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集體照是清末民初上海的時尚

鄭孝胥(左)與溥儀攝于偽滿時期

 

照相自19世紀40年代傳入中國，作為一種西方新興科技産物，漸漸融入中國社會。不過，最初幾十年，照相只是小圈子遊戲，社會名流、達官顯貴才能玩得起。直到清末民初，上海照相業才完成市場化，變成尋常人可以日常消費的東西。

 

12月4日，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葛濤，在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開講清末滬上名士的影像生活。“上海是照相最早傳入中國的口岸之一，是照相業非常發達的地方。1912年上海就有照相館29家，並且形成了數家聲譽卓著的品牌照相館。”葛濤以《鄭孝胥日記》所載文字為例，展示鄭孝胥這位偽滿洲國總理大臣于清末上海的照相記憶。

 

除了個人照片，當時的滬上名士對集體照情有獨鍾。“集體攝影成為他們表達共同志向、親切情感、緊密聯誼的一種時尚方式。在社會名流之間，這種風尚尤為瀰漫。”葛濤對早報記者分析，當時上海名流喜愛拍攝集體照的原因在於清末新政時期民間自由結社蔚然成風，而文人結社、名士聚首為古來之習氣。在這種背景之下，志趣相投者集會、結社，互相交流意見、抒發感慨，也成為一時風尚。“而集體照是共同志趣與情誼的紀念，表現了集體成員之間的連帶感，體現了對集體身份的認同。”

 

去照相館拍照

 

是上流社交的一種方式

 

鄭孝胥是中國近代的政治人物、著名書法家。辛亥革命後，他以遺老自居。1932年他任偽滿洲國總理大臣兼文教總長。1897年6月26日，鄭孝胥由寧抵滬並在上海停留了約一年。他在日記中記載了這一年裏旅滬歲月中的四次拍照經歷。

 

第一次照相是在1897年9月15日，地點位於虹口英華照相館。那日，鄭孝胥前往虹口看房，發現性價比極高，一時高興即獨自前往英華照相館拍照。之後，在1897年9月15日至1898年6月11日這一年，鄭孝胥還有三次與友人的合照。

 

根據鄭孝胥1898年4月2日的日記，“午後，赴旭莊之約于一品香(四馬路上的菜館)，在席者仲弢、叔頌、蕓閣、仲魯、叔蘊、伯斧、叔海、司直。過公司，又遇書衡。旭莊與書衡約至張園照相，候仲弢不至。”張園是十九世紀末滬上著名的公共活動與社交場所，照相漸漸充當了為前來遊園的紅男綠女們提供餘興的角色。1898年4月28日，鄭孝胥記下：“晨，約梅生、季直同至耀華照相。”

 

1898年6月11日，鄭孝胥又與林琴南前往寶記照相合影。“耀華、寶記都是當時上海著名的照相館，可見在19世紀末葉的上海，友人、同道相約前往照相館合影，既是一種時尚的交際方式，也用以紀念友情、體現共同的志向與情趣。”葛濤説。

 

1898年8月23日，鄭孝胥登輪北上，宦海沉浮數年，于1905年11月中旬再次抵滬。此後直至民國肇始，他也未離開，而是以“遺民”自居，做起了“寓公”。“儘管他以遺民自居，但這不代表他對西方事物的態度。他對由西方傳入的照相非常開明。”葛濤説，鄭孝胥此時雖已是在野之身，卻積極地在上海開展相應的政治、經濟活動。作為立憲運動的幹將，鄭孝胥于1906年12月16日在上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此外，他還積極投身於新政所提倡的實業、教育、出版等事業。因為是社會活動積極分子，他交遊甚廣，依然喜歡與親友同志共赴相館。

 

1905年11月鄭孝胥剛抵滬，不過幾日便“與金子昌同至麗芳照相”;1906年2月28日，他分別與羅開軒、張騫在麗芳、寶記有兩次合影。1906年3月11日，“與檉弟(胞弟鄭孝檉)、夢旦(時任商務國文部部長高夢旦)照相於麗芳”;1906年8月19日，他“與段少滄共宴袁海觀、季直、久香于辛家園，呼寶記照相”……

 

據葛濤統計，鄭孝胥于20世紀初清末各年的拍照次數為1905年1次、1906年6次、1907年9次、1908年4次、1909年4次、1910年4次、1911年1次，共計29次。其中，合影23次，獨照6次;攝于上海23次，南京3次，天津2次，北京1次。“照相成為他社交生活的一種重要工具，其作用與遊張園、愚園，去一品香吃大菜等交際手段不相上下。”

 

人們會把合照

 

作為珍貴禮物贈與親友

 

在葛濤看來，鄭孝胥在清末的拍照有四大意涵。首先，相片在私交領域用以聯絡感情，加深交誼。其次，除了私交，照相在公共場合同樣發揮了留念或留證的作用，具有特殊的宣示意義，如立憲公會會議前全體與會者的合影，中國公學“到學禮”上的三百人大合影等。“舉行儀式、典禮或重要公共活動之際，集體合影往往不可或缺，由此看來這種慣例的形成可上溯至清末，綿延至今。這種特定場合下拍攝的、較大規模的集體合影，一般意味著對於某一特定事件、時刻共同參與的集體記憶。”此外，還有突出親情的家族合影和在某種情形之下能表達心境的獨照。

 

由於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照相還不是普通人所能日常消費的，比如張園照相明碼標價：“四寸六角、六寸一元、八寸二元、十二寸四元”，這對於一般人來説並不便宜。所以照相的社會功能相對集中于社會上層。對於這個價格，葛濤提供了一個參照：鄭孝胥在虹口壽春裏的房租是一個月二十二元。

 

“且由於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認識、接受西方事物需要一個過程，在清末能對照相之類持坦然態度的多為生活于如上海等條約口岸的相對開明之士。”葛濤表示，鄭孝胥可謂此類人物的典型，這類人善於學習西方事物，並擅長將之與中國傳統相結合，進而創造出一種中西結合的新型生活方式。他告訴早報記者，清末滬上名士中，除鄭孝胥之外，如何桂笙、吳昌碩、張元濟、當時尚在中國公學求學的胡適等都喜愛留影。比如張元濟在1910年出發去環球旅行之前拍照留念。

 

“清末是中國社會步入現代的初始階段，也是照相堪稱珍貴的年代。”葛濤向早報記者表示，也因此集體照的意涵在清末與現代是有區別的“在社會身份多樣化、影像氾濫的今天，集體照的紀念意義、所表現的連帶感、對集體身份的認同作用等，都大為弱化。”曾經，人們會把合照作為贈送好友的珍貴禮物，如今卻也是少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