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我對今日的北大充滿不安和憂慮

錢理群對中國大學教育充滿憂慮。新京報記者郭延斌攝

 

北大燕京學堂的風波似乎正在淡去。但這次爭論暴露出來的種種矛盾，尤其一些更為要害的問題、更具危險性的趨勢，可能也將就此被輿論所遮蔽。8月6日上午，北京高校的一些人文學者約在東城的一個咖啡館，聚會研討了一些燕京學堂之外的問題，而大學文科、特別是北京大學人文學科今後的發展、所面臨的困境，是大家關注的中心。北大教授、著名學者錢理群與會併發言，本報摘編了他發言的主要內容。

 

“中國學”才是核心問題

 

我2002年退休到現在整整十二年了，我跟北大已經基本上沒有什麼關係，但仍然在關心北大的動向。這次燕京學堂的事情我一直在旁觀察，而且越看越不安，充滿憂慮。還是仔細蒐集了所有的材料，準備作為校史的一頁，把它記錄下來。也就是説，當一個觀察者和記錄者，不打算直接介入。但這回三聯的會議邀請，卻逼得我、或者説給了我一個機會，公開説出我的憂慮與思考。

 

我覺得燕京學堂的要害不在選址，而在提出“中國學”，並且賦予其重大意義與使命。如果説僅僅是一個留學生教育的改革，我們可以不必討論;但問題是校方不這麼看，它非常鄭重地宣佈：“中國學的創設是學校近期創新的大事，體現了學校新的辦學模式的探索”。那麼我們就要問：這樣的“辦學模式”的“創新”，是不是要推廣到整個北大，至少是所有的文科院係?是不是要以“中國學”來改造我們北大文科?如果是這樣，就不是一般性問題，而是關係到北大文科發展、北大教育，甚至整個中國大學教育發展的方向性問題。

 

這使我想起了2003年5月北大校方推出的《北京大學教師聘任和職務晉陞制度改革方案》，也是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展開了“北大向何處去，中國大學教育向何處去”的大討論。我當時寫了一篇《中國大學的問題與改革》的長文，並且和我們中文系的高遠東老師一起，把有關討論資料匯集起來，編了一本同名的書，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昨天在準備發言時，把當年的文章重翻了一遍，覺得2003年提出的許多問題恐怕今天仍然存在，而且有新的發展;因此，當年説的話完全有效，也可以看做是對當下北大圍繞燕京學堂所進行的新一輪的“改革”的發言。

 

就是説，2003年與2014年北大兩次所謂“教育改革試驗”有內在聯繫，很多問題一脈相承。

 

2003年我的文章的中心意思是：或許正因為北大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曾經是一個精神的堡壘和聖地，因此總有人想改造北大，我這麼講是有根據的，當時的北大校方就非常明確地提出北大的辦學方針和改革指導思想，是要“面向社會，適應市場”。當時還有一種説法：“大學裏的社會學科、人文學科的任務就是為國家決策作貢獻”。因此，在我看來，2003年的北大，是面臨著一個“用資本的邏輯與力量，將最後一個精神堡壘徹底摧毀”的危險的。以後，事實的發展就是如此，一個是經濟的手段，一個是剛才老師們説的，官本位、行政本位的體制化的手段，雙管齊下。

 

而現在它要進一步：要改造學科了，就要進入學科內部了，這個問題就更加嚴重了。因此，我覺得需要對“中國學”的概念進行根本性的質疑和討論。“中國學”的概念根據北大的解釋，它有兩個內涵：一是“順應國家戰略需要”，一是“國際化”。“國際化”問題大家議論比較多，其實我覺得“國家戰略”問題也不可忽視，兩者都有可質疑、討論之處。

 

先説“國家戰略”，這更是提出“中國學”的主要依據和重要背景。校方是這樣宣佈的：“隨著中國國力的日益昌盛，以及文化的不斷繁榮，‘中國熱’正在世界各國迅速興起。北京大學順應時代潮流和國家戰略的需要，啟動燕京學堂計劃”。於是，又有了這樣的闡釋：“‘中國學’在展現中國文化自信的同時，無異於為外國人了解、理解、認同中國文化，打開了一扇窗”，“我們不但會收穫為數眾多的‘中國通’，同時將會看到中國軟實力的迅速提升”。簡單一句話，提出“中國學”，就是要服務於“提升中國軟實力”的國家戰略。

 

這就説清楚了提出“中國學”的背景：中國在經濟上高速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國，卻沒有取得相應的文化第二大國的地位，由此引發了一種文化焦慮感。

 

