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淡泊背後的風華

錢鐘書與夫人楊絳

 

博學、恬淡、低調……這幾個詞彙都可用於描述楊絳和錢鐘書伉儷的公眾印象。

 

錢鐘書在世的時候，幾乎不見媒體記者，報刊和電視難見宣傳他的蹤影，甚至一些不重要的學術活動都不參加。錢鐘書去世後，楊絳也如出一轍，只忙她份內的事，堅守她和錢鐘書的文字世界。楊絳曾對記者説：“不見記者倒不是對媒體有偏見，主要是怕他們寫我們，破壞我們的安靜。”“我其實很羨慕做一個記者，假如我做記者我就做一個像《焦點訪談》那樣的跟蹤記者，或者戰地記者，有一定危險性和挑戰性。但是，我不願做追逐名人的記者，訪什麼名人呀!”

 

然而，就是這位淡泊處世的老者，她的作品曾被鄧小平作為國禮送給西班牙國王，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老人百歲華誕即將到來之時稱她為“國家的寶貴財富”。一代才女在“人生邊上”的思考閃耀著人生智慧……

 

才子佳人的世紀良緣 “緣起一面”

 

楊絳本名楊季康，她曾如此解釋自己的筆名來歷：“我家裏的姐姐妹妹嘴懶，總把‘季康’叫成‘絳’，由此‘楊絳’便成了筆名。”1941年，她在上海一家小學任代理教員時寫喜劇《稱心如意》，是第一次用筆名“楊絳”。1943年1月，《稱心如意》由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畢業生搬上舞臺，5月上海聯誼劇團在金都大戲院進行演出。

 

楊絳祖籍江蘇無錫，1911年7月17日出生於一個開明知識分子家中。父親楊蔭杭曾先後考入北洋公學、南洋公學，爾後又留學日本、美國。學而優則仕，楊蔭杭在日本和美國學的是法律，歸國後歷任民國政府江蘇省高等審判廳廳長、浙江省高等審判廳廳長、京師高等審判廳廳長、京師高等檢察長、司法部參事等職。

 

楊絳生在北京，未滿百日，隨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少年時代，楊絳在上海讀書。楊絳從小就學習好，但最淘氣頑皮，曾因為上課説話被罰站示眾，卻因不服兩人説話只罰一人而大哭到下課。

 

在蘇州東吳大學求學時，楊絳是班上的“筆桿子”，中英文俱佳。身為大家閨秀又是才女，楊絳卻全然未脫孩子般的淘氣。在東吳大學時，除了戲曲、歌咏、器樂演出外，她還很得意自己善於“削水片”，“一片薄磚或瓦片拋出去能在水面上跳十幾跳”。

 

1932年初，東吳大學因學潮停課，開學無期。楊絳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畢業在即，不能坐等著浪費時間，就想到燕京大學借讀，借讀手續由她的同學孫令銜請費孝通幫忙辦理。借讀燕京大學的手續辦妥，楊絳的父親不大放心，説：“你若能邀約到男女同學各3人同行，我便同意你去。”楊絳果然約到周芬、張令儀兩女生，孫令銜、徐獻瑜、沈福彭三位男生。張令儀本約定同行，但她臨上火車，變卦不走了。

 

1932年2月下旬，楊絳等5人北上。路上走了3天，到北平已是2月27日晚上。他們發現火車站上有個人在四處打探，原來是費孝通，他已是第三次來接站，前兩次都撲空。

 

楊絳一行5人須經考試方能註冊入學。楊絳考試結束後，便急著到清華大學去看望老友蔣恩鈿，孫令銜也要去清華看望表兄。這位表兄不是別人，正是錢鐘書。這是錢鐘書和楊絳第一次見面。

 

楊絳初見錢鐘書，只見他身著青布大褂，腳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鏡，渾身儒雅氣質，“蔚然而深秀”。而楊絳更有一番神韻。她個頭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溫婉和藹，人又聰明大方。匆匆一見，甚至沒説一句話，彼此竟相互難忘。

 

