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納丁·戈迪默：曼德拉心目中的英雄

 

編者按：13日，南非歷史上首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反種族歧視著名女作家納丁·戈迪默在其位於約翰內斯堡的家中去世，享年90歲。本文為2002年戈迪默接受人民網駐南非記者採訪文章，謹以此文悼念。

 

戈迪默接受人民網記者採訪 李新烽攝

 

78歲的納丁﹒戈迪默是南非現代舞臺上的一位傑出作家，撰寫了13部長篇小説，200多篇短篇小説，200多篇散文。在種族隔離最黑暗的時期，以反種族隔離為己任的她，儘管其著作在國內被禁，本人也遭受迫害，但她拒絕流亡國外而毅然留在國內，與非洲人國民大會(非國大)的地下組織成員並肩戰鬥。就在白人政府瘋狂搜捕非國大成員時，幾位黑人運動領袖就躲藏著在她家中，並在其掩護下安全轉移。對戈迪默而言，最自豪和最驕傲的並不是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而是1986年出庭作證，使22名非國大黨員免除死刑。難怪曼德拉在1990年剛出獄後，最想見到的幾個人中就有她。戈迪默是曼德拉心目中的英雄，而國際社會則把她稱之為“南非的良心”。

 

1月8日，記者如約來到黃金城一個綠樹映襯下的靜謐住宅，採訪了這位南非著名女作家、199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納丁﹒戈迪默。

 

“我一直在寫我熟悉的事情”

 

問：您在1991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中國讀者大都認為您的作品以反種族歧視為主題，不知這一理解是否正確?

 

答：事實上，我在寫作時從來就沒有刻意反對什麼。我從9歲開始寫作，那時寫作是因為對人生好奇，想自我解釋生活和人性是怎麼回事，這個指導思想一直貫穿了我的寫作生涯。不過，我自己出生並生長在一個充滿種族歧視的時代，這是我熟知的生活，我一直在寫我熟悉的事情。那些小説被人們稱之為反種族歧視小説，其實小説只不過是真實反映了當時種族隔離時期的生活，反映了種族歧視的基本情況，也就自然反映出它是如何的殘酷黑暗。我的確是一名反種族歧視的活動分子，但不是一個反種族歧視的鼓動家，我從來都沒有利用作家身份專門著書立説來宣傳或鼓動什麼。

 

以我的早期短篇小説為例，小説中的人物生活在種族壓迫下，當然可以把這些作品稱為反種族歧視的小説。自從我們國家贏得自由後，我又寫了三部小説，這三部小説都是1994年以後出版的，可以稱之為種族隔離後時代小説。很多人到現在還是當年種族隔離制度的受害者，人們雖然開始過上了一種新的生活，但回想起來，一些情形還會讓人們感到驚奇。我猜想，如果把白人和黑人的地位顛倒過來，讓白人到這邊，黑人到那一邊，這種生活將無法想像。

 

“就是因為我反對種族隔離制度，總統沒有一個字的祝賀”

 

問：我們知道您很早就開始寫作，且是著名作家，但直到1991年南非的民主曙光初現之時，您才獲得諾貝爾獎。您覺得這和南非政治形勢有什麼關係嗎?

 

答：沒有任何關係。很多人並不理解諾貝爾文學獎是怎麼回事，你不可能僅憑那一本書就能獲獎，他們要看你主要的創作成就，這就是為什麼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都是些上歲數的人，我獲獎時快68歲了。

 

問：能否談談您對獲獎的感受?

