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彬炮轟中國文學史：沒什麼思想 我非常不滿意

顧彬

 

“40年來，我將自己所有的愛都傾注到了中國文學之中!”這是顧彬寫于2008年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中文版序的第一句話。這位德國學者自1967年首次接觸李白的詩以來，從此對中國文學癡迷有加。

 

當得知國學大師錢穆1955年在香港辦新亞書院時講授的《中國文學史》，60年間從未以任何形式公開面世，最近，其87歲弟子葉龍將60年前的筆記整理成書，獨家授權本報以連載的形式首發的消息後，特別是錢穆在《中國文學史》講義中直道：“直至今日，我國還未有一冊理想的《中國文學史》出現，一切尚待吾人之尋求與創造”，顧彬對錢穆這種省思頗感興趣，並欣然接受本報記者採訪，加入了“再提‘重寫文學史’”的討論中。

 

今年已近古稀之年的顧彬，係德國著名漢學家、詩人和翻譯家，1966年起學習神學，之後又轉學漢學，兼修哲學、日耳曼學及日本學，並於1973年以《論杜牧的抒情詩》一書獲波鴻魯爾大學博士學位。1981年在柏林自由大學以《空山——中國文人自然觀之發展》一書獲得教授資格。自1995年起，顧彬出任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教授至今，現還擔任汕頭大學文學院講座教授等職。其研究領域以中國古典文學、現當代文學及中國思想史為主，著述、譯作頗豐。主要作品和譯著有《中國詩歌史》、《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魯迅選集》六卷本等。同時，顧彬還擔任《袖珍漢學》和《東方·方向》兩份重要德文漢學/亞洲學期刊的主編。

 

尤要一提的是，顧彬對中國現當代文學時有犀利的批評，因此使他不可避免地成為中國學界頗有爭議的人物，甚至引起極大的討論。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顧彬幾十年來對中國文學進行了孜孜不倦的研究和探索。在他主編的十卷本《中國文學史》中，其中三卷(詩歌、戲曲、20世紀中國文學)以及散文卷中的將近半部都是由他親自執筆的。

 

他表示，德國漢學界在中國文學史研究方面可謂碩果纍纍。從1902年以來，德國漢學家一再探討中國古典文學的形成和發展，其中不少漢學家也將哲學和歷史納入其中。“因此，作為作者和主編，我只是這無數漢學家中的一位，絕非‘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我想，之後的來者不再會想寫一部整個的中國文學史了，而只是斷代史，以及具有典範作用的有關古代，或中世紀，或近代的文學史。我和我的前輩們在文學史書寫方面最大的不同是：方法和選擇。我們不是簡單地報道，而是分析，並且提出三個帶W的問題：什麼，為什麼以及怎麼會這樣?舉例來説，我們的研究對像是什麼，為什麼它會以現在的形態存在，以及如何在中國文學史內外區分類似的其他對象?”

 

深刻的思想決定文學的價值

 

《文化廣場》：推動文學演進的因素，既有文學自身發展規律的內部因素，又有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影響，以及地理條件等外部因素。在目前所見的各種各樣的文學史版本中，尤其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著，大多數還是以外部因素為主要參考係來編撰文學史。不知您是如何看待“文學史”這種著述體裁的?

 

顧彬：不少歐洲漢學家把中國當代文學看成社會資料。通過作品他們希望能多了解中國的情況。原來我也是這麼一個漢學家。到了2000年前後我的研究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那個時候我多寫作，開始出版我的文學著作，經常跟作家見面談談文學的本身。因此我十年來越來越多地從美學，而少從社會來看中國當代文學的價值。

 

不過，德語國家的讀者恐怕他們還是老樣子。德國讀者大部分是女的。她們想多了解中國婦女的情況。因此所謂的美女作家在德國非常成功。

 

《文化廣場》：若把“文學史”進行拆分，即是“文學”和“史”。就我個人的閱讀經驗而言，中國內地出版的汗牛充棟的文學史，似乎是通過認識文學的內在嬗變來了解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文學性始終從屬於歷史性，讀後對具體文學作品印象卻不深，就像也有人説是“強調社會變革和政治的鬥爭的主導地位”。在您看來，文學史的編撰核心是要完成什麼目的?哪種方式才是將“文學”和“史”平衡溝通的理想方式?

