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苦禪：國畫大師的“特工”生涯

抗戰時期李苦禪在柳樹井衚同2號的留影。

 

李苦禪畫作《英視瞵瞵衛神州》

 

編者按：9月3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9週年紀念日。除了戰火紛飛的前線，整個八年抗戰期間，還有很多仁人志士在敵佔區從事秘密地下情報工作。由於任務的特殊性，他們的故事如今已漸漸湮沒。鮮為人知的是，國畫大師李苦禪也曾是這些秘密抗戰“特工”中的一員。

 

你去投八路吧

 

找個什麼藉口脫身呢?袁祥峰又想到了苦禪先生。他提筆給苦禪先生寫了封信，請他給徐州發封急電，佯稱“母親病故，速返京治喪”。拿這個假電報為藉口，袁祥峰獲假順利返回根據地。

 

盧溝橋的炮聲停了，29軍撤了，北平淪陷了。

 

一天，兩個穿著新民服的傢夥兒來到城墻根下的柳樹井衚同2號，毫不客氣地推開隨墻的小街門，故意踱著四方步，趾高氣揚地對小南屋喊道：“李先生在嗎?您有好事了!”沒等主人回話，兩個傢夥就徑直闖進了小南屋，對一位寬腦門、大眼睛的壯實中年漢子説：“我們哥倆兒是新民會的。我説李先生，算您老福分大，上峰想請您到我們新民會做事。”

 

中年漢子瞄了這兩個傢夥兒一眼，用濃重的山東口音不屑地説：“我李某只會畫畫兒，不會當官。我説二位，沒旁的事就請便吧!我沒閒工夫磨牙!”

 

這不就是逐客令嗎?瘦個子顯然被氣著了，漲紅著臉説：“你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聞聽此言，中年漢子騰地從椅子上站起來，向這兩個傢夥吼道：“你們給我滾出去!”

 

另一個滿臉橫肉的傢夥兒想動手，就見中年漢子把手指壓得嘎嘎響，冷笑道：“想動手嗎?這屋裏太窄憋，咱們出去試吧試吧。這種窩心的日子有啥意思，愧對地下的祖宗。”

 

這位中年漢子，就是時年39歲的國畫寫意大師李苦禪先生。

 

“新民會”的兩個漢奸前腳剛走，苦禪先生後腳趕緊把一個掃帚放到院門內的影壁前。這是信號，提醒住在他家的另一個人——國民黨29軍軍官袁祥峰：有情況，你回來先別進院子。

 

1937年7月28日夜，袁祥峰恰巧住在北平自己家裏，誰知夜裏29軍悄悄地撤走了。第二天一大早兒，他到部隊駐地一看，軍營空了。就這樣，袁祥峰與部隊失去了聯繫，回到了平西的老家。日本兵到處抓失散的29軍官兵，他老在家裏躲著也不是回事兒，於是進城找到了老朋友苦禪先生，想在他家躲幾天，等待時機再找部隊。

 

北平淪陷後，日本憲兵貼出佈告：窩藏舊軍人者同罪。風聲越來越緊，袁祥峰怕連累苦禪先生：“我還是走吧!你家裏本來就困難，現如今兵荒馬亂，鬼子到處抓人，我別連累了你。”

 

聞聽此言，苦禪先生拍了拍他的肩膀，豪爽地説：“你哪兒也別去!就是走，也得等我給你找好地方再走。先在我這兒踏實地住著。”

 

話好説，但到哪兒給袁祥峰找部隊呢?找誰聯繫呢?苦禪先生一時犯了難。

 

其實，聯繫人就在眼前。苦禪先生有個叫黃騏良的學生，常來他家。知道了老師的難處，就問他：“袁先生不是想找部隊嗎?找不著29軍，找八路行嗎?”苦禪先生一聽，很高興，馬上説：“行啊!能打鬼子就行!”

