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香蘭：中日兩國都曾紅極一時的明星

2014年9月7日，抗日戰爭時期著名藝人李香蘭(本名：山口淑子)在日本東京的家中去世，享年94歲。李香蘭去世之後，老上海的“七大歌星”尚健在的只剩姚莉一人。

 

天海佑希、上戶彩、許瑋寧……螢幕上曾有過多個李香蘭的形象，以至於人們常常忘記了她在離開上海灘後還活了那麼久，甚至忘記了李香蘭是一個真實存在過的人。她已經變成一個符號，承載了歷史的不同面相。

 

在戰時的中日都紅極一時的明星

 

先從李香蘭的名字説起。她有好幾個名字，每個名字都是一段歷史。

 

1920年2月12日，李香蘭出生於奉天省北煙臺(今遼寧省燈塔市)，祖籍日本佐賀縣，本名山口淑子。她出生於日本一個漢學世家，父親叫山口文雄，後任職于“滿鐵”(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公司。

 

山口淑子在撫順度過童年，討厭算數，喜歡音樂，在父親的教育下説得一口流利的中文。1932年，12歲的山口淑子親歷“平頂山慘案”。中國礦工的被屠殺讓她終身難忘。這次事件，亦成為其父山口文雄的人生轉捩點。因為和中國人的親密關係，他被日本當局懷疑有“通敵行為”，只能無奈舉家移居奉天。

 

1933年，她被父親的義兄弟、瀋陽銀行經理李際春將軍收為義女，起中文名為“李香蘭”。同年，李香蘭患肺病，後經俄羅斯好友柳芭推薦，拜俄羅斯著名歌劇演員波多列索夫夫人為師學習花腔女高音，曾在滿洲國的流行歌曲大賞賽中獲得頭獎。李香蘭亦為天津市長潘毓桂義女，曾以潘淑華之名義在北平翊教女子中學就學，1937年畢業。然而李香蘭也好，潘淑華也好，她從不公開自己的身世;説得一口非常標準京片子的她一直被當作地道的北京人。

 

然而從這時候起，李香蘭已開始困惑于自己的身份認同。她在自傳《此生名為李香蘭》中寫道，有一次她受好友之邀去參加一個聚會，結果發現那是一場聲討日本侵略者的集會。領頭者發問道：“日軍捏造了偽滿洲國，從東北在向這裡逼近。假如日軍越過北京城墻打進來了，大家都怎麼辦?”面對這個質問，李香蘭的回答是：“我會站在北京的城墻上。”對她而言，日本是“祖國”，而中國則是“故國”，站在城墻上被任何一方打死或許是唯一合適的選擇。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佔領東三省後，中國電影也因此産生了一個怪胎——日本佔領當局直接操縱與控制下的淪陷區電影。1937-1945年，看似一片空白的中國影視留下了特殊的印記。

 

1937，李香蘭畢業于北京翊教女子學院。由於在電臺所演唱的中國歌曲轟動一時，被“滿映”(全稱為“株式會社滿洲映畫協會”，又名滿洲電影股份公司)發現。1938年6月，李香蘭被聘為“滿映”特邀演員。

 

1938至1940年間，她相繼拍攝了《蜜月快車》、《富貴春夢》等影片，這幾部影片多為“滿映”的國策片，政治上宣傳“五族協和”，是為赤裸裸的宣傳品。然而由於李香蘭的天資聰慧及形象出眾，這些影片很快在日本走紅。和她同時代的明星周璇、白光、陳雲裳一樣，李香蘭能歌能演，較之早她十年、只會演不會唱的影星胡蝶、阮玲玉來説更為多才多藝。

 

1920年2月12日，李香蘭出生於奉天省北煙臺(今遼寧省燈塔市)，祖籍日本佐賀縣。

 

在《大陸三部曲》中，李香蘭塑造的天真的、愛上日本男人的中國女孩形象，正好滿足了日本觀眾對中國充滿優越感的想像。

 

對於日本人來説，她是最理想的“中國”或者説“滿洲國”女性代表——聰明美麗，形象健康，且受過良好的教育。

 

這些影片理所當然地引起中國人的反感。而此時的李香蘭，已經因為扮演“中國人”入戲太深而對自己的身份更為混淆。在《萬世流芳》的記者會上，曾有年輕記者質問她作為中國人為何接拍辱華的《大陸三部曲》。李香蘭沉默已久，回答：“那時候二十歲都不到，還不懂事，犯了錯。我現在非常後悔，我在這裡向大家道歉，請大家原諒我。以後我再也不會重蹈覆轍了。”

 

這只是李香蘭演藝事業中的小插曲。以1942年為界，之前的她在日本紅過在中國，1942年之後她在中國亦成為當紅明星。

 

1942年，李香蘭離開“滿映”來到上海。一部以林則徐禁煙為背景的《萬世流芳》和當時的另一部影片《木蘭從軍》一起被解讀為借古諷今的愛國題材影片，從而大紅。作為戰時唯一一個在侵略(日本)與被侵略(中國)的兩國都受到歡迎的女星，李香蘭是一個特例般的存在。

 

相比李香蘭的電影成就，她的音樂更為人所記得——《漁家女》、《昭君怨》，以及鼎鼎大名的《夜來香》。

 

