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綱問題回歸法治才是正辦

台灣《工商時報》14日社論説，蘇迪勒颱風橫掃台灣，災情不小。唯幸者，反課綱陣營在災前退場，媒體焦點終於從人為抗爭轉向天災控管；這次，也終於少有人批評颱風假放得不對，因為家家戶戶多少都有災情要善後。從正面思考，這場籠罩全臺的超大風雨，就像一劑“政治激情”的退燒針，但願能讓朝野回歸冷靜，因為除了政治鬥爭，台灣當前還有更多重要的挑戰要面對。

我們之所以要特別提到“反課綱”與“颱風假”，在於這兩者代表了兩種令人憂心的台灣現象。前者仿傚318學運，企圖以少數顛覆多數，危及“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精神；後者則反映政府的管家婆作為經常不被領情，執政者自認在各方面為民著想，卻鬆懈了人民的風險意識與責任感，同理適用在台灣父母對待兒女的態度。愛之適足以害之，刁民與媽寶都不是一天養成的，如果不及時扭轉，台灣社會將陷於卸責諉過的惡性循環中。

東亞的近現代史經歷殖民與戰火，殖民者/侵略者與被殖民者/被侵略者之間存在複雜的恩怨情仇。殖民者/侵略者淡化自身犯行，被殖民者/被侵略者強化民族意識，都是可以理解的現象。但鮮少像台灣內部這樣，對於當年的殖民者竟存在憎愛分明的兩股勢力，進而又分別與統/和中友日、獨/反中親日的政治理念結合。因此，當韓國正計劃將教科書的主導權收歸國有之際，歷史課綱在島內卻淪為“一個台灣，兩種認同”的政爭工具。

平心而論，近現代史觀從來都是為執政者服務，沒有人能宣稱自己代表絕對真理。21世紀的前8年，台灣首次政黨輪替，陳水扁當局以“撥亂返正”為由翻修歷史課綱，過程歷歷在目。同樣的編審流程在陳水扁時代不會被指為程式不正義或黑箱，到了馬時代卻全被污名化，説穿了，就是“雙重標準”在作祟。而“雙重標準”的操作之所以越來越順手，關鍵又在於馬當局畏于社會觀感，在執法上一再退讓，綠營又見縫插針，結果不僅導致公權力不振，更讓法治蒙塵。

事實上，反課綱學運誇大了課綱的影響力，卻簡化了從課綱到教科書再到歷史教學現場的方方面面。首先，台灣社會重數理輕人文，不少高中生早已把歷史課當成睡覺補眠的營養課，歷史老師的無力感又有誰關心？家長肯花大錢讓學生補數學、理化、英文乃，卻很少聽聞專門補歷史。這才是反課綱運動無法引起社會廣泛共鳴的主因。不少從太陽花以降一直為台灣史請命的歷史學者，自以為在創造歷史，卻可能弄巧反拙，讓更多學生與大學系所選才避開歷史學門的“是非”，甚而斷送新生代歷史學者與中學教師的生機。

其次，高中歷史教師當然不乏有心者，有些人教思辨，有些人教信仰，不論課綱怎麼改，他們都不會照本宣科。況且，以前封建時代，禮失尚可求諸野，如今開放社會，多元論述，百家爭鳴，所謂“課綱洗腦論”，根本是欲加之罪。

青年是未來的主人翁，當然有資格表達意見，但青年身為民主社會的一員，當然也有義務守法守紀。日本高中生為了抗議右翼首相安倍晉三強推“安保法”，日前也上街頭示威，但沒人盤據公署進而夜襲破壞，這正是民主法治精神的展現。

反觀新世紀的台灣，街頭抗爭從紅衫軍、白衫軍、太陽花到反課綱，規模一次比一次小，示威族群一次比一次年輕，手段卻一次比一次激烈。不幸的是，此次反課綱學運因為有抗爭者自殺、有抗爭者喊出別讓日本不開心，更有抗爭者公然咆哮父母對“國家”沒貢獻，即使最終“出關播種”，以不幸中的大幸收場，卻已在社會拉扯出一道鴻溝、在兩代間投下一道長影。

更因為台灣社會濫情理盲先於法治，政客好施小恩小惠，經常為了特例而破壞通則，對部分學運參與者的違法行為“高高舉起，輕輕放下”正是顯例。長此以往，無疑鼓勵“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不論政黨再輪替幾次，社會都將處於惶惶不安的危境。

人治是短暫的，唯有制度可持久，然而賤踏法治容易，維護法治艱難。德國總理默克爾日前當面拒絕一位非法移民的“法外施恩”請求，令小女孩淚灑現場，她卻不為所動，那是舉國上下深厚的法治底蘊支撐才能辦到。台灣總羨慕別人能，自己不能，卻從不起而行，政治人物甚至率先知法玩法，教壞囝仔大小，如此發展又如何可長可久？