 

原來，黃騏良和新街口教堂的長老黃浩是廣東揭陽的同宗鄉親，而黃長老還有一個秘密身份——八路軍冀中軍區“平津特派人員主任”。黃騏良也是“黃浩地工組”成員，負責與根據地派來的交通員接頭、傳遞消息。

 

在黃長老的安排下，由秘密交通線交通員護送，袁祥峰終於來到了冀東抗日根據地，參加了八路軍。

 

過了些日子，一天傍晚，袁祥峰突然出現在苦禪先生家裏，讓他吃了一驚：“你不是參加八路啦，怎麼又跑回來了?”

袁祥峰知道苦禪先生誤會了，連忙説：“我是奉命回來的。首長讓我潛回北平，想方設法打入日偽軍內部，蒐集情報。您是名畫家，人脈廣，幫我找找門路，打進去。”這回明白了，可這事兒也不是一時半會兒就能有眉目的，先得把袁祥峰安頓好，然後再慢慢來。

 

苦禪先生先托關係給袁祥峰搞到了北平的“良民證”，又給汪偽徐州治安總司令王之青寫信舉薦。看在國畫大師的面子上，王之青安排袁祥峰出任徐州治安總司令部所屬的第二縱隊少尉副官。

 

到徐州後，袁祥峰一時和中共地下交通站沒有聯繫上，到手的情報送不出去，那叫個急呀。沒辦法，只好繼續麻煩老朋友了，給苦禪先生寫信傳遞情報，然後再由苦禪先生通過地下黨組織轉給八路軍。這種辦法用了六次，直到袁祥峰和地下情報站聯繫上為止。當然,信上的內容都是袁祥峰和苦禪先生約定的“密語”。

 

不久，袁祥峰接到八路軍的秘密指令，要求他回根據地彙報工作。找個什麼藉口脫身呢?袁祥峰提筆給苦禪先生寫了封信，請他給徐州發封急電，佯稱“母親病故，速返京治喪”。拿這個假電報為藉口，袁祥峰獲假順利返回根據地，彙報完工作後又回到了徐州。後來，袁祥峰又需要到新四軍駐地去，怎麼請假呢?還是用老辦法，苦禪先生發信約他到北平。袁祥峰請假後神不知鬼不覺地來到了新四軍第4師駐地。對袁祥峰卓有成效的情報工作，師長彭雪楓讚揚説：“你在徐州等於一把刺刀，刺在敵人心臟一樣。”其實,這裡邊也有苦禪先生的一份功勞。

 

柳樹井2號聯絡站

 

苦禪先生熱情地問道：“你們是想學禪畫還是炭畫?”三位女學生邊點頭邊連口説：“學炭畫!學炭畫!”暗號對上了。

 

自打知道黃騏良和八路軍有聯繫後，苦禪先生就要求見見黃長老，也把自己送到八路軍那兒去，省得在北平受鬼子的窩囊氣。

 

這一天，北海公園九龍壁前來了位遊客。就見來人40多歲，西裝革履、鼻樑上架著副金絲眼鏡。

 

不一會兒，身穿藍布長袍的苦禪先生和黃騏良也來到北海公園。遠遠看見九龍壁前有個“日本人”，苦禪先生壓低聲音對黃騏良説：“壞了!有個‘日本人’，怎麼辦?”。黃騏良抬頭一看，笑道：“我們要見的就是這個‘日本人’。”原來，這個“日本人”就是黃浩。

 

苦禪先生和黃騏良快步走到九龍壁前，黃騏良介紹説：“黃長老，這位就是畫禪畫的苦禪先生。”苦禪先生很激動，握著黃長老的手，聲音不高但很有力地連聲説：“太好了!太好了!早就想見您吶!”

 

簡單寒暄後，黃長老和苦禪先生裝作欣賞九龍壁，邊踱步邊交談。苦禪先生向黃長老傾訴：“日本人眼皮子底下過日子，太堵得慌。我是山東人，會些功夫，想到那邊去幹個痛快!”