然而，孫令銜莫名其妙地告訴錢鐘書，説楊季康(楊絳原名)有男朋友，又跟楊絳説，他表兄已訂婚。錢鐘書存心要和楊絳好，定要孫令銜説清楚是怎麼回事。他寫信給楊絳，約她相會。見面後，錢鐘書開口第一句話就是：“我沒有訂婚。”楊絳説：“我也沒有男朋友。”兩人雖然沒有互傾愛慕，但從此書信往返，以後林間漫步，荷塘小憩，開始了他們長達60餘年的相濡以沫。或許這份“命中註定”可以追溯到更早，楊絳8歲的時候陪爸媽去無錫的一處舊宅看房子，那正是錢鐘書家租住的房子……

 

楊絳並不認為她和錢鐘書是“一見傾心”，因為之前楊絳就聽到過錢鐘書的“聰明和才華”，以及他的冒牌“未婚妻”。楊絳與錢鐘書交好以後，給費孝通寫過一封信，告訴他：“我有男朋友了。”

 

一天，費孝通來清華大學找楊絳“吵架”。費孝通認為他更有資格做楊絳的男朋友，因為他們已做了多年的朋友。費孝通此前曾問楊絳：“我們做個朋友可以嗎?”楊絳説：“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過渡;換句話説，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這回，楊絳的態度還是沒變：“若要照你現在的説法，我們不妨絕交。”費孝通很失望也很無奈，只得接受現實，仍跟楊絳做普通朋友。後來，費孝通與錢鐘書也成為朋友，與他們夫婦友好相處。

 

1979年4月，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訪問美國，錢鐘書和費孝通作為代表團成員，不僅一路同行，旅館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間，兩人關係處得不錯。錢鐘書出國前新買的一雙皮鞋，剛下飛機鞋跟就脫落了。費孝通手頭有外幣，馬上借錢給他修好。錢鐘書每天為楊絳記下詳細的日記，留待面交，所以不寄家信。費孝通主動送他郵票，讓他寄信。錢鐘書想想好笑，淘氣地借《圍城》裏趙辛楣曾對方鴻漸説的話，跟楊絳開玩笑：“我們是‘同情人’(指愛上同一個人)。”

 

錢鐘書去世後，費孝通曾去拜訪楊絳，楊絳送他下樓時説，“樓梯不好走，你以後也不要再‘知難而上’了。”但費孝通有新作出版，仍送楊絳“指正”，有時也派女兒或身邊工作人員探望楊絳。

 

1935年，楊絳與錢鐘書結婚。在別人印象中“書獃子”氣十足的錢鐘書，在生活上對楊絳卻是噓寒問暖、關懷備至。隨後，夫妻倆遊學于英、法。楊絳和錢鐘書都學西方文學，讀同一方面的書，都在圖書館埋頭用功，像書蟲那樣“飽蠹”，還相互交流。楊絳説：“我們文學上的‘交流’是我們感情的基礎。彼此有心得，交流是樂事、趣事。鍾書不是大詩人，但評論詩與文都專長。他知道我死心眼，愛先讀原著，有了自己的看法，再讀別人的評論或介紹。他讀到好書，知道我會喜歡的，就讓我也讀。”

 

楊絳愛讀詩，中文詩、外文詩都喜歡，也喜歡和錢鐘書一起談詩論詩。他們常常一同背詩玩兒，併發現如果兩人同把詩句中的某一個字忘了，怎麼湊也不合適，那個字準是全詩中最欠貼切的字。楊絳説：“妥貼的字，有黏性，忘不了。”

 

楊絳夫婦的生活儘管忙亂，然而錢鐘書的“癡氣”時而“發作”，為生活平添了幾分歡樂。據楊絳回憶：鍾書的“癡氣”書本裏灌注不下，還洋溢出來。我們在牛津時，他午睡，我臨帖，可是一個人寫寫字困勁上來，便睡著了。他醒來見我睡了，就飽蘸濃墨，想給我畫個花臉。可是他剛落筆我就醒了。他沒想到我的臉皮比宣紙還吃墨，洗凈墨痕，臉皮像紙一樣快洗破了，以後他不再惡作劇，只給我畫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鏡和鬍子，聊以過癮。

 

1937年，女兒錢瑗在英國出生。1938年，楊絳隨錢鐘書帶著1歲的女兒回國。

 

楊絳曾向錢鐘書轉述一位英國傳記作家對自己美滿婚姻的描述：我見到她之前，從未想到要結婚;我娶了她幾十年，從未後悔娶她;也未想過要娶別的女人。錢鐘書當即道，我和他一樣。楊絳説，我也一樣。

 

