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來：中華傳統文化與核心價值觀

孔子畫像(資料圖)

 

陳來，1952年出生於北京，祖籍浙江溫州，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著名哲學史家。

 

主流文化的治國理政價值觀

 

這是從政府到基層群眾都關心的話題,它涉及到我們政府行為、政策導向的根據。怎麼把握中國傳統文化裏邊主流的治國理政理念?

 

首先是以人為本。以人為本這四個字是見於《管子》，中國講的以人為本有鮮明的特色，這個特色就是從西周以來，中國文化就向著一個新的方向發展。全世界古代文明的文化都是以神為本，中國早期歷史在商以前也是以神為本，但從西周開始，從周公封于魯開始，他的思想就從以神為本的文化開始轉向以人為本的文化。西周時期開始有一種思想，説神依人而行，是依靠人存在的。

 

為什麼有這樣的思想?當時有這樣的觀點：依靠人的祭祀，神才存在，沒有人的祭祀，神就沒法存在。這就是説人世是神世的根本。這種思想在西周得以發展，形成了西周文化的人文主義的思想和特色。這就是中國人以人為本思想的最早起源。

 

春秋後期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絕大多數都是以人為本的。只不過在強調以人為本的同時又有不同的發展方向，對人世的發展、協調、整理有不同的理念，但堅持人世優先，這是大家共同的想法。比如春秋的時候，有的思想家就提出，“天道遠，人道邇”，邇就是近的意思。孔子其實也講了類似的話，“敬鬼神而遠之”，就是我們要把注意力放在人世上。

 

為什麼要敬鬼神?我想從孔子的角度來談，他承認神靈的存在，但神靈對人的作用有多大，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通過敬神，保留人的一種敬畏感。在一個古老信仰的傳承下，雖然我們今天強調人世，但依然要保留一份對更高存在的一種崇敬和神聖感。為什麼中國古人在政治管理方面積累很多智慧?是因為很早中國人就把主要的精力投放在人世的管理上。

 

第二以德為本。這與今天我們提倡的以德治國的思想類似。如果説以人為本是跟以神為本在比較中形成的，那麼價值觀、價值理念一般都通過理想、通過對不同事物的取捨和比較建立起來，一個人的價值偏好、如何選擇，就是一個人的價值觀。

 

以德為本的對立面就是以刑治國，強調政令、刑罰的作用，忽視道德的作用，這是孔子反對的。孔子的思想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在中國古代的主流治國理政理念中，孔子的思想有很大影響，這就是以德為本。

 

第三是以民為本，也叫民本思想。《尚書》中已有“民為邦本”的思想，邦就是國。在《尚書》裏邊，應該説有不少這樣的思想。到了孟子，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也是在一個比較中看出你的價值選擇。在孟子以前雖然有民為邦本的思想，君王還是佔絕對的主導地位。可是在孟子所表達的政治裏面，君為輕。不管是君王也好，還是他的王朝也好，都比不上人民重要。這樣一種以民為本的思想，反映了我們中國古代主流的治國理政的重要方面。

 

最後是以合為本。以合為本的合，就是強調統一性，在國家的層面就是統一而不能分裂，它最高的表現就是天人合一，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今天我們強調的價值觀，講中國人的理念，必須也有一個更高的視野。十八大報告裏，特別強調生態文明建設，這非常重要。我們在講發展時，一定要考慮生態文明的建設、維護和涵養。這一點與我們古老的思想資源結合起來，就是講天人合一，中國人都趨向於合，而不傾向於分。人與自然的統一，天人合一;多民族融合統一，也是一樣。中國從政治、從治國理政再往上提高一層，我們叫天人之學、天人之際，這涉及到哲學的宇宙觀，就是注重合，不注重分。

 

傳統價值觀的特色 如果我們把西方文化，特別是西方近代文化，西方近代的價值觀作為一個比較的對象，我們怎麼來把握在社會層面的中國傳統價值觀體系，它的特點是什麼?因為習總書記最近一直在講我們有中國的國情。國情是從價值體系來的，這個中國特色價值觀的特色、特點就是我們的中國國情。

 

中國傳統社會價值觀念跟西方近代相比，有很大不同，第一個特點是“責任先於自由”。就是很強調個人對於他人、對社群，甚至對自然所附有的責任。責任意識非常強。我們講以天下為己任，孟子就講過了。古人在漢代就明確要以天下為己任，己任就是責任。從古代先秦的“君子”到漢代的士大夫，有一個很突出的責任意識，就是對天下的責任心。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漢代思想到宋代的士大夫，代表就是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種憂樂以天下為先，就是我們歷史上最典型的例子。

 

