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經濟猶如帶刺玫瑰

這兩年，分享經濟火了。有車一族將私家車接入打車平臺，就能兼職幹專車、順風車；房主把空閒民宅放上短租平臺，就能做起賓館生意；甚至，你若願分享停車位、廁所，也能通過互聯網尋到應答者、賺點零花錢。憑藉新的商業模式，國外的Uber(優步)、Airbnb(空中食宿)席捲全球，國內的滴滴、易到等打車平臺，小豬、螞蟻等租房平臺，丁丁、有車位等停車平臺也風生水起。

火了的分享經濟也沒少惹火上身。前不久，北京一位兼職順風車的私家車主強姦了女乘客，引來坊間不少質疑。諸如此類的法律案件和交易糾紛，眼下並不鮮見。新模式還撥動了傳統從業者的神經：一些的哥因不滿私家車搶活而集體罷工，一些國外酒店也攛掇當地封殺租房平臺。

既受青睞，又惹麻煩，分享經濟就像一枝“帶刺的玫瑰”。一方面，它看上去很美：對提供者來説，與他人分享使用權，既沒失去所有權，還能創造價值；對使用者而言，選擇更豐富、價格更低廉、消費更便利、信息也更透明；而站在全社會看，閒置資源盤活了，資源消耗減少了，供給規模做大了，還能解決部分就業。可另一方面，它摸上去又很扎手：個人經過簡單的資質審核能接入平臺，拉低了入行門檻、推高了安全風險；市場供給短期內激增，動搖了行業固有秩序，甚至加劇失業。

對於飄逸著芬芳的艷麗玫瑰，我們沒理由繞道而行。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要“發展分享經濟”，就是為它正了名。然而，要讓分享經濟正名之後走上正軌，就得頗費些思量，解決好它的負外部性問題。

最大難題之一是對傳統行業秩序的挑戰。需求再無限、用戶也有限，要讓後來者純作增量幾乎不可能。今後，分享經濟越發展，新舊矛盾就越顯化，也就越發呼籲政府“説句公道話”。其實，在競爭格局多變、技術更新加速的迷局之中，你很難簡單算出支持哪方能增加就業崗位和GDP總量，政策再高明也敵不過眾人用腳投票的選擇。對監管者來説，最理想的辦法就是當好服務員，管好該管的，剩下交市場。

哪些該管？損害消費者人身財産的風險當然要管控起來，甚至嚴管。眼下，有些平臺企業為了盈利擴張，在把關審核上打馬虎眼。這就需要完善法律和制度，讓平臺負起主體責任來。當然，方式不妨靈活些，可以是通過嚴厲的事後追懲讓其不敢漠視風險，也可以是通過信息技術手段將企業實時運行平臺納入監管等等。

哪些不該管？可能挫傷創新積極性的往往就不該管。新模式畢竟不同以往，若拿一把老尺子量到底，就很可能長不大。比如要求大量兼職者與平臺簽訂正式勞動合同、強制專車與計程車一樣8年報廢，或要求民宅也具備與賓館同樣的經營資質等就值得商榷。又如，違背市場規律、打壓成長空間的措施也沒必要出臺。分享經濟體量越大、成本越低，也就越發彰顯分享的本意。因此，既然要發展天生有做大衝動的分享經濟，那就應遵照市場規律，不要總操心誰會一家獨大、給市場份額劃什麼杠杠，畢竟我們要反的主要是壟斷行為。

玫瑰惹人愛，帶刺令人憂。要想既嗅花朵之香，又避扎手之痛，就看你捧得是否巧妙了。(劉志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