 

苦禪先生一口山東口音，説得又有些急促低沉，但大意黃長老還是聽明白了。他不緊不慢地勸苦禪先生：“你也想和袁先生一樣，這很好!不知你想過沒有，你是北平的名畫家，有社會地位，朋友多人脈廣，留在北平作用更大。”

 

此後，柳樹井2號就成了地工組的聯絡站。小院門朝南開，院子不大，南屋三間很簡陋，其中的一間半是苦禪先生作畫、休息和接待地下同志的地方。

 

1938年夏的一天，三位女學生推開了柳樹井2號的院門，怯生生地問道：“苦禪先生在家嗎?我們是來學畫的。”

 

把三位女學生讓進小南屋的畫室後，苦禪先生熱情地問道：“你們是想學禪畫還是炭畫?”

 

三位女學生邊點頭邊連口説：“學炭畫!學炭畫!”

 

暗號對上了。

 

苦禪先生明白地下工作的紀律，一不問她們姓名，二不問她們的去向，拿出銀元給她們做盤纏，還請她們吃了頓火鍋。

 

該出發了，但這身學生打扮不好過日偽的封鎖線，過不了封鎖線就去不了抗日根據地。於是，苦禪先生拿出從當鋪買回來的舊衣服，讓她們換上。三位女學生換上舊衣服後，苦禪先生一瞧，自己先樂了：衣服是小丫鬟的，可這臉蛋還是女學生的。就見他拿出畫筆、顏料，一番鼓搗，三位女學生變成了三個“窮丫頭”，就連她們對著鏡子都認不出自己來了。

 

地工組的交通員領走了三位女學生。苦禪先生迅速將她們留下了的衣服、用具處理掉，畫室又恢復了原來的模樣。這是地下工作的要求：不留任何與畫畫兒無關的物件。

 

沙灘監獄的28天

 

日本憲兵讓苦禪先生交代“私通八路”的問題。苦禪先生反而大罵日本鬼子。鬼子開始對他殘酷動刑：灌涼水、壓杠子、皮鞭抽，甚至往指甲裏扎竹籤。

 

1939年5月14日黎明時分，睡夢中的苦禪先生依稀聽到房頂上有動靜，就在此時，“砰”的一聲，屋門被踢開了，一個日本憲兵躥進來，舉起藤條朝苦禪先生劈面就打。説時遲那時快，藤條還沒落在苦禪先生身上，鬼子胸口先挨了他重重一掌，身子一下子就“飛”到了院子裏。又一個日本憲兵衝進來了，就見苦禪先生側身一讓，背後狠狠一掌，打得這傢夥貼了墻，鼻血順著墻流了下來。

 

猛虎難敵群狼。幾個日本憲兵端著槍逼近了苦禪先生，其中一個穿便裝的鬼子頭兒用槍頂住了他，押上大卡車，以“私通八路”的罪名押走了。

 

大卡車七拐八拐後，在沙灘地區一座紅樓前停了下來。苦禪先生抬眼一看：這不是北大紅樓嗎?太熟悉了，那是他曾經求學的地方。

 

“你的!快下車!”日本憲兵的這一聲吼叫，把苦禪先生從回憶中拽回了現實，現如今這裡不再是北京大學了，而是“北京日本憲兵隊本部”。

 

苦禪先生被日本憲兵搡下了大卡車，押進紅樓，關進了紅樓地下室，也就是日本憲兵隊本部的“留置場”。

 

過了一會兒，苦禪先生的眼睛適應了地下室的昏暗燈光，他仔細觀察了這個牢房：地下室的房間裏，寬寬的木楞子釘成了一個大木籠子，臨近屋門的地方開了一扇小門。木籠子裏的人看不到外邊，而外邊的憲兵卻能監視裏邊的“犯人”。好端端的一個高等學府變成了一座人間地獄。

 

審訊開始了。日本憲兵讓苦禪先生交代“私通八路”的問題。苦禪先生是個寧願站著死絕不跪著生的硬漢子，根本不承認“私通八路”，反而大罵日本鬼子。這把鬼子氣壞了，開始對他殘酷動刑：灌涼水、壓杠子、皮鞭抽，甚至往指甲裏扎竹籤。打暈過去了，就用涼水激醒，接著用刑。

