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中國人夢想:林語堂希望全國禁種鴉片

“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國人陷入激憤之中。1932年11月1日，由商務印書館主辦的《東方雜誌》策劃了一次徵求“新年的夢想”活動，向全國各界人士發出征稿函約400份，提出兩個問題：一是“先生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是怎樣？”二是“先生個人生活中有什麼夢想？”徵“夢”活動反響熱烈，並於1933年元旦刊出142位國人的“夢想”，其中包括林語堂、胡適、柳亞子、徐悲鴻等名流。

 

投稿者的夢 豐子愷 繪

 

母親的夢 豐子愷 繪

 

編者按：不同時期，人們有著不同的中國夢。1932年，東三省淪陷，“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國人陷入激憤之中。1932年11月1日，由商務印書館主辦的《東方雜誌》策劃了一次徵求“新年的夢想”活動，向全國各界人士發出征稿函約400份，提出兩個問題：一是“先生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是怎樣?”二是“先生個人生活中有什麼夢想?”徵“夢”活動反響熱烈，並於1933年元旦刊出142位國人的“夢想”，其中包括林語堂、胡適、柳亞子、徐悲鴻等名流。在此，我們節選了數位學者、作家等的夢想與讀者分享，試看在那個黑暗的年代，他們暢談“中國夢，我的夢”，表達了對中國未來的期盼，如今，有的夢想已經實現，有的仍在努力追尋。

 

先生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是怎樣?

 

林語堂(《論語》半月刊主編)：

 

我不夢見周公，也很久了。大概因為思想益激烈，生活日益穩健，總鼓不起勇氣，熱心教育，熱心黨國。不知是教育黨國等事不叫人熱心，還是我自己不是，現在也不必去管它。

 

大概是因為自己年紀的緣故，人越老，夢越少。我現在不做大夢，只希望國中有小小一片的不打仗、無苛稅、換門牌不要錢、人民不必跑入租界而可以安居樂業的乾淨土;我不做夢，我只希望有一個中國人自辦的成樣的大學，子弟不進洋鬼學校而有地方唸書;我不做夢，希望民治能實現，人民可以執行選舉、復決、罷免之權，只希望人民之財産生命，不致隨時被剝奪;我不做夢，希望全國有代議制度，如國民會議、省議會等，只希望全國中能找到一個能服從多數、不分黨派、守紀律、不搗亂的學生會;我不做夢，希望政府高談闊論，扶植農工，建設農工銀行，接濟苦百姓;我不做夢，希望內地軍閥不殺人頭，殺頭之後，不要以25元代價將頭賣與死者之家屬;我不做夢，希望全國禁種鴉片，運鴉片不用軍艦，抽鴉片者非禁煙局長;我不做夢，希望監察院行使職權，彈劾大吏，只希望人民可以如封建時代在縣衙門擊鼓，或是攔輿喊冤;我不做夢，希望貪官污吏斷絕，做官的人不染指、不中飽，只希望染指中飽之餘，仍做出一點事跡;我不做夢，希望政府保護百姓，只希望不亂拆民房，及向農民加息勒還賬款;我不做夢，希望建設全國道路，只希望我能坐帆船回去我18年不曾回去的家鄉。

 

巴金(小説家)：

 

在現在的這種環境中，我連做夢也沒有好的夢做，而且我也不能夠拿夢來欺騙自己。“在這漫長的冬夜裏”，我只感到冷，覺得餓，我只聽見許多許多人的哭聲。這些只能夠使我做噩夢。

 

那些線裝書、那些偶像、那些廟宇、那些軍閥官僚、那些古董、那些傳統……那一切所謂中國的古舊文化遮住了我的眼睛，使我看不見中國的未來，有一個時期使我甚至相信中國是沒有未來的。所以在一篇小説裏，我曾寫過這樣的話：“我們中國民族恐怕沒有希望了，他已經是太衰老了。像這樣古老的民族，如今世界上再尋不出第二個來。在我們中間並沒有多少活力存在著，所以我們的青年是脆弱得很(我自己也是)。我們如果得不著新生，就會滅亡，滅亡而讓位給他人。那黎明的將來是一定會到來的，我的理想並不是一個不可實現的幻夢。”

 