“絕無僅有地結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這是錢鐘書曾寫給楊絳的“贈語”。冰心生前則如此評價：“他們是現在中國作家中最美滿幸福的一對，學者才人，珠聯璧合，相得益彰!他們有風骨、風度，又有風趣，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可敬可愛的一對朋友。”

 

住“牛棚”的“模範夫妻” 相會菜園的佳話

 

在清華大學當研究生時，葉公超教授讓楊絳從英文翻譯一篇論文《共産主義是不可避免的嗎?》。楊絳並不熱心政治，那篇文章既沉悶又晦澀。楊絳曾回憶説：“我七翻八翻，總算翻出來了。”交了卷，卻得到葉公超的好評，沒有多久就在《新月》雜誌上刊登出來了。這是她的第一篇譯作。

 

日本投降後，楊絳一度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學院任外文系教授。她曾翻譯過英國傷感主義作家哥爾德斯密斯(1728-1774)的散文《世界公民》中的一段，起名《隨鐵大少回家》，發表在儲安平的雜誌《觀察》上，博得傅雷的稱讚。

 

解放戰爭勝利後，楊絳應聘到北京清華大學西語系任教。16世紀中期，西班牙出版的《小癩子》原名《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描述了一個卑賤窮苦孩子痛苦遭遇的故事。楊絳到清華大學工作後，讀了英譯本西班牙經典之作《小癩子》，很喜歡，就認真地把它譯了出來。後來得到法譯本，又重譯了一遍。可是，她又發現轉譯中的錯誤，於是又從西班牙原文第3次譯了這本小説。她認為“從原文翻譯，少繞一個彎，不僅容易，也免了不必要的錯誤”。

 

1953年院係調整後，楊絳被調至中國科學院哲學社科部(即後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任研究員，直到退休。

 

1958年全國“拔白旗”，楊絳的《論菲爾丁》是被拔的對象。楊絳曾説：“我這面不成樣的小白旗，給拔下來又撕得粉碎。”就此，她決心再不寫文章，遁入翻譯。

 

1966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那年8月9日，楊絳在外國文學研究所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被“揪出來”。從此開始了受污辱、受踐踏、挨批、挨鬥的日子。造反派給她剃了“陰陽頭”，派她在宿舍院內掃院子，在外文所內打掃廁所，住“牛棚”。餘下的時間作檢討、寫認罪書等等。3天后，錢鐘書也被打成“牛鬼蛇神”，受到紅衛兵和造反派的百般侮辱。錢鐘書屢遭無端攻擊與誣陷時，楊絳全力衛護他。造反派把忿怒灑在楊絳頭上，批鬥她給錢鐘書通風報信。楊絳沒有感到屈辱，反而認為值得自豪。

 

每天上班，他倆各自挂著自己精心製作的牌子，自己用毛筆工整地寫上“資産階級學術權威”等罪名，然後穿上繩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鑒賞。一天，錢鐘書在被揪鬥中，頭髮給人剃成縱橫兩道，成了“十”字怪頭，虧得楊絳一向是錢鐘書的“理髮師”，趕緊將“學士頭”改為“和尚頭”，抹掉了“十”字。儘管被批鬥，但他們的感情融洽到給人一種“膠著”的親密感。在被批鬥的日子裏，他們一同上下班，互相照顧，走時肩並肩，手挽手，被學部的人譽為“模範夫妻”。

 

1969年11月，錢鐘書被下放到信陽地區羅山縣。剛下去時，錢鐘書負責燒開水，成天圍著鍋爐燒水，燒得“兩鬢蒼蒼十指黑”!而且，冬天的北風老往爐膛裏灌，水老燒不開。次年7月，楊絳也被下放到“五七幹校”。楊絳被分配在菜園班，每天早出晚歸，集體勞動，還參與過掘井的工作。“我以菜園為中心的日常活動，就好比蜘蛛踞坐菜園裏，圍繞著四週各點吐絲結網;網裏常會留住些瑣細的見聞、飄忽的隨感。”

 