 

顧彬：能按照國際文學評論分析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的漢學家們非常少。他們大部分喜歡告訴我們什麼書是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被誰寫的等。文學史的本身應該是以著作為主。

 

《文化廣場》：您在1988年開始組織編撰十卷本的《中國文學史》，自上世紀90年代在德國開始陸續出版。而第七卷《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則已在2008年推出中文版。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您在前言中表示自己評價文學的準則在於：語言駕馭力、形式塑造力和個體精神的穿透力。那麼，這些準則依然適用於對文學史的評價嗎?換句話説，有沒有一套理想的文學史編撰的參照係?

 

顧彬：我不是一個典型的漢學家。我上高中學校，我最喜歡的兩門課是古代希臘文與哲學。上了大學後我開始學神學，又學了日耳曼文學等。很晚我才開始學漢學。寫杜牧博士論文時，我用哲學與日耳曼文學的方法來分析他的作品。我的導師不太高興。不過，一個哲學教授支持我。所以我可以畢業。

 

我大概在學校與大學時無意識地注意到文學經典的語言、形式與思想。可是到了2000年前後，我才用這個方式來思考中國當代文學。好的語言、有意思的形式、深刻的思想決定文學的價值。

 

對大部分中國文學史不滿意

 

《文化廣場》：國外學者編撰的比較為人所熟悉的中國文學史，除了您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外，還有宇文所安和孫康宜共同主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可否請您介紹一下國外漢學家編撰和出版“中國文學史”的大致情況?

 

顧彬：100年來德國出了十幾本中國文學史。除了中國、日本、韓國外可能沒有其他國家會有這麼多中國文學史。另外還有一個世界規模最大的活頁外國文學詞典，包括中國當代文學(史)。漢學界以外的人老用這個詞典。我不太清楚為什麼雖然德國漢學家人不多，但也要出版這麼多中國文學史。可能德國人者是歷史迷。

 

歐洲其他國家的漢學家也會有他們心目中的中國文學史，但是不多。無論如何，德國的、歐洲的、美國的中國文學史有一個共同點。一般來説，它們只報道有什麼作家、有什麼作品，跟詞典差不多一樣。在這個方面Wilt Idema與Bonnie McDougall的中國(現代、當代)文學史很有代表性，可是對於漢學界外的讀者而言，卻不太理想。

 

《文化廣場》：劉師培曾説：“文學史者，所以考歷代文學之變遷也”，很多學者在編撰文學史過程中基本是貫穿了這種理念。但您在主編《中國文學史》時，卻沒有以編年體寫史的習慣，反而是出乎意料罕見地按照體裁編寫，劃分成了“詩歌卷”、“小説史卷”、“中短篇小説卷”、“散文遊記卷”、“20世紀的中國文學史”等。不知您這種做法是否有意要創立一種新型的文學史編法?還是您認為以往的中國文學史(包括古代文學史、現當代文學史)都存在哪些問題和不足?

 

顧彬：我對大部分的中國文學史非常不滿意。無論它們是在哪寫的。因為我先學過日耳曼文學，因為我也是日耳曼文學大學畢業的，因此我用日耳曼文學家的眼睛來看中國文學。這樣我很少能看到中國文學史有什麼思想。我討厭人以編年體寫史。好的文學史也應該同時是思想史。作為一個讀者我想知道為什麼作者是這樣寫的，而不是那樣寫的。

 

《文化廣場》：迄今回過頭看，現在對這套《中國文學史》感覺滿意嗎?

 

顧彬：在德國不少德國文學史是按照體裁編輯的。我的中國文學史是根據德國文學評論家創造的。如果還要再寫的話，我會按照朝代寫。比方説唐朝文學史。

 

重估的標準總在改變

 

《文化廣場》：我還注意到您平時對北島、顧城、多多、翟永明等中國當代詩人的詩歌成就評價頗多且高。可以説您是把詩歌放到了現當代文學史上比較凸顯的位置。如果再拓展開看，文學史的撰寫範疇除了小説、詩歌、散文、戲劇，還有沒有其他體裁加入的可能性?或者説，文學史有沒有廣義和狹義之分?