真正具有創造性的學術新思想，必須建立在對社會發展的既定形態，對已有的文化知識體系，不斷地反省、質疑與批判的基礎上，大學文科應該與社會現狀之間，保持一定張力。教育的獨立和學術思想自由，恰好是蔡元培老校長開創的北大傳統的核心。這也是北大歷史中最深刻的教訓之一：作為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北大學生，我們刻骨銘心的痛苦記憶，就是那個年代，學校的教育與學術研究，忽而為“三面紅旗”搖旗吶喊，忽而為“文化大革命”衝鋒陷陣，不但摧毀了學術，而且延誤了幾代人的青春。

 

實際上在五六十年代，提出文科教育為無産階級服務的時候，同時就在倡導一種方法、一種學風，就是“以論代史”。立場在先，觀念在先，結論在先，然後用材料來闡釋，證明。這樣的“以論代史”的“學術”，幾乎耽誤了北大文科二、三十年的時間。我看“中國學”提出課題，全是大而無當，結論在先，而且如此的急功近利，強調實用，要求速成、超趕，用大躍進的方式來組織學術，製造出來的，只能是學術垃圾。我們不説遠的，就看看這些年大家都熟悉的中國的學報、學術雜誌，儘管其中也不乏認真研究之作，但大量充斥的，卻是空論、大論、泛論，東抄西抄的拼湊之作。我們就不難想像，這樣的以論代史、急功近利的中國學，將怎樣敗壞中國文科的學風，並禍及下一代。所以我覺得“中國學”提倡為國家戰略服務的學術，不僅關乎教育發展方向，同時它還是一個學術的問題，學風問題。我很擔心，這樣下去，不僅北大的批判傳統會喪失殆盡，北大的學術傳統也會遭到嚴重的傷害，而且很難彌補。

 

“中國學”提倡為國家戰略服務的學術，不僅關乎教育發展方向，同時它還是一個學術的問題，學風問題。

 

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

 

我們再來討論“國際化”的目標。2003年就已經提出了這樣的目標，當時叫“與國際學術接軌”。我在文章裏就指出,這就是要“以中國學術的西方化和美國化”為目標。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當時就有人提出“採取英語教學是學校體制完全跟國際接軌，實現國際化、現代化管理的必要條件”這樣的高論，我在文章裏也表示了擔憂：“如果我們的大學教育也要削弱母語教育，那就是真正的民族文化危機了”。

 

當然2014年重提國際化，也有新的背景，就是前面説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經濟體。因此，從表面上看，今天提出中國學，強調中國“主體性”，似乎是對前面説的美國化傾向的一個糾正，校方也是這樣自辯的。但實際上它背後有兩個問題：其一是很多朋友已經指出的，這還是隱含了一種生怕別人不承認自己的焦慮，為了要使西方肯定，就用西方的眼光來改造中國的學術，骨子裏依然是“西方中心”。

 

其二，是我想補充的：西方的中國想像也是複雜的，除了希望用中國來證明西方優越性的西方中心論者之外，還有一種思路，特別是西方的左派，出於對西方文化的不滿，對資本主義的不滿，就把中國理想化，烏托邦化。這樣的“主體性”還是建立在西方的“中國想像”基礎之上，骨子裏依然是“西方中心”，很難説是真正的主體性。這倒是很能説明2014年提出的“中國學”的內在矛盾和實質：它一面打著中國自信、中國主體性的旗號，一面卻暗戀著西方，至少是不能擺脫西方主體性。

 

最根本的問題，還在“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這在2003年之前就提出了，不過在2003年那次改革裏，是作為一個中心口號提出來的。我當時就對此提出了一系列的追問：“什麼是世界一流大學?其標準是什麼?這裡的‘世界’是什麼概念?為什麼要以世界一流作為目標?為什麼還要提出具體的時間指標?”聽説2014年這一回提出的具體時間是2018年。那麼，我就想提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究竟誰要世界第一流大學，而且如此迫不及待?”是我們學者要嗎?是北大老師學生要嗎?那麼，“他們又想通過什麼手段、什麼途徑來達到這個目標?這樣做就一定能達到嗎?”這背後又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什麼是大學，大學是幹什麼的?”