菜園距離錢鐘書的宿舍不過10多分鐘的路。當時，錢鐘書負責看守工具，楊絳的班長常派她去借工具，於是，“同伴都笑嘻嘻地看我興衝沖走去走回，借了又還”。後來，錢鐘書改任專職通訊員，每次收取報紙信件都要經過這片菜園，夫婦倆經常可以在菜園相會。“這樣，我們老夫婦就經常可在菜園相會，遠勝於舊小説、戲劇裏後花園私相約會的情人了。”楊絳陪錢鐘書走一段路，再趕回去守菜園，“目送他的背影漸遠漸小，漸漸消失”。傳統戲曲中的才子佳人相會後花園，在這裡有了新的演繹。他們在風和日麗時，就同在渠岸上坐一會兒，曬曬太陽;有時站著説幾句話就走。錢鐘書平日三言兩語，斷續寫就的信，就在這時親自交給楊絳。魚雁往來，給他們生活增加了慰藉。

 

10年的劫難，10年的緘默，10年的荒廢，對於惜時如金，以寫作為生命的楊絳夫婦來説，該是一場多麼痛苦的災難，一種多麼罕見的浪費。曾有人問楊絳：“你們有沒有為自己當初沒有離開大陸而後悔?”楊絳説：“我們愛中國的文化，我們是文化人，中國的語言是我們喝奶時喝下去的，我們是怎麼也不肯放棄的。”“沒有什麼後悔的，人活著不一定全是為了享福。”10年“牛鬼蛇神”生涯，讓楊絳對民族、對民生、對苦難有了最深刻的體驗。

 

“文革”結束後，楊絳和錢鐘書獲得了自由，終於又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家中。浪費了整整10年的光陰，他們決定整天閉門自守，什麼地方也不去了，終日沉溺于自己的學問事業。被選為政協委員的錢鐘書也總是因病“逃會”，不理“政事”。在他們眼裏一切的名利都如浮雲，惟有時間重於黃金。浩劫過後，她才重新提筆。她的《幹校六記》悲涼中包含詼諧;《洗澡》則是智趣地描繪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群像”。楊絳超凡的知性令她看得透人性的缺陷與局限，但她的理解和包容又讓她下筆敦厚而溫婉。

 

即便在動蕩的年月，楊絳也沒有放棄學術研究，通曉英、法兩國語言的楊絳，近60歲時，從零開始學習西班牙語，並翻譯了《堂吉訶德》。1978年楊絳翻譯的《堂吉訶德》中譯本出版時，正好西班牙國王訪問中國，鄧小平把它作為禮物送給了西班牙國王。後來，西班牙國王授予楊絳“智慧國王阿方索十世勳章”，以表彰她為西班牙文學在中國的傳播做出的傑出貢獻。她的譯本至今都被公認為佳作，已累計發行近百萬冊，是該書譯本當中發行數最多的。

 

以羸弱的身軀挺立著“打掃現場”

 

也許在很多人看來，與錢、楊相比，作為女兒的錢瑗實在是太普通了：一個普普通通的教師，一個在生活中辛苦奔波的趕路者，一個被父母視如掌上明珠卻難逃命運劫數的女兒。直到楊絳的《我們仨》面世之後，他們的愛女錢瑗才始為公眾所知。

 

錢瑗自幼通曉英文，後在北京師範大學學了俄文。她的外語才能精湛，她的學識淵博，她的目光敏銳堅定，在大學任教時勇於創新，開創了“實用外語文體學”。錢瑗作為一個大學教師，無論是在教學領域還是科研著述上，她都取得了很多人無法企及的成就，也贏得了同行的各種讚譽與尊敬。在楊絳眼裏，“我的生平傑作就是一個錢瑗”。楊絳曾誇女兒教出的學生，到處都是搶著要的;女兒備課備得很仔細，所有例證都很好玩，學生都愛聽。楊絳誇女兒是個標準的共産黨員，“去講課從不打的，有一次忙得穿了一隻黑鞋，一隻黃色的鞋，沒辦法，找人借了一雙鞋。她回來跟我説鬧了一個大笑話，我就笑了。我心疼她，我總讓她打的去，她總是不肯，怕人家看見，我説她是‘賠錢養汗’”。

 

錢瑗後來患肺癌轉脊椎癌，1996年初住院已是癌症末期。入住醫院以後，錢瑗已非常衰弱，可能預感來日無多，儘管忍受著疾病和治療的折磨，還想利用她躺在床上無所事事的時間，把過去和爸爸媽媽一起生活的點點滴滴，寫下留為紀念。1996年11月3日，醫院報病危，楊絳方知實情，忙勸女兒“養病要緊，勿勞神”。錢瑗無奈只好停筆，結果停筆後的第5天就去世了……她想寫的《我們仨》就只得由母親楊絳來完成了。

