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一手撐世界，一手寫文章

馮驥才

 

2015年北京圖書訂貨會于1月8日到10日在北京國際展覽中心舉行，780余家參展單位攜50萬種圖書參展，作家馮驥才、遲子建、畢飛宇、阿來、曹文軒等將在會展期間舉行現場講座、交流。昨日，馮驥才從天津趕來現場，並舉行了共六本新書的發佈會。

 

北京圖書訂貨會自1987年創辦以來，至今已舉辦第27屆，現已成為亞洲最大的華文圖書訂貨會。

 

轉型活動家的文學家

 

因為作品《挑山工》被選入全國小學語文教材，全國人民都知道了作家馮驥才。在當代文學史中，這名學畫出身的作家先以傷痕文學登上文壇，而後又以市井小説名世，作家阿城曾評價這種風格為天津式的“侃”：“調侃自己，應對神速，幽默嫵媚，像蚌生的珠而不必圓形，質好多變。”

 

但翻看馮驥才的履歷，可以發現“作家”被夾在越來越多的顯赫頭銜中，已經毫不起眼：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國際民間藝術組織(IOV)副主席、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乃至在天津大學，還有一個“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簡單地從這些材料推斷，或許能得出一個結論：如今的馮驥才大約是一個社會活動家了。

 

在當下，一個文學家轉型成“活動家”往往容易被套進資源變現的思路來理解，但對馮驥才來説，他即便在變現，也並非為了自己：之所以有這些頭銜加身，是為了更好地保護民間文化。2003年開始，他發起了中國民間文化遺産搶救工程的普查工作;2004年他成立了“馮驥才民間文化基金會”，用以調動社會力量搶救、保護民間文化遺存和民間文化傳人;2009年他建立了中國第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數據中心，存錄了中國民間文化遺産搶救工程田野普查中所獲得的數百萬字的文字資料、幾十萬張圖片資料、幾千小時的錄音資料和上千小時的影像資料。

 

今年2月，他就滿73周歲了，外人覺得他不像70多歲，他自己也“忘記年齡所以永遠年輕”，但坦言很多時候，會發現自己“勁頂不上來了”。“我做這麼多事，包括在天津大學帶研究生，就是希望把這種責任交給年輕人，要讓他們知道，重要的不是知識，而是思想。”

 

昨日他從天津趕來圖書訂貨會現場並帶來六部新書，其中有些書甚至是前天晚上剛從印廠下來的。六部書裏不難看出這個“活動家”的責任感，比如他對傳統村落保護的調研，對最後一代挑山工的口述史呈現;而在他的詩詞題畫結集、雕像收藏賞玩中，也能體現一個知識者的趣味。但如果問這位作家最想寫什麼，他毫不猶豫地回答：“國民性。”

 

這可以看做他1980年代以來那些市井小説中潛伏的主題，但這些年來，思考在延續，創作卻不斷被延宕。如同很多人在地鐵、公交車上一手扶欄杆，一手發短信，馮驥才説自己現在也處於“一隻手撐住外面的事情，一隻手趕緊寫”的狀況。而2015年裏，他有一個願望，就是做完《俗世奇人》的第二部：一年多前他就已經寫完了，只是擱在那裏，沒有時間修改。“我也希望年輕人趕緊頂上去，可以讓我去做我的老本行：寫作。”

 

五花八門六本書

 

昨日發佈的六部新書可以看作馮驥才對外撐住的那片天：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的《俄羅斯雙城記》、《中國傳統村落立檔調查田野手冊》、《中國傳統村落立檔調查範本》，中華書局出版的《鬼斧神工——中國歷代雕塑藏品集》、《心居清品》以及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泰山挑山工紀事》。

 

馮驥才以“五花八門”為這場發佈會命名，除了新書的主題五花八門，他還認為，作為一個作家，這幾部書的寫法也是五花八門，“對我來説其中有些也是很新鮮、從沒寫過的方式。”

 

近些年來，相比小説創作，馮驥才更像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的身體力行者，為保護中國古村落鼓呼奔走十餘年。借著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參事、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等社會身份，馮驥才多次提出與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有關的提案或建議。在他看來，目前國家對傳統村落保護的意識，在世界範圍內已屬於領先。“國家撥款100億元用於古村落保護，相當於一個村可以分到300萬元，這個錢在保護上是足夠了，但怎麼花到位，需要我們知識界的努力。”

 

目前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中國攝影家協會已開始進行傳統村落的調查立檔工作，這是我國對五千年的農耕家園及文明首次進行全面的盤點與記錄，而馮驥才的《中國傳統村落立檔田野調查手冊》與《中國傳統村落立檔調查範本》，正是這項調查的工作手冊與樣本分析：前者制定了統一標準、規範與要求，以保證工作的有序與最終成果的科學與完整;後者則擇取了傳統村落的兩個代表——山西晉中後溝村和張壁村，製作成完整的調查範本，作為各地調查和登記的樣本使用。

 