第二個特點，是“義務先於權利”。西方近代社會非常強調個人的權利，但我們儒家思想裏，強調的是義務。梁漱溟，他在山東做過鄉村建設運動實踐，在這個實踐裏邊，給他感觸最深的就是中國人和人的關係，義務為先，互相承擔義務，這是中國人倫理的一個特色。我們今天講中國人的倫理，就特別強調義務感。當然這是一個開放的義務感，決不僅僅指一個人的家庭義務。家庭義務是必需的，義務還要從家庭放大，從家庭可以放大到社區，從宗族(就是古代社區)，再到郡縣、國家、天下。中國人的倫理觀念，特別強調義務感，而不是伸張個人的權利。

 

第三，“群體高於個人”。西方的人本主義更多的是以個人為本，但是我們中國的以人為本，不是講的以個人為本，還是以群體為本，所以群體是高於個人的。責任先於自由、義務先於權利、群體先於個人，這是中國人古代價值觀的特色。中國人的群體意識非常開拓，不是一個小團體主義，一個地區主義。中國人以天下為己任，很早就超越了地方局限性，是大天下情懷。《論語》裏講，“四海之內皆兄弟”，《禮記》説“以天下為一家”。如果説家是中國人的基本觀念，家庭關係是中國人的基本關係，中國人早就把這個“家”的概念、“家”的關係擴大、擴充了。

 

第四，“和諧高於衝突”。看看文化史會發現人類的文化裏充滿衝突，充滿鬥爭、流血。但中國文化更強調和諧。西方的文化強調個人，總以自我為中心，克服別人、佔有別人，排斥異教。所以西方歷史上的宗教戰爭非常殘酷，但中國沒有出現過這樣的宗教戰爭。兩次世界大戰，它的根源都是在西方和西方文化。近代日本也是接受了西方的帝國主義文化，在東方侵略。所以我們從價值觀來講，因為中國傳統“和”的理念，也體現在處理和周邊國家關係上。歷史上，當然我們也有個別帝王發動侵略戰爭，但總體講，這些皇帝的作為是違反中國的主流價值觀的，在主流價值觀中是受到批判的。中國是以安土睦鄰為先，總體來講，我們強調和諧高於衝突。

 

傳統價值觀的轉型發展 中國傳統價值觀中責任先於自由、義務先於權利，這個“先於”今天還要堅持，這就是我們中國人的特色，我們沒必要跟西方人一樣，什麼都是個人權利為先，伸張個人的要求為先。但對這一點不能極端地理解：比如責任先於自由，但完全否認自由是不對的;義務先於權利，但完全忽視權利，也是不對的;群體先於個人，但不尊重個人、不關心個人，這也是不對的。如果我們想把傳統價值觀的傳統轉化，加以發展，我們要堅持這些“本”“先”，但是同時我們也要關注那些“被先於”的內容。

 

儒家的以民為本，今天我們還須堅持，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從中國發展現實來看，要堅持以民生為先。古代的以民為本的思想，它也有它的一些偏向，就是民生比民主重要。今天要將此加以現代性的轉化，法制建設要加強，民主建設也要加強，要擴充社會主義民主，保障大家的權利，包括政府。所以從這一點來講，我們今天如果把傳統價值觀加以發展，我們在堅持民本、強調民生的同時，也要注重民主。

 

最後，“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儒家思想強調社會和諧，是比較重視公平和平等的。我們社會的價值觀認為平等比富有更重要，就是平等比財富更重要，所以不患貧、不患寡，患不均、患不安。

 

經歷了“文革”，經過了人民公社時代，我們知道，對均平的追求，不能變成只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完全忽視社會發展。現代社會，我們應該允許財富和財富增長的追求，也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當然我們最終是要推向共同富裕。要正確、辯證地理解平等和財富在發展中的差距。這既是個價值理念的問題，也是個辯證把握的哲學觀念問題。

 

儒家的以民為本，今天我們還須堅持，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從中國發展現實來看，要堅持以民生為先。

 

傳統美德的傳承轉化

 

帝制推翻後，近代以後的政府需要在不同時期提出新的道德規範。1912年，民國政府提出“ 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德為立國之本，前四字見於孟子，後四字見於管子。孫中山是個革命家，可他非常重視傳統美德的傳承轉化。如忠孝，孫中山很講究忠孝，他認為這個時代不能提倡忠君，但可以忠於民、忠於事，為了事業的成功，就算犧牲也在所不惜，這便是忠。我看孫中山就是把孔孟之道的“忠”做了現代的傳承轉化。他認為古時候講的忠是忠於皇帝，民國成立以後，沒有皇帝，但還是要忠，要忠於國、忠於民，要為四萬萬人效忠。這就是孫中山對傳統道德觀念的轉化。後來孫中山也提出八德，就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孫中山認為，中國人不能忘記存在的共有道德，新的道德規範必須傳承轉化古代道德，不能完全另一套。孫中山曾經講過：“因為我們民族道德高尚，所以國家雖亡，民族還能存在，並且還有力量同化外來的民族。所以宗本及源，我們現在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聯合起來做成一個國族群體以外，就是要把固有的道德恢復起來。有了固有的舊道德，才有固有的民族地位，這個固有的民族地位才能恢復。”他十分重視固有道德在今天民族復興中的地位。