 

獨生女兒錢瑗的病逝，對楊絳的打擊幾乎是致命的。白髮人送黑髮人該是何等的痛苦!女兒離世時，錢鐘書臥病醫院，楊絳怕他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擊，暫時不敢把女兒去世的噩耗告訴他，獨自承擔了一切悲哀。從《我們仨》一書中可以看到，從女兒病重住院開始，一直到去世，楊絳始終用一種詩意的夢境來表達她的悲哀，文字雖然簡練，哀傷卻是層層遞進、浸入骨髓的：“我覺得我的心上給捅了一下，綻出一個血泡，像一隻飽含著熱淚的眼睛。”“我的心上又綻出幾個血泡，添了幾隻飽含熱淚的眼睛。”“我的心上連連地綻出一隻又一隻飽含熱淚的眼睛。”“我心上蓋滿了一隻一隻飽含熱淚的眼睛，這時一齊流下來……”

 

還沒有從喪女的悲哀中解脫，翌年12月19日，相伴了60多載的丈夫錢鐘書又離她而去。遵循錢鐘書遺囑，後事一切從簡，不設靈堂，不舉行告別儀式，懇辭花籃花圈，也不留骨灰。楊絳一直陪送錢鐘書的遺體到焚化爐前，久久不肯離去，難捨難分。

 

幾年的時間裏，兩個親人先後住院，又先後去世。楊絳就生活在家與兩個醫院的往返奔波之中。那時錢鐘書已經不能進食，為了給丈夫加強營養，楊絳每天都要為他熬西洋參湯，打各種各樣的果泥、菜泥、肉泥和用針一根根把刺挑出來的魚肉泥。然後再送到醫院。天天這麼打，天天這麼送，風雨無阻……她瘦小的身軀，仿佛隨時都有可能倒下，但卻總在那裏堅持著。

 

這個家庭曾經是那麼和諧溫馨，兩年間失去了兩個至親之人，只留下88歲高齡的楊絳孑然一身。這個打擊是致命的，是痛徹心肺的，不是一般人能挺過來的。她整個人像被掏空了一樣，可是她卻沒有躺倒，楊絳以她那羸弱的身軀挺過來了。這讓楊絳對生、老、病、死有了透徹的領悟，希望自己能夠“死者如生，生者無愧”(錢鐘書語)。家裏的一切都保持女兒和丈夫在世時的舊樣。楊絳經歷過許多變故，但她卻總能以處亂不驚的樂觀心態安然渡過難關，實屬不易!她説，我不能倒，我還有很多事要做!“他們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鍾書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去呢?我壓根兒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間，打掃現場，盡我應盡的責任。”

 

早在1994年，錢鐘書患病割去一個腎臟，住院期間，楊絳守護在身邊，幫助他解脫痛苦，給予安慰。楊絳曾在給著名翻譯家高莽的信中寫道：“鍾書仍重病。我盡力保養自己，爭求‘夫在前，妻在後’，錯了次序就糟糕了。”

 

她的責任太多、太重、太複雜了。4麻袋手稿和讀書筆記，收藏的文物，全家的東西，都得要她親手處置。可是這時的楊絳早已身心交瘁，連走路都要扶著墻壁。她要讓自己傷痛的心靜下來，要喘一口氣，尋找一個使精神得以安寧的港灣。從中外賢哲的書中，她終於選中了柏拉圖的《斐多》，決定通過翻譯這本書來忘掉自己。

 

晚年，楊絳開始“打掃現場”，以驚人的毅力整理錢鐘書的手稿書信。錢鐘書的手稿多達7萬餘頁，涉獵題材之廣、數量之大、內容之豐富，令人嘆為觀止。手稿多年隨著主人顛沛流轉，從國外到國內，由上海至北京，下過幹校，住過辦公室，歷經磨難，傷痕纍纍。紙張大多發黃變脆，有的已模糊破損、字跡難辨。

 

錢鐘書手稿的文字密密麻麻，重重疊疊，整理起來十分辛苦。楊絳説：“他擺得一攤一攤的，他的亂雖然亂，但他自己知道什麼東西放在哪兒，一拿就有。等到我來弄，就不知道了。有的東西拼得對上了，有的對不上，這樣接起來費了不少時間。”虧得楊絳耐心細心，一張張輕輕揭下，緩緩抹平，粘補缺損，分類裝訂，認真編校、訂正……

