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故宮展出的文物保護修復技藝特展。本報記者 和冠欣攝

 

修復後的乾隆禦稿箱

 

河南博物院紙質研究室主任甘嵐（左）在修復受損書帖。

 

十天前迎來90歲生日的故宮博物院，著實為藝術愛好者端出好幾盤“大菜”。屢屢刷新排隊耗時紀錄的“石渠寶笈特展”自不必説；陳列于神武門城樓的“故宮博物院文物保護修復技藝特展”，雖然熱度遜於前者，卻也頂著“第一”的光環——這是故宮首次以“文物保護修復”為主題，舉辦的綜合性修復技藝和成果展。

 

藉此展覽，人們不僅可以清晰看到一件文物“舊貌換新顏”的過程，還能感知到平日裏隱身展品背後的“文物醫生”的存在。別看他們大多極少露臉，這可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群體，但凡館藏文物走向展臺前，都會由他們過一道手，為文物“療傷”，然後讓“康復者”亮相，更有甚者，近乎“起死回生”。不過，在“鬼斧神工”的獨門技藝之外，文物修復還面臨不少難度更甚的現狀，諸如，不時有人喊著人手不足，卻又總處於留不住人的境地；在現有職稱評比體系裏，處處受制。這些成天與國寶打交道的人們，享有的待遇卻與國寶隔著好幾條街。

 

1. 妙手回春的“魔術”聖手

 

“最難的環節就是拼接，就像玩拼圖遊戲一樣，只能用鑷子夾著小碎片一點點去嘗試。”

 

駐足故宮神武門展廳，不時能聽到諸如“宮裏藏品也能毀到這個地步”的唏噓。這也難怪，人們尋常見到的都是些整飭完畢的光鮮品，冷不丁將“整形”前後作一對照，生發感慨也屬正常。

 

要説修復前後差異最為明顯的，當屬高4米多、寬近3米的《董誥山水貼落》。據故宮文保科技部書畫修復組組長楊澤華介紹，這件原本藏于乾隆花園符望閣的絹本，曾經散落為上千塊碎片，有的碎片還不如小拇指甲蓋大，經過修復師有如魔術般的聖手，如今再看上去已是裂痕全無。

 

一堆碎片，加之缺少原作的尺寸信息，要想修復如初，難度不言而喻。作為國內藏有古代書畫最多的文博單位，故宮擁有一整套傳承下來的傳統書畫修復技藝，不過，由於這件作品尺幅信息缺失，修復組只得另尋他法。最終擬定的方案是：先加固那些稍加用力就會碾成粉末的碎片，然後再一塊塊地拼接、壓平，最後做全色處理。“最難的環節就是拼接，就像玩拼圖遊戲一樣，只能用鑷子夾著小碎片一點點去嘗試。”話雖説得輕巧，楊澤華深知背後艱難。因為整個拼接過程相當於將幾千塊小碎片還原進十多平方米的畫作裏，而且，並沒有明顯的規律可循。最終，集數人之功，歷經數月，原作終於恢復當初神韻。“要修復一件受損古書畫，時間短則一兩個月，長則數年之久，如果要細數中間修復過程，可以列出的工序多達六七十道。”在河南博物院從事書畫修復三十多年的甘嵐，前些天還特意帶著部門年輕同事到故宮參觀了修復特展。

 

除了古書畫裝裱修復，此次集中展示的文物修復技藝還有古書畫人工臨摹複製，木器類、紡織品類、漆器類、青銅器、古陶瓷、古鐘錶、百寶鑲嵌類修復技術，以及囊匣製作工藝。用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的話講，這次修復特展是想讓更多人認識故宮的“文物醫院”，也就是故宮文保科技部。

 