 

孫中山之後，南京國民政府在八德的基礎上又加上“禮義廉恥”加以提倡。比較之下，禮義廉恥更側重個人道德。孫中山提倡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是結合社會的價值需要，忠是忠於國家、忠於人民，這都不是個人的。這12個字成為國民政府提倡的主流道德，也是傳承中華固有道德的一種方式。

 

梁啟超曾寫過一篇文章，叫《新民説》。《新民説》強調提倡公德，説我們中國人以前講的都是私德，所以近代人要特別提倡公德。梁啟超講的公德的核心就是愛國、利群。梁啟超的《新民説》認為公德和私德是同等重要的，但是認為公德的基礎是私德。私德就是個人基本道德。今天的社會主義價值觀提倡愛國，愛國是公德，提倡友善誠信，這就是私德。梁啟超的《新民説》，這個關係不是並列的，這兩方面雖然都重要，但是就個人來講，基礎是個人品行、個人道德，這個是基礎。所以私德一定是公德的基礎。我們中華美德在這方面有深厚的資源。

 

個人道德的重要性

 

梁啟超所講的私德和公德，都是以個人為主體的道德問題。私德也好、公德也好，都是以個人為主體的道德要求，但是自由也好、民主也好，都不是落實在個人主體上的道德問題，這就是價值概念與道德概念的不同。

 

習總書記所強調的講道德、遵道德、守道德，都是強調要落實在個人身心實踐上的道德。這是我們在從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實踐時，在理論上必須明確的。習近平總書記講的，繼承弘揚傳統美德，中華美德的繼承轉化，這些主要是就個人道德和個人道德修養的內容來講的，用梁啟超的話來講，“重點還是私德”。所以總書記最近講的加強道德建設、形成道德規範、樹立道德理想，講道德、遵道德、守道德，我們説主要都是就個人道德講的，要落腳在個人的基本道德上。最終是要指向我們要成為什麼樣的人，怎麼做人，這很重要。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社會中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們今天應該主要是講公民道德，而公民道德大部分的主要內容都是公德。其實西方哲學家亞裏士多德早就講過，“公民的道德要求是比較低的，善人的道德要求品德是比較高的”，做一個公民和做一個善人是不一樣的，作為一個公民，他的要求應該説屬於愛國守法這樣一些基本要求，不是一個很高的要求。可是作為一個善人，他的道德要求是比較全面的。如果從政治、從法律上來講，對公民的要求還是一般性的要求。但是就社會、就文化，特別從中國傳統文化的角度，我們不僅要求一個公民的道德，還要求一個善人的品德。這就是我們講道德、守道德、遵道德時，需要了解的重點。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培育、踐行是更重要的話題，它與中華文化的價值觀、美德體系有怎樣的聯繫?我認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要以中華文化的主流基本價值觀作為基礎，作為源泉，作為立足點，作為根基，作為根本，作為命脈。今天我們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曾經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提煉和提出，首先要有一個文化的基礎，要以中華傳統的價值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基礎，他講了六條，就是“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

 

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價值觀，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提煉把握，怎麼把它跟傳統文化的基本價值觀結合起來?中國文化基本價值觀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關係就是，傳統的主流價值觀是今天的主流價值觀的基礎和源泉，是立足點，是根基，是根本，是命脈。

 

其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實踐，具體的操作，一定要以中華美德體系的傳承和實踐為條件、為落腳點。今天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要培育、要踐行，怎麼踐行?怎麼培育?我認為就是要以中華美德體系的傳承和實踐作為它的根本條件，作為它的根本落腳點。一定要突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跟傳統美德的關係。而其中加強個人基本道德的培養，是特別重要的。

 

關於個人基本道德，我從儒家文化的角度，提出分三組：第一組，就是個人基本道德，就是仁、義、誠、信、孝、和。我們如果用雙字詞，就是仁愛、道義、誠實、守信、孝悌、和睦。第二組是次一級的，忠、廉、強、毅、勇、直，就是忠實、廉恥、自強、堅毅、勇敢、正直。第三組是關於公民基本公德，這是從儒家的角度提的，不是站在國家的角度，作為個人基本公德，就是愛國、利群、尊禮、守法、奉公、敬業。不管私德公德，都是要最後落實在個人上實現，今天我們要把它細化，從儒家的立場上提出這樣一個體系，它是強調個人道德的體系，也是從儒家的立場來講的。

 

所以我的基礎觀點是這樣的：一方面我們要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培育和實踐，另一方面一定要注重中華美德體系的傳承和實踐。從個人基本道德做起，這個道德和社會風俗的改善，才能有一個紮實的社會基礎。遵道德、守道德才能落到實處。

 

(本文係“中華文化四海行——走進甘肅”活動，是蘭州首場專題文化講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