 

忽然，苦禪先生覺得自己不知道疼了，好像自己就要死了，靈魂從軀殼裏飛了出去，變成了一個小人兒，三寸多高，跟他一模一樣，大搖大擺地在地上走。不一會兒，這小人又朝他走來，他就又醒了，劇痛再次襲來。他強忍劇痛，又開口大罵。

 

憲兵隊的頭目、穿便裝抓苦禪先生的鬼子少佐上村喜賴出場了。上村喜賴是個“中國通”，極其殘暴，曾經一次砍殺過13個中國人。他一見苦禪先生，假惺惺地用流利的中國話表示歉意：“苦禪先生，您是一位名畫家，大寫意教授，我很欽佩您!那幫軍曹沒有文化，不懂事，虐待了您。我是大學預科畢業的，和他們不同，我想救您出去。”

 

苦禪先生一聽，黑臉唱完紅臉上場了，少來這套，我還得罵個痛快：“你説他們混蛋，我看你更混蛋!”

 

這頓臭罵，氣得上村喜賴的臉跟豬肝似的，但就是不敢發作。

 

入獄的第28天，早上8點，苦禪先生被提到刑訊室，上村喜賴冷冷地説：“苦禪先生，今天星期六，我救不了你了!”

 

苦禪先生明白，這裡要槍斃的犯人，星期六就提出來到別的屋裏去了，然後行刑。看來，為國捐軀的時候到了：“上村!你們殺人的法子不是四個嗎?一狗吃，二槍斃，三活埋，四砍頭。你儘管用吧!我不怕這個!”

 

上村喜賴一見苦禪先生還這麼強硬，一揮手，日本憲兵將他押出地下室，推上卡車。奇怪的是，車子沒有開往刑場，而是在離柳樹井2號不遠的地方停下來，苦禪先生被稀裏糊塗地釋放了。

 

苦禪先生邊往家走邊琢磨：鬼子可能要在背後下毒手。想到這兒，被打得渾身浮腫的他忍著傷痛，邁著穩健的步子，無畏坦蕩地朝前走。快到家門口了，他想：鬼子怎麼還不開槍啊。回頭一看，盯梢的人離得遠遠的，槍法不好，恐怕還打不著了。這回苦禪先生明白了，上村喜賴是放長線、釣大魚，以後更得小心。

 

原來，一名曾經去過苦禪先生家的青年學生在保定不幸被捕，説出了他家的地址，但鬼子並沒有他“私通八路”的真憑實據。再加上苦禪先生知名度高、影響大，上村喜賴只好把他放了。

 

不出苦禪先生所料，出獄後憲兵隊的一個日本憲兵幾次來到他家，表面上只是看看畫、聊聊天，實際上就是找線索摸情況。憲兵隊的一名中國翻譯也來過他家幾次，還流露出某些同情之意。苦禪先生警覺很高，只是畫畫兒，然後蓋上新刻的圖章“天逸囚窟生”，但沒有流露半點實情。

 

為地下黨籌集經費

 

這2000塊大洋解了地下組織為根據地購買藥品的燃眉之急，但苦禪先生從此再也沒有畫過扇面，這一次就把他畫“傷”了。

 

柳樹井2號聯絡站不能再用了，苦禪先生又從黃騏良那兒領來了新的任務：停止以前的一切工作，純粹以“賣畫為生”，為地下黨籌集經費。

 

1939年隆冬，寒風凜冽，苦禪先生身著單薄的長袍，攜長子李杭悄悄來到天津法租界濱江道永安飯店，舉辦“李苦禪畫展”。

 

苦禪先生的大寫意畫很受追捧，一時間永安飯店門庭若市，還沒正式開展，展出的60%畫作就都有了主兒。按當時的規矩，凡是有主的書畫，一律挂上紅布條兒，寫上收藏人的姓名。遲來的富商巨賈，面對挂著紅布條的佳作，只有望畫嘆息的份了。

 

