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與上海的不解之緣

 

老舍原名舒慶春,字舍予,他是我國現代著名作家、語言大師,雖然未曾長期寓居黃浦江畔,卻與上海有著不解之緣。

 

1924年7月,老舍初次來到上海,稍作停留就從楊樹浦碼頭乘輪船前往英國,擔任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中文講師。老舍每天除了授課外,大部分時間都在圖書館裏度過,他為更好地學習英文,閱讀了大量英國著名作家的小説,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狄更斯的作品。據老捨得《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説:“到異鄉的新鮮勁兒漸漸消失,半年後開始感覺寂寞,也就常常想家……每每在讀小説的時候使我忘了讀的是什麼,而呆呆的憶及自己的過去。小説中是些圖畫,記憶中也是些圖畫,為什麼不可以把自己的圖畫用文字畫下來呢?我想拿筆了。”翌年上半年,老舍描述北平各階層市民生活及思想感悟的第一部長篇小説《老張的哲學》完稿,據《老舍自傳》記敘:“寫完了,許地山兄來到倫敦;一塊兒談得沒有什麼好題目了,我就掏出小本給他念兩段。他沒給我什麼批評,只顧了笑。後來,他説寄到國內去吧。”不久,老舍便把此稿寄給上海的大型文學刊物《小説月報》(商務印書館出版);主編鄭振鐸收到來自海外的《老張的哲學》,一字一句地讀完,覺得它雖然有點潦草地寫于練習簿,但頗具新意,於是決定採用,而且在1926年6月的《小説月報》“最後一頁”欄內介紹:“舒慶春君的《老張的哲學》是一部長篇小説,那樣的諷刺的情調,是我們作家們所尚未彈奏過的。”同年7月起,《小説月報》分六期連載《老張的哲學》;8月號登出的第二部分,按作者要求改署筆名“老舍”。1927年1月的《小説月報》“最後一頁”欄內,再次對老捨得作品進行介紹:“《趙子曰》,那是一部篇幅很長的作品,也許至年底才能完全結局。《趙子曰》的作者,為寫了《老張的哲學》的老舍君,而這部《趙子曰》較之《老張的哲學》更為進步,寫的不是那一班教員閒民,寫的乃是一班學生,是我們所常遇見,所常交往的學生。老舍君以輕鬆微妙的文筆,寫北京學生生活,寫北京公寓生活,是很逼真很動人的。”1927年3月至11月,《小説月報》連載《趙子曰》,茅盾讀了這部長篇小説後覺得:“在老舍先生的嬉笑唾罵的筆墨後邊,我感得了他對生活的態度的嚴肅、他的正義和溫暖的心,以及對祖國的摯愛和熱望。”

 

隨著《老張的哲學》和《趙子曰》相繼在滬發表(商務印書館還于1928年出版單行本),老舍受到極大鼓舞,他很快又寫出描寫馬氏父子在倫敦生活經歷的《二馬》,這部長篇小説于1929年由《小説月報》分七期連載。當時,老舍作品那十足的京味、生動的情節、風趣的幽默、深刻的諷刺,轟動整個文壇,他從此走上了文學創作道路。

 

1930年初,老舍從倫敦轉道新加坡歸國,于3月抵達申城,暫住鄭振鐸家。鄭振鐸的夫人高君箴在《一個難忘的人》中回憶:“老舍先生剛從新加坡回國,來滬小住了約半個月,就在我家下榻。他是個勤奮的人,天天埋頭寫作,他的那篇童話小説《小坡的生日》的最後兩萬字,就是在我家裏完成的,後來就發表在當時振鐸主編的《小説月報》上。”趙景深在《我所認識的老舍》中談及:“我早就在《小説月報》上看過老捨得長篇小説《老張的哲學》和《二馬》了。但我初次見到老舍,卻是在鄭振鐸的家裏。老舍剛從英國回國。振鐸請他吃飯……他那晚清唱《黃鶴樓》,一趕三,使人能從他的聲音中辨別出誰是周瑜、孔明和張飛,怪不得他這樣會以‘對話’來顯示‘人物’的個性。”當時,老舍聽説趙景深將與李希同結婚,就毛遂自薦願做婚禮的司儀;但因北平家中催他儘快返回,只好在4月4日給趙景深一封信,其中寫道:“日內不得不搭船北上。你的婚禮因而不能看見,深覺罪過!送你一本小書……”

 

老舍在北平只待了三四個月,就應聘去濟南擔任齊魯大學文學院教授、國語研究所文學主任,並兼《齊大月刊》編輯。據老捨得夫人胡絜青在《舊居》中談到:“每當老舍走出校門,看見濟南老城西門與南門上的炮眼,他就想到兩年前發生在濟南的‘五·三慘案’。他開始收集有關這件事的材料……寫出了以濟南慘案為背景的長篇小説《大明湖》。可惜,小説原稿寄給上海《小説月報》之後,在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滬戰中,葬身火海了。這是他丟失了的第一部小説原稿。”編輯部收到《大明湖》後,準備在《小説月報》“新年特大號”上開始連載,並於1931年12月發了預告:“《大明湖》心理的刻畫,將要代替了行動表態的逼肖,為老舍先生創作的特點”;老舍對原稿及已印刷完畢的《小説月報》“新年特大號”突然被戰火焚燬,自然感到十分遺憾,後來他把該作品最精彩的部分寫成了中篇小説,那就是《月牙兒》。1934年8月中旬,老舍離開山東,在申城小住,探尋做專業作家的途徑。在此前後,老捨得許多著名作品都陸續在滬出版,如現代書局的《貓城記》,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的《離婚》、《趕集》,生活書店的《小坡的生日》,時代圖書公司的《老舍幽默詩文集》,人間書屋的《櫻海集》、《牛天賜傳》、《駱駝祥子》、《老牛破車》,開明書店的《蛤藻集》,上海雜誌公司的《火車集》等;另外,他也曾是《申報·自由談》、《論語》、《宇宙風》、《人間世》等報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由此可見,這位人民藝術家早期的許多重要作品都發表于上海,而且也是在申城登上文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