 

創建世界一流大學背後的理念是一個趕超模式，我們落後了，要趕超先進國家，而且要用最短的時間來趕超。這個趕超模式就有問題。在我看來，經濟上是有先進落後的，教育上也不是完全沒有先進落後的問題，譬如説你教育的發展規模如何，受教育的人數比例如何，這些是有可比性;但從根本上説，就很難有什麼先進落後，你就能夠説西方教育先進、中國教育落後，西方文化先進、中國文化落後嗎?根本不存在這個問題。

 

這裡有一個文化與教育的民族性問題：不同民族文化與教育之間，是不能區分優劣的。也不存在所謂落後向先進單向趕超的問題，只是互相影響、互相制約、互相吸收、互相吸納的問題。正是在這樣的各自獨立發展，又相互吸收、交流過程中，各民族的文化、教育都對世界文化、教育做出獨特貢獻。因此，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是應該質疑的，也許“創建一流大學”的目標更科學，更切合實際。如果你預設一個所謂世界的標準，在當下全球化背景下，就只能是美國標準。記得五十年代我上大學時，北大是以莫斯科大學作為標準的，因為那時認為蘇聯是全世界最先進的國家;到了八九十年代北大就以哈佛大學為目標了。如果以某個國家的大學(無論是五十年代的蘇聯，還是今天的美國)為目標，亦步亦趨，就必然失去教育的獨立自主性與民族性、創造性;還會導致一個結果，就是把創建世界一流大學落實為硬體問題，規模越大，越豪華，就越具“世界性”，最後就變成一個投資問題：要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嗎?拿錢來!實際上就這麼回事，這一次燕京學堂背後也有一個投資問題。這樣，就必然導致“大樓有了，卻沒有大師”的結局。

 

當然在2014年重提創建世界一流大學，也有新的內涵。還是前面説的，因為中國在經濟上強大了，於是，我們的“雄心”就更大了：北京大學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目的就是要更好地發揮中國影響世界，甚至引領世界的作用。這就是燕京學堂提出“立足中國，影響世界”的辦學宗旨和“培養了解中國，貢獻世界的領導者”的目標的依據所在。

 

在我看來，中國是一個大國，我們把北大辦成一流大學，自然會産生世界影響;外國留學生在我們這裡學習了中國文化，中國文化自身的魅力自然會對他們産生影響，就像我們學習了西方文化也會接受其影響一樣，這是正常的文化、教育交流中的正常現象，完全沒有必要將主動引導什麼世界潮流作為我們的目標，我們對此應該保持高度警惕。

 

如果以某個國家的大學(無論是五十年代的蘇聯，還是今天的美國)為目標，亦步亦趨，就必然失去教育的獨立自主性與民族性、創造性;還會導致一個結果，就是把創建世界一流大學落實為硬體問題，規模越大，越豪華，就越具“世界性”，最後就變成一個投資問題：要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嗎?拿錢來!

 

“社會活動家”與“二道販子”

 

這裡我還想講一個知識分子的問題。我在2003年的文章裏曾經引述了王瑤先生對某種類型的知識分子的兩個概括;在這次燕京學堂事件中，我又想起了王瑤先生的這兩個堪稱經典的概括。王瑤先生在八十年代就跟我説，北大和中國的學術界現在出現了兩類知識分子，一類知識分子是社會活動家型的學者，他們或者根本沒有學問，只會公關，或者也有點學問，開始階段還下點工夫，也取得一些成績，然後就通過廣泛的社會活動，竭力推銷自己的東西以取得最大的經濟回報和政治回報。一旦有了權，就充分利用現有的競爭機制竭力為自己獲取最大利益，拉幫結派、排斥異己，壓制才華高於自己的同事，特別是高於自己的年輕人，實際上成了學霸。這樣的學術新貴，正有與時俱增的趨勢。

 

另一種類型，王瑤先生稱之為“二道販子”，即向中國人販賣西洋貨，又向西洋人販賣中國貨，王先生説他們販賣的還竟然都是一知半解的劣質産品。這其實就是當年魯迅説的“西崽”，他們“倚徙于華洋之間,往來于主奴之界”，自己“懂洋話，近洋人，所以高於群華人;但自己又係出皇帝，有古文明，深通華清，勝洋鬼子，所以也勝於勢力高於華人的洋人，因此也更勝於還在洋人之下的群華人”，總而言之自我感覺極端良好。這樣的西崽自然是以洋人為靠山的;但魯迅又提醒我們注意，他們“都是國粹家”。這非常深刻，可謂一語中的：今天的西崽也是時時把“中國特色”挂在嘴邊的。

 

值得注意的是，王先生在80年代概括出這兩種類型知識分子，但那時他們還處在萌芽狀態，還在形成過程中，並不佔主導地位。八十年代在北大佔主導地位的是啟蒙知識分子，九十年代以後佔主導地位的是學院派知識分子。這兩類知識分子，當然都有自己的弱點，但他們都是自有底線，精神底線、道德底線和學術底線的。以這兩類知識分子作為北大的主導，北大不會出太大的問題。但是現在發生一個很大的變化，這對未來北大的走向將起決定性的作用。如果將來北大精緻的高智商的利己主義者的教授，培養出一批又一批的精緻的高智商的利己主義的學生，那北大就真正的墮落了。我一開始講我的北大之憂，主要就憂在這裡。

 