 

答：一位作家在真正獲得諾貝爾獎前的至少五六年甚至七八年裏，都會被一直排在候選人之列，每年結果揭曉之前，就有記者打電話問我：“你已經排上名了，將獲諾貝爾獎，你有什麼感想?” 我總是告訴他們：“如果我得了獎，我會告訴你的，再見!”然後我就挂斷電話。這種情況持續了一年又一年，我知道遲早會有一天會獲獎。

 

我獲獎的最早消息是一名瑞典記者告訴我的，當時我在美國。那時的南非總統是德克勒克，你能想像出我在回南非後他竟然沒有一個字的祝賀?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總統都會為自己國家出了諾貝爾獎得主而高興，且不言我還是諾貝爾文學獎二十六年來獲獎的第一位女作家，也是非洲第二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而我們國家的總統卻沒有説一句祝賀的話，就是因為我反對種族隔離制度，又是非國大成員。

 

問：您認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對您的文學創作有什麼影響嗎?

 

答：沒有任何影響。我除了獲得諾貝爾獎外，還獲得過其他一些獎項。但不管獲什麼獎項，它們對你要創作的下一部作品不會有任何幫助。每創作一部新作品，你都需要找到恰當的方式來表達你要闡述的事物，如果我考慮到別人會説，戈迪默拿到諾貝爾獎了，這回寫的書肯定很好，那我就乾脆別想再寫什麼東西了。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專門設計讓哪些人來讀我的作品，也就是説，我從來沒有要刻意迎合讀者。

 

“我不會畫自己便畫了貓”

 

問：1988年您被提名為奧蘭治文學獎的候選人，但被您斷然拒絕，不知何故?

 

答：因為那是專門為婦女作家而設的。我反對一切人為分類的所謂獎項，文學獎還能分出什麼花樣來嗎?難道非要分男性獎、女性獎、紅髮人獎、金髮人獎、 一夫一妻者文學獎、同性戀人文學獎嗎?這些和文學本身又有什麼關係呢?這種類型的獎我自然不會接受。我還真不知道是不是專門有為男作家而設的什麼文學獎項，我認為男女應該完全平等。

 

問: 1976年，世界上的700名作家被請求畫自畫像，聽説您畫了兩隻貓，真實情況是這樣嗎?

 

答：原因很簡單，我不會作畫，也畫不了自己，我那時養了兩隻小貓，很喜歡它們，所以乾脆就畫了貓。現在那兩隻貓沒有了，我養了那條狗，那條你剛才見過的黃狗。

 

“中國文學作品向西方介紹得實在是太少”

 

問：您閱讀過中國的文學作品嗎?

 

答：沒有。文學的翻譯溝通是我經常關注的問題之一。我們現在都在講全球化，而事實上，在經濟、金融、貿易等領域，也的確發生了許多變化，全球化趨勢迅猛，差距正在縮小。如果看一看文化方面的全球化，則這種全球化現在代表的可以説是美國文化中最低檔次的那一部分。不管你到任何地方，打開電視，到處都是美國的那種粗俗淺薄的鬧劇，這種鬧劇居然還被翻譯成各種語言，差不多充斥了整個世界，從匈牙利、贊比亞到日本，到處都一樣。另一方面，談到書籍和文學作品的交流時，翻譯工作實在是做得太差太少，尤其是對非西方文化的介紹和翻譯更是如此，對中國文學作品的翻譯和介紹就更是少得可憐。

 

假設你在中國寫了一本非常好的書，一舉成名，可是在西方世界，還沒有人聽説過你。如果我懂中文，把他的作品翻譯成英語，然後出版發行，可是由於西方讀者對作家並不了解，他的書在書店裏可能還是賣不動。看來介紹文學作品需各方共同努力，至少需要出版商、文學評論家、媒體等來合力推進文學的交流。出版商要做好共同承擔費用的準備。我曾多次出席過由出版界和文學界共同出席的國際會議，我常對出版界的人説，你們分別來自美國、法國、西班牙、瑞典等國家，你們難道就不能共同組織翻譯一些好的作品?最終你們也是會受益，不過説了也是白説。

 

現在再回到你提的問題上，關於中國文學作品，向西方介紹得實在是太少，我對中國文學根本不了解。我不知道為什麼日本的作品在西方介紹得比較早、比較多，而中國的文學作品卻很少被翻譯介紹。

 

問：你知道中國有哪些著名作家嗎?