李香蘭演唱的《夜來香》至今仍是難以超越的版本。當時上海灘的歌星很多，受過專業美聲訓練的卻很少。李香蘭是上海灘第一個混合花腔女高音和通俗歌曲的演唱方式來演繹時代歌曲的歌手。她的作品有很強的藝術歌屬性。李香蘭亦是一個用功的歌手，在與黎錦光、陳歌辛、姚敏等音樂家的合作中總是先和他們充分溝通，再進棚錄音。

 

噩夢醒來之後

 

太平洋戰爭開戰前期，她在“日本劇場”的演出受到觀眾的熱情捧場。多達七圈半的影迷包圍在她身邊發生混亂，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當時，她曾收到了日本外交大臣松崗洋右的長子松崗謙一郎的來信。信上説：“人的價值不能用有無名氣來衡量。人的價值並不表現在人的表面，你應該珍重自己。現在是個人價值被愚弄的時代，你必須更加尊重自己，否則只能被國家時局擺布。希望你永遠自尊自愛。”在日本歷史最黑暗的一個時期，戰後被定為戰犯的松崗外相之子，給一個冒充中國人(或“滿洲人”)併為日本的遠東政策效力的女明星寫這樣的信，令人意外。

 

日本敗退後，李香蘭被判為“漢奸”入獄，命懸一線之際，童年朋友柳芭為她帶來證明日本人身份的出生紙，才使她得以“山口淑子”的身份被遣送回日本。乘船離滬那天，受到很大驚嚇的李香蘭躲在船艙廁所不敢出來。汽笛響起，她聽到廣播裏在放她所唱的《夜來香》，回蕩在黃浦江上。

 

李香蘭僥倖活了下來，她傳説中的戀人劉吶鷗和“哥哥”川島芳子卻沒有。日本雜誌《東京人》載過名為《李香蘭所見到的摩登上海》的訪談，李香蘭説：“劉吶鷗被暗殺的一九四零年九月的那一天，我和劉吶鷗約好在派克飯店等候他，但是不管怎麼等，他都沒有來。”

 

在上海期間，她的另一段感情和音樂家陳歌辛有關。在陳歌辛的兒子陳鋼的一篇文章中，他記下了李香蘭曾對她説過的話：“你爸爸是個美男子，要不是因為有了你媽媽和你們，我就嫁給他了……”二人的故事不得而知，李香蘭亦未在自傳中著絲毫筆墨，卻在與陳鋼的見面中一首一首的回憶陳歌辛為她寫的歌，比如《海燕》和《忘憂草》。

 

1946年，九死一生的李香蘭回到日本。當時的她不想再用“李香蘭”這個名字，卻迫於生計繼續以這個名字赴港為邵氏影業拍片，畢竟邵氏看重的是“李香蘭”三個字的價值。這些影片多為古代民間傳説中的愛情故事。回到日本之後，李香蘭拍的也是愛情片。後來她赴好萊塢發展，當地媒體問她：“你來有什麼想學的嗎?”她答：“我想學吻戲。”

 

好萊塢歸來，她再為邵氏拍攝《一夜風流》的時候，吻戲已經落落大方不在話下了。

 

1959年李香蘭與日本外交官大鷹弘再婚，中止了跌宕起伏的演藝人生。婚後改姓大鷹的她，在1969年圓了記者夢，當起了富士電視臺的節目主持人，還前往越南、柬埔寨、中東等戰爭前線，採訪過阿拉法特、曼德拉等風雲人物。

 

此後她投身政界，1974年當選為參議院議員，連任3屆，為日本的外交事業奔波世界各地。

 

李香蘭曾在自傳中説過：“一個被時代、被一種虛妄的政策所愚弄的人，如果惡夢醒來後能夠有機會對當時的作為反思，或者加以説明解釋，也是幸福的。”

 

還好，李香蘭活得夠長，歷史給了她這樣的機會。

 

1978年，李香蘭曾以政治家、友好人士的身份來華訪問。同年8月，她含著眼淚看了中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的實況轉播。

 

1981年，李香蘭邀請黎錦光赴日，一起修復整理一批當年從上海運至日本的老唱片。當年日本即將戰敗，資源緊張，遂運了一批上海的唱片赴日以做彈藥。後日本戰敗，很多唱片來不及被回爐重造，於是才有了後來修復的機會。

 

1992年，為慶祝中日建交二十週年，日本四季劇團根據李香蘭自傳改編的音樂劇《李香蘭》來華演出，日本前首相竹下登專程到大連參加《李香蘭》的首演式。劇中李香蘭被塑造成一個“歷史的犧牲者”，成為日本侵華政策的工具，受到中國人民的仇恨。音樂劇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最終表達了“日中不再戰，我們同是黑髮黑眼睛”的和平摯願。

 

2004年，84歲的李香蘭接受了《環球時報》的採訪。她希望中國的年輕人了解她的命運，借此促進日中兩國關係的發展。“中國和日本是我的‘母親之國’和‘父親之國’，我最不希望見到兩國的友好關係出現問題。周恩來總理説過要以史為鑒，面向未來，日本人應該用自己的良知清算過去，兩國年輕人更應用全新的廣闊視野，認真考慮將來如何友好相處。”

 

2005年，李香蘭發表長文，勸誡時任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不要參拜靖國神社，原因是“那會深深傷害中國人的心” 。

 

中日和平，是曾希望“站在北京城墻上”面對兩國戰爭的李香蘭一生的願望。

 

(注：上海大學影視藝術技術學院副教授石川、上海音樂學院藝術管理系副主任王勇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