據了解，上世紀八十年代，故宮博物院組建了文物修復工廠，直到八十年代擴建為文保部。現如今，這支宮墻內科技含量居前的隊伍共有各科“醫生”一百多人，負責為院藏一百八十多萬件文物延年益壽。這樣的人員規模不僅在國內文博系統居首，也組成當之無愧的“文物三甲醫院”。如果將傳統的文物修復技藝歸為“中醫”，現代的科學技術就屬於“西醫”，修復過程中，往往需要中西醫結合治療。此次展出的一件沉香雕羅漢壽字插屏，就是“醫生”們通過給插屏做X射線CT照相，才最終探明內部結構，並據此開出“藥方”。

 

2. 兩千人面臨一千多萬件文物

 

“以現有人員規模，要修復全部受損文物需要上千年。”

 

有這樣一組數字真實又殘酷地揭示出國內文物修復行業的生存狀況。據國家文物局調查顯示，全國文物系統三千多萬件館藏文物中，半數以上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損，接近兩成屬於損毀嚴重。而國內真正從事文物修復工作的技術人員，也就兩千多人。而文物修復最大特點就是“慢工出細活”，耗時數年修復完成一件文物的例子，比比皆是。據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文物保護與修復中心研究員詹長法估算，“以現有人員規模，要修復全部受損文物需要上千年”，這還不包括修復過程中，又産生新的待修品。

 

四十齣頭的古陶瓷修復專家李奇在二十年裏，主持修復了近千件瓷器，其中就包括國家一級文物、辛亥革命博物館所藏寶貝——孫中山生前受贈的“索耳八角花盆”，而且，這些物件的修復絕大多數由他獨自完成。“不是我不需要幫手，而是實在難以找到得力助手。”在他看來，文物修復不同於普通物件，往往是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外行人眼裏，文物修復可能就是修修補補，粘粘貼貼，其實學問真不少。”李奇説，一個優秀的修復師如同“全能選手”，既要懂繪畫、雕塑，還要掌握化學、物理、材料方面的知識。而如此高要求的綜合素養，必然導致人才成長緩慢。據了解，當年和他一道參與學習修復技藝的，大部分已然放棄。

 

也正因為文物修復專業人才緊缺，一些被修壞的案例頻頻見諸報端。遼寧瀋陽雲接寺清代壁畫修繕，所用方法竟然是在殘損壁畫上“重繪”了一幅新作；前些年圓明園首批破損文物遭遇的“試驗性修復”，不僅部分文物被無故塗抹上金漆，就連修復出來的紋飾圖案也無據可循。有人笑稱此等做法“如同文物販子在作假”。

 

為了防範出現不可逆的“損毀性”修復，南京博物院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研究員徐飛認為，關鍵還在於加強專業人員配置。據他介紹，其所在部門人員共三十多人，實際動手修復的接近20人，而這已經是江蘇省規模最大的一支文物修復隊伍了。“可以肯定，單單依靠這些人，館藏文物一輩子也修不完。”

 

人手緊張是國內每家博物館都面臨的問題，故宮博物院也不例外。據了解，此次故宮推出的“修復特展”，除了本館修復人員參與外，還從社會上借調了不少非遺傳承人和修復高手。“他們中不少人的祖輩，原來就是宮中能工巧匠，此番‘進宮’參與修復，頗有點回家的味道。”在國內資深修復專家、中國文物學會文物修復委員會秘書長賈文忠看來，不少國家的文物保護已進入預防性階段，而國內由於缺人手，依然停留在“快不行了才去救”的應急階段。

 

3. 民間修復市場處於無序狀態

 

“我買入的價格不到十萬元，對方開出的修復價格竟然也是這個數。”

 

儘管人手不足，館藏文物尚有專業人員保養、修復，那麼，民間藏家手裏的殘損文物應該找誰修復？近些年，伴隨民間收藏的興起，這成為一個愈發難以回避的問題。“博物館一般不會承接社會上的文物修復工作，主要原因還是自身的活計都忙不過來。”賈文忠説，近些年市面上陸續出現了民營修復公司，不過，由於水準良莠不齊，並沒有與市場需求對接上。

 