 

2003年，《錢鐘書手稿集》(影印本，40卷)能及時與讀者見面，楊絳功不可沒。幾年來，楊絳以全家3人的名義將高達數百萬元的稿費和版稅全部捐贈給母校清華大學，設立“好讀書”獎學金，以獎掖那些好學上進、成績優秀、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使他們能無後顧之憂地完成學業。對此，楊絳風趣地説：“其中當然有《堂吉訶德》的很大貢獻，這説明堂吉訶德沒有死，他還在中國實行他的騎士道呢!”

 

楊絳被更多讀者熟悉，是她進入晚年後，歲月的積澱賦予她深厚又和婉的智慧光華，像下午四五點鐘的陽光，絢麗、柔美、暖和，卻毫不刺目。也曾有人説，讀楊先生的文章，能夠感受到一種文字之外的信息，感受到一種沉潛的定力，任何塵世繁華都無法令其動搖。但是，最難能可貴之處還不在此，最可貴最感人的是楊先生的真誠。無論做人還是作文，她都從不作秀，不自欺，不欺人，實事求是，樸實無華，無偽地面對一切。因此，她的文章就具有了震撼力。

 

楊絳現在開始漫不經心地整理自己的作品，她説：做完他們的事情，心裏才踏實，剩下我自己的事，已經不要緊了，即使現在走了，也可放心了!

 

“走在人生邊上”的長壽智者

 

 

2011年1月25日下午，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來到楊絳家中，送上插滿鮮花的花籃，給楊絳拜年，並祝她健康長壽。賈慶林深情地説，楊先生涉獵的領域非常廣泛，在創作、翻譯、評論、劇作等領域都傾注了心血，卓有建樹，影響深遠。“您崇高的精神境界、淡泊謙遜的人生態度、孜孜不倦的學術追求，我們感到由衷地敬佩。”

 

楊絳一直非常低調，不太喜歡過生日。已是期頤之年，楊絳仍然筆耕不輟，每天伏案工作，翻譯和創作了大量作品。顯然，堅持鍛鍊是老人長壽的一大要訣。楊絳習慣早上散步、做體操，慢慢做各種動作，時常徘徊樹下，低吟淺咏，流連忘返，呼吸清爽怡人的新鮮空氣。高齡後，以前堅持的戶外散步改為每天在家裏慢走7000步，彎腰還能手碰到地面，腿腳也很靈活。此外，她獨特、深刻而又豐富的精神境界裏，或許蘊含著獨到的長壽經驗。上蒼不會讓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一個人身上---得到了愛情未必擁有金錢;擁有金錢未必得到快樂;得到快樂未必擁有健康;擁有健康未必一切都會如願以償。保持知足常樂的心態，才是淬煉心智、凈化心靈的最佳途徑。這一點，寧靜淡泊的楊絳做到了。她認為一切快樂的享受都屬於精神的，這種快樂把忍受變為享受，是精神對於物質的大勝利。這便是她的人生哲學與養生哲學。

 

“簡樸的生活、高貴的靈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這是楊絳非常喜歡的名言。在許多朋友眼裏，楊絳生活異常儉樸、為人低調，從不張揚，從不趨炎附勢。她的寓所，沒有進行過任何裝修，水泥地面，非常過時的櫃子、桌子，老舊的樣式，始終安之若素，室內沒有昂貴的擺設，入眼只有濃濃的書卷氣。楊絳説：“我家沒有書房，只有一間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廳，但每間屋子裏有書櫃，都有書桌，所以隨處都是書房。”一些淡雅的花草，散擺在案頭和陽臺，給她帶來一些春的氣息。楊絳總是説，我這樣已經很好了，這是我們自己的一種生存方式。

 

曾有人評論説，從楊絳涉足文壇開始，她堅持寫作時心靈的自由表達，既不訴諸個人功利，也沒有文學啟蒙的救世主情結，而是抒發自我、關注個體，堅持知識分子的獨立姿態，與文學的時代潮流始終保持距離。這種創作態度代表著一類知識分子清高孤傲和明哲保身的價值取向，傾向於以文自娛或以文養身的貴族氣，這類知識分子往往容易為主流話語所遮蔽。