馮驥才介紹，這兩本書的初衷是他有感於已經消失在中國大地上的90萬個古村落，想為傳統村落留下檔案，本來只是由自己的團隊編寫使用，未公開發行。但問世之後，全國有大量志願者對此發生興趣，因此借此機會出版發行。

 

而《俄羅斯雙城記》則是馮驥才的圖文並茂的旅行日記。2002年馮驥才曾訪問俄羅斯，並寫成《傾聽俄羅斯》一書。2014年9月，馮驥才再訪俄羅斯，在聖彼得堡與莫斯科待了19天，個中見聞感受思考，他寫進了《俄羅斯雙城記》。現場他頗為得意地介紹，這部書他用了高科技寫作方式：每天晚上用iPad記錄，然後存進郵箱，回國後再統一整理成書。

 

對馮驥才這幾代中國人來説，書寫俄羅斯，絕不會是僅僅書寫一個鄰邦，所照見、所尋找的往往更是中國。“近百年間中俄之間淵源太深，有過共同的歷史歷程，過深的交往，今天仍舊彼此糾結，任何一個中國的成年人到了俄羅斯都會感觸良多：由他們比自己，由自己比他們。”在序言中馮驥才寫道。

 

《心居清品》則是另一種新鮮：馮驥才平時有寫近體詩習慣，以毛筆手書，有時還配一些題圖。他自己本來並不當一回事，信手題之，隨手收之，有時甚至直接送了人。但後來發現這類手稿出現在拍賣行裏，別人告訴他這有拍賣價值：不僅有書法價值，也有文學價值，“那我就想不如把這些都出版了吧。”馮驥才説。

而《鬼斧神工——中國歷代雕塑藏品集》，展現的是馮驥才收藏家的一面，這也是馮驥才首次用出版的方式介紹自己收藏的冰山一角：雕塑。“主要是從中國雕塑史的角度來推薦給讀者，但關於這些收藏背後的故事，不知道將來有沒有機會來寫。”馮驥才説。

 

最後一代挑山工

 

1981年馮驥才將自己的泰山見聞寫成散文《挑山工》，1983年該文入選高中語文課本，後進入小學語文課本。“80後念過書的中國人，都知道挑山工。”昨日在現場，馮驥才説。

 

但有觀眾問他：挑山工這一職業的出現是與過去的苦日子相關，現在日子好過了，為什麼還有挑山工?

 

“日子好過的是城市人，他們還是在受苦，還是在做挑山工。”馮驥才回答。

 

去年馮驥才再登泰山，為中國最後一代挑山工做口述史，成為昨日的第六本書：《泰山挑山工紀事》。他看到的挑山工們，仍然過著艱苦到城市人無法想像的生活：住的房子僅一米多高，十分逼仄。一名女挑山工為他挑行李到泰安車站，收費僅一塊二。在他的採訪中，最年輕的一名挑山工也已經45歲了。“背100斤的負擔，爬1000多米的山，這種苦現在沒人再願意吃了。”馮驥才感慨。

 

隨著機械的高度應用，挑山工這個存在了1000多年的職業似乎已可以退出歷史舞臺，但馮驥才認為，目前人們能享受到的便利，比如纜車等機械的每一個構件，都是挑山工挑上去的。“但這樣的付出沒有任何記載，我們總是説應該學習挑山工的精神，但這個職業卻馬上就要消失了。這是我們欠他的，所以我覺得給他們做一部口述史，把這樣一個職業1000多年來的命運記錄下來，是我作為一個作家的責任。”

 

身為一個作家，馮驥才敏感於精神。在他的俄羅斯見聞中，除了所有遊記裏都會出現的景點景觀、風土人情、藝術作品之外，馮驥才捕捉的是國家與民族的精神。在他看來，2002年他發現俄羅斯人在精神自信上還有些茫然混亂的情況，而此次造訪，他認為現在的俄羅斯人之所以可以散漫隨性、大大咧咧，在不算富裕的情況下還保持自信乃至傲慢，在於他們的俄羅斯精神已經回歸。

 

“莫斯科除了一部分大款開名車，多數車還是比較破的，但在他們那兒的年輕人，並不會攀比車的好壞，在他們看來，車就是一個代步工具。這讓我感到很慚愧，我們的土豪精神已經普及在人的思想中了。”馮驥才説。

 

因為長期關注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城市與農村也是馮驥才的關注對象，在他看來，當下人們太過關注城市，“比如我們對春晚的評價，主要都是來自城市人的評價。但事實上，看春晚的更多是農村人。而我們卻要按照城市人的標準，尤其是城市裏年輕人的標準來設置它的節目。這是不應該的。”

 

此前，馮驥才每年幾乎都有關於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的提案，而今年的兩會提案他也已經準備好了：有關少數民族的被邊緣化。“最直觀的，從1950到1980年代，我們一直可以看到少數民族題材的電影，但現在呢?我們在無意間就對少數民族邊緣化了。甚至出現了苗族為了吸引旅遊業，在自己的寨子裏蓋侗族的樓的情況，完全從利益出發，不尊重民族文化。以至於眾多燦爛的民族文化，現在已大量消失;在社會轉型進程中，我們失去了太多的少數民族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