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我的稿子有些煙火氣

艾青（資料圖）

 

第一次見到艾青是在1978年夏天。那年大陸剛開放，國僑辦主任廖承志邀請香港出版界代表團訪問內地（團長是香港出版家藍真先生），我也是代表團的成員。

 

第一站是首都北京，其中由官方安排的活動之一，是讓“文革”後新復出的文藝家與我們會面，畫家有李可染、黃永玉、華君武等等；作家、詩人有姚雪垠、賀敬之、臧克家等等。我與同行的香港詩人何達，滿以為在這個場合可以見到心儀的詩人艾青，結果艾青卻沒有出現。

 

持聶華苓所給的地址，我與何達在北京民族飯店雇了一輛車子，決定私訪艾青。車子穿街走巷地兜了好一會，終於在一條狹窄的衚同裏找到門牌。

 

原來艾青雖然返了北京，卻還未正式平反，到了翌年他才正式恢復榮譽和享有政治地位。我第一回見到心儀的詩人，也許因為太興奮了，真不知從何説起。艾青、高瑛夫婦因“撥亂反正”，恢復自由身，雖回到北京，臉膛仍流溢著新疆的陽光，紅彤彤的，加上他們熱情可掬，令人有一見如故之感。

 

高瑛滿臉歉意地説：“你們是遠客，沒有好東西招待。”説罷從雙架床床底摸出一個大西瓜送給我們，説是剛從新疆捎來，讓我們帶回酒店吃。

 

其景象今天憶起，仍歷歷在目。記得那次見面，艾青問我最喜歡他哪一首詩，我説了兩首詩名，一是《我愛這土地》，一是《時代》，後來艾青特別謄抄了《我愛這土地》給我做紀念。這首寫于1938年的詩，是艾青的成名作，表達了他對歷經磨難的祖國的深沉感情。

 

打從1978年認識艾青伉儷開始，我一直與他們保持聯繫，從未間斷過通函。雙方來往的信函，始初是由艾青親自執筆，後來均由高瑛代筆。

 

我在這裡選兩封艾青的親筆信。一封寫于1978年12月27日，一封寫于1979年4月24日。

 

 

耀明先生：

 

不久前收到你的信和賀年片，昨天又收到掛曆，一併謝謝你了。

 

我從大慶、鞍鋼回來，一直忙得不亦樂乎，把許多該寫的信都拖延下來了，真對不起。在這三個月的時間裏，的確寫了不少東西，有些是逼出來的，這樣下去很危險──完全陷於被動了。要把被動的局面扭轉過來，還得費一些時間，欠下的文債太多了。

你寫蔡其矯的文章我已看到了。他回福建之後曾來過一信，我還是因為忙，至今還沒有給他回信。

人民出版社的范用同志曾説要把我寫的《艾青詩選·自序》給你在《海洋文藝》上發表，也要我通知你，我因為考慮到《海洋》可能不太合適，所以沒有告訴你。我不知道他是否已把稿子寄給你。

我考慮的是：《海洋》的讀者對象主要在東南亞一帶，而我的稿子多少有些煙火氣，讀了會嗆人的。這個稿件不合適，我可以另找一點抒情味些的再給你，你看怎麼樣？你們需要怎麼樣的文章不妨告訴我，即使我自己寫不出，我也可以代你們約稿。

這邊的印刷很慢，我的詩選據説要在明年四五月才能出版，等出版了一定寄你請指教。

匆匆祝新年快樂！高瑛問候你。

艾青1978年12月27日①

 

耀明先生：

來信收到，林信先生與“大一”設計公司經理由張仃陪同於臨走前一天到我家，吃了一頓極隨便的便飯，兩人拍了一些我收藏的冊頁，林信並送我一架錄音機與小型電子計算器，我都只好收下；他也帶來你給我的一罐高級咖啡，謝謝。

關於林信所贈的東西，請你給我出主意究竟如何報答才好，請你直説，因你是我的朋友，用不到客氣。

我的三國之行，是否路經香港不得而知，我個人當然很想能走香港，因我所到過的香港將過去了半個世紀，變化一定很大。如路過香港將拜訪你，也可以見見你的夫人。

《在汽笛長鳴聲中》剪報均已收到，勿念，錯字不少，只得由他去了。所謂稿費，請存你處。我和高瑛都準備給《海洋文藝》寫稿。

此間外文局出版的《中國文學》下期著重介紹我的作品，你如需要，等出版後將寄你。

去年一別又已半年，不知你何時能再來？

請告訴我：你需要什麼人的畫，只要是我熟識的人，我都可以代求。

順祝編安。高瑛問候你。

艾青 1979年4月24日②

 

這些信件，令我重溫起艾老待人的熱情、誠懇、寬厚與週到，我無比懷念！

作者注：

①艾青從新疆勞改返北京後，獲中國作家協會邀請參觀大慶油田和鞍山鋼鐵公司。我于1978年夏天在艾青家認識閩籍知名詩人蔡其矯，返港後，我寫了一篇《速寫抒情詩人蔡其矯》，發表在香港《新晚報·風華版》。發表後，曾寄奉艾老指疵。《艾青詩選·自序》即是《在汽笛長鳴聲中》。香港《海洋文藝》乃刊物，我曾在那裏當編輯，主編是吳其敏先生。

②《在汽笛長鳴聲中》是艾青復出後第一本詩集的序言，是高瑛大姐之前寄給我並轉送《新晚報·風華版》刊登，結果報紙出來後，發現有不少錯字。信中提到的《中國文學》是英文版，由作家鳳子的美國籍丈夫當主編。艾青早年在法國習畫，認識不少畫家。他問筆者需要什麼畫，我不便造次，所以一直沒敢請他代向畫家索畫。他後來在1979年赴美國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途次香港，捎了一幀張仃的焦墨山水畫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