7天的畫展結束後，苦禪先生立即讓地工組的成員把錢取走，給地下組織當經費。為了禦寒，父子倆只是買了頂帽子、一條圍脖兒，兩手空空地返回了北平家中。

 

轉年夏天，苦禪先生又攜長子李杭來到天津“三不管兒”租房作畫、賣畫。“三不管兒”一帶的百姓很喜歡這位豪爽健談、技藝超群、學識淵博的山東漢子，前來看作畫的人不少，聽聊天兒的人更多。富商、洋行闊佬又聞訊而來，10天內所有字畫搶購一空。苦禪先生父子守著賣畫鉅款，分文不動，又以同樣的方式迅速把錢交給前來取款的地工組成員。幾次來津獻藝賣畫，使苦禪先生名冠津門，許多人以為他賣畫發大財了，但無人知曉賣畫鉅款的真實去向。

 

年關就要到了，一個戴禮帽、穿大衣的胖商人來到了柳樹井2號，見到苦禪先生後，邊摘禮帽施禮邊把笑容全堆在臉上，開口説道：“李先生，久仰大名!您的禪畫太好了!我是前門商行的經理，想請您給鄙行畫幾個扇面，年節時送給生意上的朋友。您放心，潤格好商量，不會虧待您的。”

 

胖經理也許心太急了，一口氣説這麼一大片話，好不容易輪到苦禪先生能説話了。他請胖經理坐到凳子上，掩飾著心中的喜悅，同樣客氣地説：“您過獎。畫扇面可以，不知貴行需要幾個?”

 

一聽這話，胖經理立馬兒站了起來，又是滿臉笑容地説：“太謝謝李先生了。不是幾個，是100個。不知先生有空畫嗎?”

 

好傢夥，100個，這還是畫畫兒嗎?苦禪先生先是一愣，隨後説道：“貴行買賣真夠大的，扇面就需要100個。行，100個就100個。”

 

胖經理一聽苦禪先生答應了，笑得眼睛更小了：“李先生真是爽快之人，太好了。”説著説著，胖經理從衣兜裏取出一小袋銀元，接著説：“李先生，這是定金。我臘月二十八來取扇面，一言為定。”

 

胖經理告辭了，苦禪先生一算，離臘月二十八也沒有幾天了。如果按常規一個一個扇面地畫，肯定到期交不了活。

 

怎麼辦?苦禪先生打破常規，做了一個夾扇面的夾子，流水作業。這筆畫山石的話，就一口氣畫100個扇面的山石;這筆畫老鷹的眼睛，就一口氣畫100個扇面的老鷹眼睛。

 

苦禪先生沒日沒夜地畫，幾天下來就沒怎麼合眼，終於在臘月二十八之前畫好了100個扇面。胖經理如約付了2000塊大洋，滿意地拿走扇面送禮去了。

 

這2000塊大洋解了地下組織為根據地購買藥品的燃眉之急，但苦禪先生從此再也沒有畫過扇面——這一次就把他畫“傷”了。要不是為了給地下組織籌集經費，他是不會接受這種有違禪畫藝術的活兒。

 

盼望的時刻終於來到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了。

 

後來當人們問起苦禪先生參加抗日地下活動的事兒，他總是説：些許小事，不足挂齒。可是，到了十年動亂時期，苦禪先生被迫一遍遍地寫交代材料，他的抗日事跡，才逐漸傳出來。

 

“造反派”不相信，愣逼苦禪先生承認自己是“老反革命”、“老反共”。苦禪老人非常憤怒：我當年參加過八路的地下工作，不信你們調查去!有半點撒謊就判我死刑!

 

“造反派”威脅説：“你敢寫保證書嗎?”

 

苦禪先生揮筆寫道：“保證書：日本淪陷(北京)時所有一切漢奸事沒做過，新民青年會開畫展沒有參與過，而且這個名字我就不知道。如果有的話，我認罪，如查出，我以生命抵罪!”

 

寫罷，苦禪先生還按上了指印。

 

苦禪先生，好一個鐵骨錚錚的硬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