這些天，家住望京阜通西大街的盧志永隔三差五就往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跑，他想嘗試“聘請”館內油畫修復師給自己幫點忙。原來，他一年前遭遇了一樁倒楣事。家中一幅祖傳油畫由於保存不善，出現了不少黴點，他特意跑到琉璃廠請來一位民間古畫修復師，經過對方一番捯飭，黴點的確不見了，畫面也光鮮不少。不成想不出半年，畫上就出現大塊色塊剝落的情形，不僅一萬多元的修復費打了水漂兒，畫作也難保。

 

有人擔心自己手中的寶貝被生手損毀，還有人被修復公司開出的高額價格所嚇退。在圈內小有名氣的藏家劉先生在拍場“撿漏”得到民國某書法家的作品，“我買入的價格不到十萬元，對方開出的修復價格竟然也是這個數。”為此，他只得放棄修復的想法，坐等新的買家上門了。

 

“一幅價值百萬元的古畫，花個幾萬元修復還能接受，但十幾萬元的藏品卻要數萬元修復費，絕大多數人就會打退堂鼓了。”賈文忠介紹説，十多年前他就提出過一個修復費用的計算公式，即根據標的物的估價收取一定比例的費用。“不過文物修復的基本模式都差不多，不會因為你的估價低就少收取費用。”他建議，行業主管部門可以對民間修復機構按照資質等級劃分修復範圍，可以考慮設立“文物修復大師制度”，“估價高的可以送往那裏修，就像在醫院掛號一樣，你可以選擇專家號，也可以選擇普通號。”

 

60歲的于愛平就是上海古陶瓷修復圈的“專家號”，幾年前從上海文物商店退休後，她開辦了自己的修復工作室。“博物館可以考慮抽調一部分人力支援民間文物修復，最起碼可以組織專家搞一些培訓。”她回憶説，二三十年前還經常有各種古陶瓷修復培訓班，國內很多從事文物修復的專家都是那時成長起來的。後來由於經費等問題，類似的培訓活動已難覓蹤影。“現在幾乎每家博物館都擁有近乎相同的專業設備、儀器，事實上，除了極個別藏品豐富的大館，很多設備是閒置的，完全可以按照某地區出土文物的特色，將某類設備集中一處，建立幾個大型修復中心，予以最大化利用。”賈文忠説。

 

4. 修復師工資曾是院長的兩倍

 

“三星堆博物館有個修復青銅器的小夥子，單位把他當作重點培養對象，可人家偏偏辭職跑去修空調了。”

 

國內文物修復人才相當稀缺。賈文忠介紹，老一輩專家有的離世，有的退休，絕大部分已經不在崗位；中青年一代不少人中途選擇轉行，而年輕一代又因為評職稱、待遇不高，沒什麼積極性。據他描述，二十多年前，受國家文物局和中國文物學會委託，文物修復委員會評出過一份“名師榜”，裏面囊括了從事文物修復、保護工作工齡30年以上的老專家共80位，如今名單上的絕大多數老師傅已經故去，其中就包括他的父親賈玉波。

 

在賈文忠印象裏，父親那一輩人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趕上了好時候。那時北京建了十大博物館，裏面很多文物都損壞嚴重，需要能工巧匠修復，因此全國有名望的修復人員都集中到了各大博物館，而且享受的待遇相當不錯。“故宮當年從上海請了一位裱畫師傅，他的工資是當時故宮院長的兩倍。”賈文忠説。

 

相比曾經的輝煌，賈文忠認為修復行業如今的地位與當年還有差距。“主要還是評價體系變了。當年是看誰能把活兒幹好，現在基本上是以職稱為導向。”在他看來，修復人員在博物館體系裏屬於最基層，“從最初設置的‘修復工廠’就可以看出來，是‘工匠’身份，評職稱當然會落在科研人員後面。”他説，“都説新聞編輯是‘為他人做嫁衣’，好歹在新聞版面上可以署名吧，你可曾見過修復好的器物與哪位修復人員的名字相關聯？”在他看來，那些憑藉高超技藝修復好了諸如《清明上河圖》這般國寶的，卻並不能被當作成果，必須得發表研究文章。為此，文物修復委員會推出了一本名為《文物修復研究》的學術刊物，專門消化同道中人的發稿需求。