如果將來北大精緻的高智商的利己主義者的教授，培養出一批又一批的精緻的高智商的利己主義的學生，那北大就真正的墮落了。

 

人文學者面臨全新的挑戰

 

最後還要講一個問題，似乎與燕京學堂無關，但跟我們今天討論的題目：“大學文科怎麼辦”有密切關係，也是我近年特別感到焦慮的問題，因為我多年來很少參加學術會議，也就沒有機會講，今天就借此講一講我的這個焦慮吧。徑直説，在我看來，整個世界和中國的學術，特別是文科研究，正面臨全新的要求和重大的挑戰。

 

這些年我一直在冷靜、緊張地觀察世界和中國的發展趨勢，最後得出一個結論：全世界都病了。就是説世界現行的所有的社會制度，現行的所有發展模式，無論是美國模式、歐洲模式，還是日本模式，以及所有的既定的文明形態，美國文明、中國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等等都出問題了。

 

因此我們再也不能固守著原來，另一方面危機並非末路，現成的所有的制度、模式、文明儘管出現危機，但也有自己的存在的合理性，包含著某種人類文明的積澱的成果。他們都應該成為人類文明繼續發展的一個基礎和前提。簡單概括就是弊病和價值並存，危機與轉機並存。因此，未來的世界文明發展的方向不會是一個吃掉一個，一個否定一個，而是各自變革與調整，又互相影響和吸取，相互交融，從而達到綜合和超越。這大概就是我的烏托邦理想吧。

 

這樣一個人類文明危機與轉機並存的時代，在我看來，給我們人文學者提出了全新的任務、全新的要求和全新的挑戰。按我對人文學科的理解，它根本上就是一種文明的研究;現在所提出的問題，就是要對世界現有的所有的文明形態進行全面的反省，並尋找、創造人類文明發展的新的可能性。一方面是反省，一方面是開創，變危機為轉機，這就需要新的想像力和創造力。剛才有位老師説，文科發展的前提，是要有學術的獨立與思想自由，這確實是一個要害，而且在當下中國，還具有迫切性。我想補充與強調的，是我們還要呼籲新的想像力與創造力，這也是文科研究保持發展活力與生機的關鍵，我們現在陳陳相因的平庸之作實在太多了。在我看來，文科研究也是危機與轉機並存，現實生活提出的挑戰越大，越是文科研究大發展的機遇，就看我們有沒有足夠的想像力與創造力。

 

從另一面説，這就意味著對我們既定的認識世界的觀念、方法提出全面挑戰。不知道諸位有沒有這個感覺，我是越來越發現，簡單地站在某一價值、觀念、思維模式、知識立場上，已經很難對當今中國和世界發生的許多事情，作出準確地判斷和合理解釋了。坦白地説，我對很多還在堅持左派、右派立場的朋友，對他們對當下中國與世界問題的很多判斷，都持懷疑態度。因為任何有現實感而不是沉湎于理論幻覺的知識者都必須承認，我們今天和今後所面對的是前所未有的新的現實、新的社會問題、危機和變革，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固守在原來的價值立場，知識觀念以不變應萬變，將變化的現實強行納入我們已有的理論框架之內，而應該正視現實，進行全新的研究和理論創造。

 

這同時也是對我們的知識結構的挑戰。要真正認識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內在矛盾與危機，就必須深入到其內部結構的深處，進行深入的分析與研究，作出科學的闡釋與批判。這就需要對所研究的社會制度、發展模式、文明形態有深厚的學養，而且還要有制度、模式、文明比較的眼光與學識。而這樣的反思、總結，有必須是多學科，跨學科的。

 

這也是我的苦惱所在：我意識到了問題，卻又無能為力，因為我的知識結構已經不可能調整了，到了這個年齡我的想像力和創造力顯然受到了限制，我為之焦慮不安，就只能向在座的諸位發出呼籲。我真的感覺到，時代在呼喚新的思想家，新的價值理想，新的理論突破，從世界範圍來看，我們正處於文科大發展時代的前夕。我曾經對大學生們作過一次演講，題目是《你們準備好了嗎》，今天我也想對文科研究者提出這個問題。我們應該關注現實，介入現實，像這次我們對燕京學堂問題的發言這樣;但這還不夠，還要跳出來，想一些更大，更長遠，更根本性的問題，想想學科發展和我們個人發展未來幾十年將會面臨什麼問題，還有許多涉及人類文明發展未來的許多領域，等待著我們去關注，思考與耕耘。我們每個人如果從自己的專業出發，抓住其中某一方面進行新的反思，新的探索，就會有新的收穫。我們確實有很多事情要做，可以做。這也是我的態度：該説的話要説，説了管不管用，是我自己掌握不了的;説完了，就趕緊去做自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