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兩次駁斥日本詩人侵華狡辯 大讚中國古詩

“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世界以痛吻我，要我報之以歌”……印度詩人、亞洲首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泰戈爾的詩作中，有大量中國讀者耳熟能詳的優美句子。同樣，從泰戈爾寫給親朋、同行的大量信件裏，也可一窺其東方哲思以及對美與和平的不懈渴求。日前，《泰戈爾書信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該書編譯者、知名翻譯家白開元談到，這是國內首次整理出版編譯的泰戈爾書信選集，書信中不乏泰戈爾與中國的情緣交集，他曾讚揚中國人民在抗戰中“所表現的英雄氣概，是一部宏偉史詩”，並預言“經過艱難卓絕的鬥爭，勝利的種子正播入你們的心中，並將一次次證明，它是不朽的”。

兩次駁斥日本詩人野口侵華狡辯

抗日戰爭爆發後，日本詩人野口利用私交寫信給泰戈爾，美化日軍侵略，為日軍“三光”政策作狡辯。但泰戈爾立場堅定，稱“在戰爭狂熱的熏染下，某些領域卓有創見的藝術家竟陷入迷惘，天才人物竟把自己的名望和真誠供奉在戰爭魔鬼的祭壇下面”。這封1938年9月1日的回信中，泰戈爾駁斥野口所説侵華是為“在亞洲開創一個新世界”的謬論，泰戈爾直言日軍正在“對中國婦女和兒童狂轟濫炸，夷平一座座古老廟宇和大學”。

“我不贊同把藝術家的職責和良知截然分開，但知識分子不能時時做到明辨是非。荒唐的論據後面，隱藏著效忠本民族的變態願望。被這種願望迷惑的當代知識分子，吹噓他們的理想主義，誘逼本國人民走上毀滅的道路。”同年10月27日，泰戈爾再次給野口回信直言不諱，“我不相信把別國權益和幸福當作犧牲品供放在本國祭壇上的行動是愛國主義……侵略者如不首先停止進攻，我如何呼籲中國人停止自衛？”這些擲地有聲的話語生動勾勒出泰戈爾的愛憎分明、充滿正義感。

訪華期間自比“轉達問候的西南風”

1924年4月至5月期間，泰戈爾應邀首次訪華，並輾轉多個城市發表演講。1924年4月22日在濟南寫給老友法尼布松的三女兒拉努的信中，泰戈爾分享了他的見聞與激動心情，“一路上我不停地發表演講。我彷彿是西南風，所到之處，轉達印度春天的問候”。

信中他還描述了數日前抵達南京演講時發生的一次意外經歷。“剛講了兩三句話，忽聽到咕咚一聲巨響，演講廳顫動了一下……在聽眾的重壓下，我的講臺上方的樓座，突然下垂了四五英寸，僅靠幾根柱子支撐著。”這位文豪自嘲道，“坍塌的話，一瞬間我就遇難了。我頭上落下的，就不是花瓣之雨，而是男女聽眾的軀體之雨了。”不過詩人隨即在信中表示，“奇怪的是，大家都説這是我最精彩的一次演講。”

同年的5月20日，泰戈爾在北平寫信給拉努，評價“東道主的接待，無懈可擊”。並談到，“幾個世紀之前，印度僧人們翻山越嶺來到中國傳播佛教。從那時起，心連心的紐帶，使中國與印度歷史密切相連。中國朋友告訴我，我這次訪華，為印中交流史增添了新的一章。聽了這話，我全身的疲憊頓時煙消雲散”。泰戈爾告訴拉努，人類歷史上，戰爭以浸透鮮血的字母，寫了許多篇章。但以肝膽相照的各國民眾的純潔心聲書寫的歷史篇章，是最神聖的。

中國古詩“可輕易與新時代的生活交朋友”

1926年起，阿米亞任泰戈爾的文學助手和國際大學教授，兩人交情甚篤，頻繁書信交流對於文學創作的看法。1938年2月21日，泰戈爾寫給阿米亞的信中，對中國古代詩歌不吝讚美，“中國古代詩人的吟哦中，很容易看到人生旅途中每天行走的路上邁出的每一步，可我在其他國家的詩作中從未見到”。

他還比較了中國古詩與一些“膚淺”的現代詩作，認為前者“雖題材普通，但不膚淺，不加雕琢的真情實感毫不費力地表現出來”，後者則“不承認有必要用樸素之美的點金石，點觸普通題材，使之具有非同尋常的意蘊。他們輕視修飾，可這種輕視，就是他們修飾的傲慢。他們的作品中毫無以樸實眼睛觀察到的普通生活的美。”結尾處，泰戈爾深情感悟：“當時光悠閒地流淌，我突然體悟，我讀的這幾首中國古詩，越過遺址數千年簡樸生活的清晰痕跡，可以輕而易舉地與新時代的生活交朋友。”

文匯報記者 許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