 

顧彬：可能到了當代以後，世界上最成功的文學體裁才是詩歌，最差的是長篇小説。無論是德國還是中國詩人們，不少屬於世界文學。原因很簡單，他們沒辦法考慮到市場，他們只好為寫而寫。他們不能賣自己。因為(優秀的)話劇世界上已經不存在了，因為短篇小説出版社不太想出版，所以除了詩歌與長篇小説以外好像才還會有中篇小説與散文的體裁。中篇小説的讀者也不多，它們的作者不一定屬於世界文學。至於散文，德國、中國都有很不錯的散文家、小品家。不過， 德國人不看散文等。

 

我自己覺得中國當代文學強在於：第一，詩歌;第二，在於散文;第三，在於短、中篇小説。其他的別提。

 

《文化廣場》：1988年陳思和、王曉明等學者提出“重寫文學史”的口號，希望打破傳統文學史編寫的陳規舊條，迄今26年過去了，您覺得這個口號有沒有得到實質性的回應?若有，期間産生了哪些比較令人滿意的文學史著作?若沒有，文學史的編撰是否還處於困境之中?

 

顧彬：陳思和重新寫的文學史寫得很勇敢，基本上讓我很滿意。他當然碰到一些困境。太敏感的問題還不能用太開放的態度來談。除了他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以外還有一種中國文學史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James Liu:Outlines of Chinese Literature，才100頁，不過作者懂怎麼用最短的句子來分析中國文學作品。

 

《文化廣場》：您曾説過“對一切價值的重估是現代性的一個本質特點”。但我認為，若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面對考量的對象和資料的龐雜性，所以重估作家和作品價值也可以構成其中一個本質特點。不知您現在有沒對以往文學史上地位評價很高，或被忽視的作家作品進行反思?若有，可以舉例談一下嗎?

 

顧彬：為了重估我們需要標準。不過我們的標準老在改變。這個現象跟我們的年齡有關係。我的標準很簡單。語言是一切的。還有形式與思想。原來我不太重視冰心。可是我開始寫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時候，我不得不再看她的詩歌。突然我發現她的白話詩寫得很清楚。魯迅與胡適不能用白話來寫好詩。

 

《文化廣場》：像郭敬明、韓寒、安妮寶貝、饒雪漫這些中國年輕一代的作家也已經走過許多年頭，若有考慮修訂中國文學史，您會考慮把他們寫進去嗎?如何看待這批年輕作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顧彬：他們是一種社會的現象。他們與記者是分不開的。如果要再從社會來看文學的話，那麼中國文學史也應該包括他們一批人。如果要從文學的標準來看他們的作品，可以提到它們，把它們變成一個社會與文學關係的問題。他們年齡大一點，記者們會丟掉對他們的興趣，他們的讀者更是會這樣。

 

所有的文學史應該是個人的

 

《文化廣場》：文學史的編撰多是集各家之所長，體現大家相容的特色，但也不乏個性化很強的著述。比如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説史》，又如此次由錢穆弟子葉龍整理而成首次面世的錢穆《中國文學史》，就是一部極富個人化色彩的文學史。您對這種頗具個性化的文學史著又有什麼看法嗎?

 

顧彬：所有的文學史應該是個人的。作者需要他個人的標準、觀點、方法。太多文學史意思不太大。原因是學者沒有還是不敢有他獨特的立場。我不管人家的立場是對的還是錯的，我希望他的思想有一些新的值得討論的認識、心得。

 

《文化廣場》：作為中國大學裏的一門重要課程，文學史的設置在早期是對日本、歐美學制的模倣。有中國學者根據自己到國外的教學親歷，覺得文學史的重要性在中國被誇大了，國外大學則是注重對於具體作品的感受，如此對文學作品的理解反而比中國學生更深。據您這麼多年來在國內外的遊歷觀察，可否也講講國外高校是如何看待文學史的?

 

顧彬：德國從小學到高中學校通過個人的作品教文學史。在大學基本上也會這樣。老師的目的是告訴學生他們應該看過、知道哪一些作家的哪一些著作。我在波恩大學教過快10年的中國文學史，從詩經開始講到王家新結束。同時給學生們分析經典。結果是比較理想的，因為不少博士生用我的方式來思考中國，特別是現代、當代文學的價值與特點。

 

《文化廣場》：在您看來，當下中國學界是否高估了文學史的地位?

 

顧彬：是的，也是對的。德國也高估了。如果我們沒有歷史書的話，我們不能夠作為人，因為我們沒辦法交待我們的歷史。雖然我批評中國學者寫的中國文學史，我還是老用它。因為中國文人肚子充滿了知識，所以我需要它，要不然我沒辦法搞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