 

楊絳不承認自己是作家、翻譯家，只認為自己只幹了一些本職工作。其實老人可謂著作等身，劇本有《稱心如意》、《弄真成假》、《風絮》;小説有《倒影集》、《洗澡》;論集有《春泥集》、《關於小説》;譯作有《小癩子》、《吉爾·布拉斯》、《堂吉訶德》、《斐多》……即使年過九旬，楊絳也為世人呈獻了閃耀著她人生智慧的《我們仨》和《走到人生邊上》。然而，楊絳笑言自己“一事無成”。

 

楊絳精通英法兩國的文字，晚年又自學了西班牙文。她説：“我翻譯的書很少，所涉及又很窄，幾部小説之外，偶有些文藝理論，還有小説裏附帶的詩，僅此而已。”“但是我翻譯的一字一句，往往左改右改、七改八改，總覺得難臻完善……”從中可以感受到她鍥而不捨、精益求精的精神。她説：“翻譯是一項苦差事，我曾比之於‘一仆二主’。譯者同時得伺候兩個主子。一個洋主子是原文作品。原文的一句句、一字字都要求依順，不容違拗，也不得敷衍了事。另一個主子是譯本的本國讀者。他們要求看到原作的本來面貌，卻又得依順他們的語言習慣。我作為譯者，對‘洋主子’盡責，只是為了對本國讀者盡忠。我對自己譯本的讀者，恰如俗語所稱‘孝順的廚子’，主人越吃的多，或者吃的主人越多，我就越發稱心愜意，覺得苦差事沒有白當，辛苦一場也是值得。”

 

如果説楊絳先前的作品關照的是世事，是社會，那她晚年的作品則是在關照自己。那些文字是對至親的、但不可再見之人的耳語，是她千千情結之心的獨白，因而更顯生命的沉重，也更顯思想的精邃和綺麗。2007年，95歲的楊絳出版了散文集《走到人生邊上》。每個人遲早都要面對死亡，無論是佛教、道教還是基督教，對於死亡都有一套自己的解釋系統。《走到人生邊上》可以看作是楊絳對於生死以及人的本性、靈魂等哲學命題的一次終極思考。按照她自己的説法，“我試圖擺脫一切成見，按照合理的規律，合乎邏輯的推理，依靠世紀生活經驗，自己思考。我要從平時不在意的地方，發現問題，解答問題;能證實的予以肯定，不能證實的存疑。這樣一步一步自問自答，看能探索多遠。好在我是一個平平常常的人，無黨無派，也不是教徒，沒什麼條條框框阻礙我思想的自由。”文章一如她的風格不疾不徐，有條有理，顯現了楊絳的睿智多思。

 

有一年楊絳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請她“出山”，召開作品研討會。對此，楊絳坦陳：“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麼賣書的事情，就不是我該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開不開研討會---其實應該叫做檢討會，也不是我的事情。讀過我書的人都可以提意見的。”她謝絕出席研討會。

 

楊絳一向認為研討會應該叫做“檢討會”，否則“它對作家來説就沒有多大意義。我不參加‘檢討會’，不是不打算接受批評，而是我寫過了，看不看是讀者的事，我不能強迫任何人看我的東西。而且我已經把多年來受到的批評，改在了實際作品中”。

 

即便是中國社科院主辦的紀念錢鐘書誕辰100週年的學術研討會，楊絳也沒有出席，為的是恪守她與錢鐘書的諾言，“錢鐘書生前跟我説，自己去了以後，不要搞任何形式的紀念會”。

 

如今，閉門謝客的楊絳過著一個普通老人的生活，耳朵聽力有些背，視力也下降了。她曾對記者説：“最大的問題就是打擾特別多，尤其是電話太多，我真擔心自己的時間是不是就這樣會被消耗掉。你能不能代我轉達給那些想來採訪或看望我的朋友們，楊絳謝謝他們的關心，但千萬不要過來看我。你想，即使大家來了，就算同我聊了一天，又能怎麼樣?我們也不可能只憑這一天交談就成了朋友吧，還是請大家給我留些時間吧，那樣我寫些文章出來，大家看到後就權當成我寫給大家的一封信吧。”走在人生邊上的楊絳，以其高風亮節和堅忍頑強，挺起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脊梁。

 

本文原載于《世紀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