 

原本就人手緊張的修復行業，卻一再陷入人才流失的境地。“三星堆博物館有個修復青銅器的小夥子，單位把他當作重點培養對象，可人家偏偏辭職跑去修空調了。”年過七旬的楊曉鄔被譽為四川文物修復“第一人”，三星堆出土的成百上千件青銅器，一大半是他修復的。在他看來，這種現象最直接地反映了行業的無奈。“我們看得見大量國寶，卻往往忽略了修國寶的人。”王琛是河南博物院文保中心傳統技術研究室主任，儘管修好過河南博物院“九大鎮院之寶”之一的“雲紋銅禁”，只有高中學歷的他依然只能被評為中級職稱的技師。

 

北京聯合大學是本市較早開設文物修復專業的高等院校，據該校應用文理學院教授顧軍介紹，由於缺乏師資，學院設置的多個文化遺産類實驗室，利用率很低。他建議，院校聘請人才應當突破以學歷為主要依據的規定，以實際需要引進。

 

“與中國的稀缺狀態不同，文物修復在西方已經成為一個社會性職業。”詹長法建議，中國也應該鼓勵更多的能人通過一定準入制度參與到文物修復當中，促成修復師的職業化，或可打破文物修復的人才瓶頸。

 

延伸閱讀

 

文物“中西醫”

 

話語權之爭

 

秉持傳統修復的人就像中醫，“望聞問切”一環不能少；倚靠科技手段的人如同西醫，需要動用X光手段作檢測。由於雙方堅守的文物修復理念不同，而讓國內外專家長久陷入話語權之爭。

 

西方文物修復理念遵循的一個重要原則，即可辨識性原則。具體而言，是指修復部分與文物本體應該有所區別，遠觀不致導致整體不協調，近觀則應能肉眼辨別出修復痕跡，因此，在國外看到文物修復品打著“補丁”，當屬見怪不怪。而“修舊如舊”的準則，如同懸在國內文物維修師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追求的是修復品無限接近原作。

 

據賈文忠介紹，中國傳統修復技藝上的修復，係美術修復、陳列修復和考古修復中的美術修復。比如，書畫修復和陶瓷器修復在補全的基礎上，還會以做舊、全色作為修復的終結；青銅器修復最終也會以作偽銹而告終，對修復補配好的部位從裏到外都要做上銹色，加以掩飾修飾。如此做法，無非是讓修補復原之部位與器物本體部位“渾然一體，補處莫辨”，進而讓參觀者無法識別到修復痕跡。事實上，這一高超技藝歷來還被用來衡量傳統修復技師的水準高下，往往也是修復技師安身立命的法寶和絕活兒。但是，如此絕活兒在西方修復者眼裏，卻被認為損壞了文物本身的原真性，會給觀者傳達錯誤信息，故而將其稱為“過度修復”。

 

用“誰也瞧不上誰”來形容中西方修復界的現狀，並不為過。國內修復界對西方修復中國文物的方式也頗有微詞。據賈文忠介紹，西方修復人員對金銀器和青銅器進行修復時，習慣將器物表面的綠色銹蝕全部除掉，對青銅文物則實行封護處理，但易使其顏色變深。這些在國內的傳統修復界看來，都是無法接受的。

 

賈文忠認為，在與國外文物修復理念保持交流的同時，還要對咱自己的修復理唸有信心。他舉例説，青銅的東西去銹，用科技手段先進儀器可以做到，可如果碎成一百多瓣，想要修復如初就必須用傳統手段了，“尤其對於青銅器、中國書畫等中國獨有的藝術形式，修復技藝應該儘量用中國傳統的方法。我們老祖宗的那套技藝就是建立在他們熟知的材料基礎之上的。”

 

（記者 陳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