的提示。

 

這兩幅地圖是打開後左右相對的、雙聯頁繪製而就的地圖。較為遺憾的是，當時的調查只允許看影印資料，因此對兩頁中間結合部分的內容，讀取較為困難。此次展示的只是暫時的資料，待下次有機會，再完成一個較為清晰和完整的成果。另外，《努茲哈托·阿魯·庫魯夫》一書有魯·斯特朗基(G.Le Strange)的英譯本。本文以斯列依馬尼耶圖書館藏的《努茲哈托·阿魯·庫魯夫》抄本中所見的兩幅地圖為焦點，集仲介紹圖中能直接讀取的地名和都市名。

 

還有，在《塔布裏茲的翰墨全書》(Safīneh-ye Tabrīz)中的第714、715兩頁，附有蒙古時代在伊朗繪製的世界圖，圖中標記了相當數量的都市名稱和地方名稱等，關於這些內容，亦作嘗試性的解讀。

 

“中央歐亞圖”所見地名、都市名

 

如上所述，在斯列依馬尼耶圖書館藏Fātif<4518>抄本fol.221中，已粗略繪製了以旭烈兀·兀魯思的國域為中心、向東西擴展疆域的一幅左右對開的雙聯圖。從伊斯蘭地圖的特性上看，南為上，最東方是“Chīn”，即表示中華地域，其周邊以第四代蒙古皇帝蒙哥的帝都哈剌和林為首，標記著喀什噶爾、撒馬爾罕、布哈拉、克什米爾、巴達克山、巴米揚等地域名稱和都市名稱。而且，各個地域和都市，基本上是在正方形隔開的網格中標記著阿拉伯文。有關蒙古世界帝國的宗主國大元兀魯思，則描繪的極為簡單，甚至沒有標注出忽必烈之後成為帝都的大都汗八里。

 

與此相對的是，從鐵爾梅茲、哈拉伕開始以西，標注了許多都市名，尤其在右頁圖上列舉了眾多的都市名和地域名。不僅有大不裏士、馬臘格等主要城市，還有成為旭烈兀·兀魯思新首都的蘇丹尼牙等都清晰地標記出來。另外，對巴格達等現在的伊拉克共和國及其周邊區域、主要都市，也都被清晰地標記出來。另一方面，從地圖下方的北邊開始，描繪了遼闊的裏海，其西岸可以看到巴庫城及其北部關門打耳班。即，被稱為“諸門之門”的巴布·阿魯·阿布瓦布被明確地標注在旭烈兀·兀魯思的北部，而對於其北部龐大的金帳汗國卻完全未提及，這明顯地是從地圖上將金帳汗國排除，足以證明其與金帳汗國的關係不融洽、甚至是敵視的。

 

與其相反，在地圖的上部、以橫跨左右兩頁的形式畫出了波斯灣那巨大的入灣位置。宛如在北與南的“兩個海”之間皆為旭烈兀·兀魯思的疆域一樣。在波斯灣的洋面上特意標注出“法如斯海”，還有海灣周邊用於海上通商的、著名的忽魯謨斯以及基什島(地圖上標記為Qays)，更有巴士拉等都被明顯地標注出來了。視線轉向西部，清晰可見標注有與馬木路克王朝爭奪權力的要衝之地哈拉伕(阿勒頗)、疊馬休庫(大馬士革)等，仿佛是在説明這些都屬於自己的區域。

 

還有，在疊馬休庫的西部，理所當然地標注了“巴衣托·阿魯·庫多斯”，即耶路撒冷，而且在西南方向還可以看到“密昔兒”，即馬木路克王朝的所在地埃及。不過，此處所説的密昔兒究竟是指整個埃及，還是“米斯爾·阿魯·卡黑拉”(意為“勝利者之城”)，即現在的開羅，尚無法判定。另外，大面積的紅海也被刻畫在圖中，其最深處標注著庫爾茲姆城，並且它所面對的紅海竟然標注成了“庫爾茲姆之海”。

 

還有一個問題應該給予關注：關於地中海，圖中把安納托利亞的西部稱之為“魯木之海”，其北部標注為“法蘭克之海”。西部地中海中一個突出的位置，對於魯木·塞裏鳩庫來説，是要衝之地的庫尼亞城，其東南方可見“Qibriz”的名字。這實際上是指現在的塞浦路斯，而本應該將其標注在西南方的海面上。該地圖最大的特徵是，歐洲完全沒有被標注出來，這明顯是無視歐洲的存在。因此，從總體上來看，只有旭烈兀·兀魯思才是該地圖的主題。

 

這張獨特的地圖，目前為止能夠確切釋讀的地名、都市名達108個。在斯列依馬尼耶圖書館，我們無法直接接觸到抄本實物，加之在左右兩頁接合部的中間部分，以及卷首的彩色圖版都有條狀的黑豎線，因此這部分是較難釋讀的。還有，縱觀全圖，其標注的阿拉伯文還不甚清楚，顯然依據上述的魯·斯特朗基的英譯本是較為便捷的。歸根結底，本文畢竟只是一個嘗試性的資料，還有待今後再度開展調查，使這一研究能夠更臻成熟和完善。

 

(作者單位：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