 

答：不知道，一個也不知道。

 

問：迄今為止，還沒有一位中國作家問津諾貝爾文學獎，而中國卻不乏優秀作家，甚至是非常優秀的作家，您如何看待此事?是不是和您剛才提到的文學翻譯問題有關呢?

 

問：當然關係密切。西方對中國文學作品的翻譯太少了，諾貝爾文學獎在評選之前，候選人須從世界各地被提名，然後再從中篩選。這首先需要推薦者有機會了解中國作家的作品。

 

“我們這個世界到底怎麼啦？”

 

問：您如何評價自己的作品，能否介紹一下您最近的寫作生活。

 

答：正如剛才所言，我的小説主要反映自己所見所聞的人和事，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異性情愛，同性友愛，父子親情等，當然也有個人和社會之間的關係問題，這就不可避免地會涉及政治。

 

我的長篇新作《邂逅》講述的是一個南非白人女孩和一名阿拉伯穆斯林青年之間的故事。一天，這個女孩子的車開到約翰內斯堡希伯魯區時突然壞了，這裡是一個亂七八糟的地方，女孩自然十分擔心，她的朋友勸她不要擔憂，説前面拐彎處有個修車鋪，她於是走到修車鋪，一名修理工正從車下爬出來，這就是他們第一次見面的情形。這個修理工是個非法移民，青年穆斯林，來自沙特阿拉伯這樣的國家。通常情況下，他不會有什麼麻煩，因為他看上去和南非開普敦的馬來人、印度人差不多。他們兩人在邂逅後關係越來越密切。我在寫這本小説時就問自己：到底是誰選擇了對方?對他來説，她來自富有的家庭，有穩定的生活，也許他可以通過她的關係獲得在南非合法居留的身份﹔而對她而言，他有一些小資産階級情調，想尋求一種不同價值觀，或者體驗某種冒險生活，也許是他選擇了她，也許可能是她選擇了他。故事的發展情節是，雖然她通過律師企圖把他在南非的身份合法化，但是沒有成功，移民局認定他是通過假結婚來騙取身份的，他於是被驅逐出境，而她則毅然決定隨他遠走他鄉。故事的場景於是轉換到了沙特阿拉伯的一個小村莊，以及那裏人們的生活情況。

 

那麼，這部小説的主題是什麼呢?我在寫作的過程中發現，我在寫兩個人之間的故事，兩個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他們之間的愛情不是件容易的事，它意味著責任，這個故事就是在講這個問題，但我寫著寫著，突然意識到我實際上在寫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就是移民問題。在這個世界上，很多人都在移民，就在我寫作這部書的過程中，就有很多人為了移民不惜藏在悶罐船艙或是不透氣的貨車後部，甚至在飛機的貨艙中，有人甚至窒息而死，這種悲慘的事情總在發生。

 

現在，就在阿富汗，每天都有人試圖逃往其他國家，他們掏錢找人把自己裝進箱子偷運出去，甚至不知目的地在何方，很多人就這樣死在途中。這就是我在這本書中要表現的事情。我們這個世界到底怎麼啦?找一處家園怎麼這樣難?你在自己的國家到處流浪，找不到工作，無法謀生，這樣那樣的壓力迫使你背井離鄉，而你又去世界上到處流浪，可仍然是那樣的艱難，似乎沒有一處安身之地。這就是我想探究的東西。

 

採訪完這位著名作家，她平易近人的態度，對待名利的態度和嚴謹的創作態度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活躍的思維，清晰的思路，深遂的思想在她的談話中不時給人以深層次的啟迪。作為一位南非作家，她在不停地思考著自己身邊的變化，自己國家的變化，以及整個世界的變化﹔她在積極關注著世界的局勢，置身於改變貧窮與疾病的鬥爭，準備著下一步的新的創作。這一切，對一位老作家而言，無疑是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