“我要努力奮鬥，即使前面就立著墳墓，但在進墳墓以前我們還應該盡我們的力量去做一番事業。奮鬥的生活畢竟是最美麗的生活，雖然裏面也充滿了痛苦。為了懼怕滅亡的命運，為了懼怕痛苦而去選取別的道路，求暫時的安舒的生活，那是懦夫。我們要寶愛痛苦。痛苦就是我們的力量，痛苦就是我們的驕傲。”

 

梁漱溟(著作家)：

 

漱所做未來中國之夢，乃十分清楚明白之夢，換言之，即由腳下向前一步一步走。若來函所雲：“大家只是皺眉嘆氣，捱磨各自的生命。”在我絕無此感。在我胸中只是充滿了希望和興趣。

 

郎擎霄(立法院編譯處)：

 

人生之目的何在?即生存與幸福是也。吾人何時何地不求生存?不求幸福?有此幸福之慾望，則促成社會的進化，一切物質的進化，無一莫非因人類需要而促成者，然人之秉性不同、機遇各異、有智有愚、有賢有不肖，“得時者昌，失時者亡”，於是社會釀成若干階級焉，有階級而後有鬥爭，有鬥爭而後有混亂。故欲杜絕混亂、消滅鬥爭，似乎非大眾平等不可，但欲使大眾平等之實現，目前殊非易易，於是不得不另謀良法，使漸向大眾平等之途徑走，此種補救之法，愚以為必須鼓勵大眾心目中有三觀念。一勞而得食為高尚人格，不勞而食者為民之賊(老弱殘廢者除外);二謀社會組織之健全，吾人自身方能享受幸福;三必須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之親愛互助的精神。

 

姚楚英(新加坡南華女子學校)：

 

中國自“五四”運動後，全國似乎甦醒了些，繼“五卅運動”、東北義勇軍和上海十九路軍的奮鬥，整個中華民族的腦筋，被熱血所洗滌，已漸漸地清晰，同時精神也慢慢振作，所以未來的中國是極樂觀的啊!為什麼?因為一般的青年，都抱有強烈的愛國思想，和勇敢的奮鬥的精神，那麼一家的興衰，視乎子弟的賢與否，一國的強弱，當然也是如此，所以夢想中的未來中國，確可以把青年作權衡，孔子説：“後生可畏。”所以，我夢想中的未來中國，非但不會亡國，而且是光明的、進步的、科學化的、美的新中國，或者先要經過一番苦難危險，然後好像旭日的初升，照耀在太平洋岸，執東方的牛耳，為世界的新興國，那時無論海內外的同胞，都得享受平等的幸福，同時替世界弱小的民族求解放。

 

先生個人生活中有什麼夢想?

 

胡適(學者)：

 

我夢想一個理想的牢獄，我在那裏面受10年或15年的監禁。在那裏面，我不許見客，不許見親屬，只有星期日可以會見他們。可是我可以讀書，可以向外面各圖書館借書進來看，可以把我自己的藏書搬一部分進來用。我可以有紙墨筆硯，每天可以做8小時的讀書著述工作。每天有人監督我做一點鐘(意指“一個小時”)的體操，或一兩點鐘(一兩個小時)的室外手工，如鋤地、掃園子、種花、挑水一類的工作。我想，我如果我有這樣10年或15年的夢想生活，我可以把我能做的工作全部都做出，豈不快哉!

 

葉聖陶(《中學生雜誌》編輯)：

 

實際上，我是不大做夢的。至人無夢，愚人也無夢。至人甚高妙，何敢仰攀，我大概是愚人之流吧。好在現在要説的不是夢而是夢想，但是我也少有夢想。既不想在幾個月之內做成一部數十萬言的專門著作，也不想有朝一日得到A字大香檳的頭獎。從工作室的椅子上離開，坐到家裏書桌前的椅子上，這樣的生活未免單調。希望少得閒暇，隨便到近處走走，就只三五天也好。這是近來最真切的夢想了。

 

顧頡剛(燕京大學教授)：

 

我自己只望能有安定的研究生活，能真實地對學問有所貢獻，從學問中對國人的思想有所改變。我不希望虛榮，也不需要豪富，只希望沒有和我胡鬧和纏繞的人，使得我的生活上得軌道，後一天準能比前一天進步。更希望能活到70歲，在未來的30年中沒有大病，不間斷地努力下去，準能把我現在腦中存著的幾個該研究的問題解決。

 

(本文選自《1933，聆聽民國》，有刪節，該書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14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